“大跃进”时期仍不失伟大的年代（一）
现在，国外大多学者几乎都把中国的“大跃进”描绘成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在西方学者的笔下，中国受暴政践踏，文明殆尽，饥荒遍野，民不聊生，几千万民众死于非病。国内虚无主义者为了否定建国后的前30年，也把“大跃进”描写成由毛泽东导演的一场闹剧。因为这种宣传在主流媒体占主导地位，使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后来人，或对“大跃进”真实情况缺乏全面了解的群众，也接受了这种宣传。你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是“大跃进”？他们一定会把把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大批斗、死人与饿肚子联系起来。讲者耸人听闻，听者谈虎色变。一句话，在他们的宣传中“大跃进”时期是一个妖魔化的时代。
笔者是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我曾以童子军的身份参加过大办钢铁和打堤挖河兴修水利的战斗，目睹过“大跃进”中“五风”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造成的伤害，体尝过“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带来的煎熬,还经历了人民公社给我带来的人生变迁，同时我们也目睹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崛起的事实。我想告诉后人，在“大跃进”的三年中，由于急于求成和初期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遭受了重大挫折，又因农业连续三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但又必须看到，在国民经济受挫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罕见的成就，因而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判定，“大跃进”时期仍不失伟大的年代。
凭什么说“大跃进”时期仍不失伟大的年代？
笔者有九大根据（理由），希望能认真体味。
一、工业发展取得了建国后最好的成绩
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区分弱国与强国的标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论述工业地位时指出：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业，不然，我们就会像软骨动物一样，只能在地上爬行。新中国建国初，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比利时是最小的工业国，那时中国工业产量却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谈到工业大跃进，有些人总是讲“全民大办钢铁”的失误说“不”，而无视“大跃进”中国工业创造出空前的生产能力，这是极其片面的。
（一）钢铁工业高速发展
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因而钢铁的产量被世界公认是衡量国家经济强弱的标准。至1957年，以现在宝钢、武钢、包钢邯钢为代表的几十个重工业企业建成投产，使中国钢铁企业基本形成体系，钢的产量达到了535万吨。但如果按人均钢铁的比数，中国仍然是钢铁弱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把“以钢为纲”确定为“大跃进”总的指导方针，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在“大跃进”的三年中，钢铁工业虽然遭遇了“全民大办钢铁”的挫折，但1958年合格钢铁产量从535万吨仍提高到900万吨（有说800万吨），1959年达到1300万吨，1960年达到1800万吨，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的总量。
从1961年起，工业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钢铁工业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钢铁工业战线，精简职工，到1962年底，钢铁行业的职工人数从373.3万人精简至75.7万人。二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了大部分项目。1961年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缩减为11.88亿元，1962年进一步减至5.07亿元。三是大幅度调低钢产量计划指标。1961年钢产量年度计划指标调低至850万吨,实际完成870万吨。到1962年底，钢产量虽然减了下来，但钢铁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和加工各环节平衡关系有所改善。在这三年时期，供应农业用的钢材达到了188.7万吨，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近1倍。二是把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和满足国防工业对尖端材料的需求摆在了突出位置。针对当时钢材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情况，冶金部组织企业加强科学实验研究，提高设备装置水平，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试制新品种，增产稀缺品种。三是加强矿山建设力度，解决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问题。在三年调整期间，矿山投资占钢铁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经过1961—1965年的五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二）现代化制造业在全国兴起
机械工业按其服务对象，可分为工业设备、农业机械、交通运输等机械制造业，素有"工业的心脏"之称，在“大跃进”时期机械制造工业也得到较快地发展。我们不需诸一列举，只要看看当年有影响的“十八个第一”的面世即可窥见制造业的大好形势。
1958年初，（1）第一架民用飞机诞生。（2）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和清华大学合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X53K1三坐标数控机床问世。（3）3月17日，由国营天津无线电厂成功试制出第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4）4月12日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5）7月1日第一个电影胶片厂－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乐凯集团前身）在保定西郊开工兴建，1965年建成投产。（6）9月9日，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600马力）试制成功。（7）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8）1958年6月，第一台电气机车（1500马力），于在湘潭电机厂试制成功。（9）1958年秋，上海电机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0）1959年1月1日，中国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在株洲电力机车厂试制成功。（11）同年l月1日，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2）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厂的前身）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卫星”号试制成功。（13）中国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第一重型机器厂于制造。（14）1958年6月，第一台电气机车（1500马力），于在湘潭电机厂试制成功。（15）1958年秋，上海电机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6）1960年制造容量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17）1958年3月 上海机床厂（即现上海电气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Y7125型（即5892A型）（仿苏）高精度插齿刀磨床。（18）1958年11月27日我国万吨级远洋货轮在大连下水。这些科技含量很高企业的问世，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影视及航海航空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至此，我们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再也不是只会造茶碗、造桌子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会造汽车、造飞机、造电子装备、造原子弹的新时期。
（三）有色金属快速发展
五十年代，中国的核工业、火箭、飞机制造，以及石油化工和各种高级合金钢的生产开始起步，急需有色和稀有金属。但由于国外对提取稀有金属技术严格保密，尤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严加封锁，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迫使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同年七月，国家经委又和冶金部联合召开全国铜铝工作会议，制订了铜铝发展规划。为加强铜铝生产建设的领导，冶金部成立了铜铝办公室。一九五八年一月冶金部决定取消有色工业管理局，改为有色司，并相继成立吉林、辽宁、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甘肃等9个省的地方有色金属管理局。为适应有色金属科研工作的需要，冶金工业部在成立工业综合试验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当时，中国只能生产22种有色金属，通过科技工作者和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掌握了生产单一稀土金属和硅半导体材料等生产工艺，到一九六二年，全部攻克了40多种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提前五年完成了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的科研任务，为工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有色金属产量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30%以上，这是中国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在全国群英会上授与有色金属研究院一面锦旗，题词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九年底，冶金部又成立了军工办公室，统一安排军工和国防尖端各部门需用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从科学研究、产品试制到生产供应实行统一管理。经过努力，相继生产了航空、航天工业所需铝、镁、钛等合金材料，以及核工业、电子工业所用材料和常规武器材料。特别是在战略后方建立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基地，自力更生地解决了全部有色金属的提取工艺，解决了新兴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对新型材料的急需问题。
（四）石油工业迅速凸起
中国是世界上石油丰富和最早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但旧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全国总共只有8台浅井钻机、4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原油产量仅12万吨。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地质理论指导下，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地区。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了工业性油流；随后，石油部向中央写出关于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报告（因发现油田时间正逢10年大庆，故把东部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1960年2月20日，中央迅速批准了石油部的报告，党中央、毛主席热情地支持，并称赞是个创举。
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为了石油工业早日出油，石油大军就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在废弃的牛棚、马厩里住宿办公。雨季，外面下大雨，帐篷活动板房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房里面还在滴嗒滴嗒的下。东北地区冷的早，国庆节前后就下雪，房子不足怎么办? 他们就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挤时间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解决御寒问题。针对副食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养禽等，解决生活困难。在生产方面，针对吊装设备数量不足和没有公路造成的困难，大庆人知难而上，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硬是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从火车上拖搬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 钻机安装好以后供不上水，就用排长队接传的办法，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打过来，保证钻井需要。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1960年用十一个半月时间打井31300米，而大庆油田的1202钻井队 1961年只用了九个半月时间就打井31746米，建成年产原油六百万吨的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建设速度比苏联同等规模的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快一倍。从1959年到1960年，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一举摘下“贫油国”的帽子。到1976年大庆原油产量达5030万吨，对国民经济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继大庆油田的开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1131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从此中国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结束了靠“洋油”的时代。 随着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与此相联系的石油化工、化纤、塑料等一批新兴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1965年我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由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标志着中国的纺织工业开始向新兴的合成纤维工业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强大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1962—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
二、科技战线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我们抓紧时间，埋头苦干，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主将，组织全国几百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了发展火箭技术的任务。同时嘱托钱学森撰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年4月，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设想，随后，国务院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建立了以聂荣臻为首的航空工业的领导机构，我国火箭技术的研究摆上国防现代化的日程。1957年，中国又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于“大跃进”运动的开局之年，拉开了发展中国导弹技术的序幕。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于1958年5月以苏联提供的p2导弹为样本，展开了以1059为代号导弹的仿制。正当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撤走专家，撕坏合同，给仿制造成极大的困难。面对现实，聂荣臻提出要靠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发展导弹技术的主张，收到毛泽东的赞许，国防部五院认真贯彻聂荣臻独立自主的方针，1960年10月，很快生产出自己仿制出的“争气弹”。同年11月在酒泉基地试验发射获得成功。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地空导弹和海防导弹的仿制，均获得成功。1963-1965年期间多次击落美制v2飞机使用的就是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60年中国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导弹技术的研制面临严重的困难。中国的航天人牢记毛泽东的指示，忍饥挨饿，勒紧裤腰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至1962年独立完成了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使我国航天技术取得了独立研制的经验。几年后中国发射原子弹的导弹就是这个型号。
根据中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以导弹原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的研制上马，并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以钱学森为领军人物的科技工作者，扎紧裤腰带，在忍饥挨饿中默默奋斗，完成了战略导弹的仿制并在仿制的基础上完成了以东风二号导弹的独立研制，经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中国航天人在短短的五年间取得了美国和苏联十几年才取得的科技成果。
以钱三强、于敏、邓稼先为领军核心人物的科技大军，组织了无数次的单项试验，攻克了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为第一声巨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在我国开展导弹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我军炮兵和工程兵战风沙斗严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最困难的1960年和1961年，组建了数所导弹院校，在几大军区组建了五个导弹营，提前做好了组建战略导弹部队的前期准备。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成功后，这五个导弹营迅速扩建为五个导弹团，迎来了中国装备发展史的重大转折。
两弹一星事业被称为中国的脊梁工程。这项脊梁工程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起步的，在“大跃进”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是百分之百的“大跃进”的产物。1988年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但由于保密的原因，中国两弹的发展不能早露，现在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三、文教卫生“大跃进”有效提高了全民族的文明程度
大办教育是“大跃进“时期最为火红的跃进之一。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问题，正式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定为教育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工厂企业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形成风潮。为适应工业农业和各条战线的全面跃进，全国各地建立起各类劳动学校，特别是农业中学在全国各地兴起。最有名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这个大学坚持政治挂帅，宜工宜农，在全国设有几十所分校，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新型人才，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肯定与推广。清华大学认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完成教学的同时，为全国的工业大跃进研制各种革新机械和设备，如设计炼钢小高炉6千多座，解决了钢铁大跃进的燃眉之急。这些革新虽然有许多严重的不足，但对推动工业革命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为地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应用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教育虽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但绝对不能否认，经过这个时期中学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一大批成为国家的栋梁人才。
在“大跃进“运动中，文教战线还有两大运动不能不提，一个是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这两个运动对移风易俗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也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1952年、1956年曾经掀起两次扫除文盲的高潮。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5-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5月又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全国各地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文化补习。当时全国有上百万参加农业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的干部成为扫文盲的师资，通过办夜校、办补习班、办民办学校，解决群众的识字和学习科学知识。这些举措其质量大有可疑，但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批原来不识字的工人农民通过扫文盲运动，达到了能通过阅读学习和掌握生产知识的能力。据统计，1958年扫除文盲3000万，1959年扫除文盲2600万，1960年扫除573万，这为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起到了重大的桥梁作用。
爱国卫生运动是根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发动的。纲要要求，在不同的地区，分别用七年或十二年时间内，基本消灭危害人民群众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等。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把除四害、治疾病、讲卫生作为各级党委要抓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下发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把“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5月5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把“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教育、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文教卫生的主要任务。在“大跃进”年代掀起全国性同时行动的高潮，而且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绩。如危害严重的天花、霍乱、鼠疫在“大跃进”时期基本消灭，就连华佗无奈小虫何的血吸虫病也得到根除，当毛泽东得知滁州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夜不能寐，写了送瘟神的诗，大加赞扬。
“大跃进”时期仍不失伟大的年代（二）
四、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取得新的胜利
为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大力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针对台海危机，在加强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同时，为反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毛泽东还作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决策。这些民兵师不脱产，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要学军事、学政治，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训练落实，使民兵师成为保卫政权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1959年向国庆献礼，民兵表演震惊中外。海岛民兵保卫海峡安全出尽了风头。1960年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看了民兵师的表演后惊呼：“奉劝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打仗，你打不起。”意思是，中国全民皆兵，进入中国寸步难行。
五、在农业战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
都知道农业是受“大跃进”伤害最重的部门。可人们是否知道，为创造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大跃进”年代中国几亿农民进行了举世罕见的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深翻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远远大于长城工程的业绩。从国家统计资料可见，在“大跃进”时期，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经过数年的奋斗，修建成以十三陵水库 、密云水库、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为代表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全为民办 ，建成后黄河下游和华北广大地区解决了排涝和灌溉问题，解决了大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据国家水利统计资料显示，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我国水利建设规模，都创造了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1959年全国共建成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31座，共可蓄水100多亿立方米，建成中型水库10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1200多座，扩大灌溉面积7000万亩，初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面积8万平方公里，初步治理洼涝面积6300万亩，是解放前几千年所累积完成的灌溉面积的2倍。“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发展速度是我国历史上所从来不曾有过的。”据1962年经过核实后的数字，1962年比1957年实际增加灌溉面积5538万亩，这是造福于子孙后世的伟业。
六、交通运输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为代表的近20条铁路建成通车，改善了我国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内路交通，初步解决了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的问题，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七、在基本建设领域，标志中国实力和技术的其它领域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如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也在大跃进年代拔地而起；以武汉长江大桥、三门峡拦河坝为代表的大型工程先后落成，仅此以上这些成就足以表明，中国在大跃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比拟的。
八、城市人民公社”的兴起为探索社办企业的发展闯出了路子。在农村人民公社兴起的同时，城市人民公社也应运而生。城市人民公社以大力发展生产为主，组织和服务于城市人民生活为目标。生产资料实行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在生活上要求集体化。认为，生产方式从个体变为集体是一个大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认为，生活集体化可以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办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大办街道工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主义生活的彻底改造。到1960年7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建立起一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7%。在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宣传提纲中写道：“在街道成立人民公社能够把家务劳动变为集体劳动，把一切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使每个人能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尽一份力量；能够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思想；能够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作用，有利于各尽所能，人尽其才的作用。”如当时“河滨城市人民公社”有71111人，11097户，80多个公共户单位。公社成立后，街道办起汽修厂、五金厂、马板车厂、纸盒厂、淀粉厂、缝纫厂等，在大干快上精神的鼓舞下，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城市到处是轰轰烈烈、热气腾腾的景象。当时河滨城市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比较好，除职工工资还节余70多万元上交区财政。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在组织服务群众方面，公社办了服务站、托儿所、幼儿园、医院、保健所、学校、食堂、商店、敬老院等，这些服务行业不但为辖区居民群众服务，更是为双职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城市人民公社存在的时间比农村人民公社短得多，但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城市人民公社兴办的街道社区企业为城市居民就业的重要渠道，对铸造城市人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风尚起到了重大作用。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活着的也都进入耄耋之年，当谈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侃侃而谈，自豪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九，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同舟共济，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平稳度过困难时期彰显了共产党非凡的执政能力
以上，我们从八个方面考证了“大跃进”的历史成就，从而得出“大跃进”时期（包括三年调整时期）不失伟大的年代。而这些都是物质的。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作为，对“大跃进”不失伟大的年代会有更深的理解。中国进入“三年困难”之后，国内外立即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外，美国和苏修集团掀起反华反毛的大合唱。西方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诋毁“大跃进”，剥夺人权，把中国引入空前的灾难，教唆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策动党的高层取代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的周边印度也乘人之危，借机侵吞中国的领土；在国内一小撮反动派也蠢蠢欲动，说共产党不会搞经济建设，应当让位其他党；蒋介石认为时机一到，立即把反攻大陆的梦想付诸行动。如果用一句成语概括，那时的政治形势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但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主席，经过周密思索之后，果断定下一系列重大决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步步战胜各种困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的情况，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和李富春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八字方针，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体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做主导”，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三年内实现了全面好转。针对人民公社暴露的问题，黄色东把1961年作为全党的调查研究之年，在弄清国情的情况下制定和推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使之后的人民公社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
第二，毛泽东专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同人民同甘共苦，领导全党战胜了饥荒，更深的培植了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的信念。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证实，毛泽东给自己规定在人民生活没有根本好转之前不吃肉。他到外地视察要野菜吃。据纪?奎夫人五**回忆，他和邓大姐一起去看毛主席，老百姓得的浮肿病也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爱喝茶，泡过剩茶还要亲口吃掉。周恩来与民同苦的故事更多，周恩来早餐……喝完粥还要把碗舔了又舔。而他却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资助困难的群众，把人民的冷暖时刻记在心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生活上的节俭，对一位国家领导人似乎不是多大的事情，却让人民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不仅增加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更坚定了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受了很多的苦难，但任凭国内外反动派煽动教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却无怨无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国外反动派和反动学者根本不会相信，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所产生的不可动摇的感召力和由感召力形成的凝聚力。
第三，在国际上中国成功的击败了苏联修正主义。在我们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利用各种机会反击中国共产党，反侮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从1960年以后，苏修利用报纸等媒体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企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家庭把中国共产党清理下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来不打算把国际共运的矛盾暴露给帝国主义。但出于苏修叫板，不得不参与他们挑起的论战。中国曾发表九篇评论文章，使苏修叛徒集团丢尽颜面，赫鲁晓夫被轰下台。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提高了。
第四，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成功地击败了美国和周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渗透和武装的进攻。
从以上九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这样认定：“大跃进”虽然遭受严重挫折，成就仍然是绝对的，成绩和问题相比还是主流与支流的问题。 这个判断是否成立呢？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被学术界公认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若想深研这个问题不妨再读一下《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是怎样评价“大跃进”的。
胡绳的《七十年》写道：“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始的一年多，是继续执行和超额完成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间经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定计划）的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困难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61--196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66年开始）之间的过渡阶段，前后五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以1962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10.9%、4.5%、18%。--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合成氨增长8.7倍，达到148.4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209.8万吨，增长27.9%，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原来说的3700亿斤不包括大豆）的水平。“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工业各方面都有增长，有些方面增长额相当可观。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尤其值得指出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笔者的结论和《七十年》的评价是吻合的。如果不正视“大跃进”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而是把问题无限放大，把支流写成主流，那就不得不给否定者扣上扭曲历史的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