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旁观：英国对华战略“新思维”英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主持的对华军事援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想从英国手里购买一批军舰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当时李泰国正好回英国休假，由其副手赫德代理总税务司的职权。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向赫德表达了买船的意愿，赫德就赶紧向李泰国报告。李泰国又找到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商量策划，最后经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同意，决定批准向中国出售一批军舰并提供训练有素的海军官兵，成立“英中联合海军舰队”。舰队包括六艘军舰，购置费用和官兵薪酬等开支都由清政府出，总共一百七十多万两银子。随后，海军部通知海军上校阿思本，任命他担任这支舰队的总司令。 这件事双方在一开始就没有扯清楚。李泰国对英国政府讲的是“军事援助”和成立“英中联合舰队”，对清政府讲的是卖军舰。清政府以为军舰买回来当然归自己指挥，而英国政府则理解为是一次军事援助行动：清政府出了银子，固然拥有军舰的财产权，但军舰的控制权仍需掌握在英国军人手中——就好像总税务司名义上是中国官员，但需要由英国人担任一样。等到军舰都开到上海了，李泰国才明确告诉清政府，阿思本是舰队总司令，中方不得再任命总司令，而且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不接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 李泰国公开宣称自己的理念：“要恢复和维持中国的和平，就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行动，指挥皇帝的军队，而不是省级地方军队”。 李泰国认为，如果中国要像西方那样强盛和进步的话，必须加强中央政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执行中央的意志。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支国家的、而非地方军阀的陆军和海军。他甚至还向英国公使卜鲁斯建议，把常胜军也直接置于清廷的控制之下，而不接受李鸿章的指挥。[1] 清廷明白其中利害，乐意利用李泰国的海军来制衡湘军，但也要给曾国藩、李鸿章面子。经过跟李泰国谈判，双方议定《轮船章程》，李泰国同意中方可以任命一个中国总司令，与阿思本共同管理舰队，且舰队在作战期间服从作战地区督抚的节制。第一任中国总司令由湘军水师将领蔡国祥担任。清廷又进一步跟李泰国约定：如果舰队与湘军共同攻克南京，那么南京城内的财物，可以拿走百分之三十；如果单独攻克南京，则可以拿走百分之七十——这就是已经准备好要让阿思本舰队去抢曾国藩的功劳了。 曾国藩得知以后，相当愤怒，直接上奏说：《轮船章程》湘军难以奉行，至于朝廷任命蔡国祥去担任舰队中方司令，也不过是徒然受英方司令羞辱而已，没有必要，我已经让蔡国祥不要动，还是继续呆在湘军水师，并建议朝廷解散阿思本舰队，把军舰当礼物赏赐给各国，以打击李泰国的骄气。对阿思本舰队协助攻打南京的要求，当然一口拒绝。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这种做法让）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2]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军事政治斗争的高手，一眼就看出阿思本舰队是来架空他们这种“大吏”的。曾国藩写奏折，总是喜欢话说一半，剩下一半意思留给阅读者自己去揣测，也给各方面势力留下妥协回转的空间，唯独这次上奏措辞强硬、不留余地，那确实是触动根本利益了。李泰国这边，他本人虽然同意了《轮船章程》，但阿思本的任命直接来自于英国海军部，非李泰国所能控制。阿思本拒绝接受《轮船章程》，拒绝中方另外派遣总司令和服从地方督抚节制。清廷被迫二选一。 清廷固然对湘军不放心，但对英国人控制中国的海军更不放心。湘军已经开始围攻南京，镇压太平天国不一定需要这支舰队，相反，跟曾国藩彻底翻脸可能更危险。最后，清廷选择了将舰队解散并交给英国政府变价出售，同时解除李泰国总税务司的职务，由赫德接替。英国后来把这六艘军舰分别卖给了印度和日本，总共卖了100万两银子，转还给清政府。清政府因为“阿思本舰队”事件，总共损失了大约七十万两银子。 李泰国的计划失败了，本人也因此垮台。但他的思路大体反应了当时英国官方的对华战略，就是通过扶持清政府来进一步强化其殖民利益，同时防范地方军事割据，以维持英国在华一家独大的局面。 更懂得与中国各方面力量沟通的赫德上台，继续执行这个战略。赫德很明智的暂时放弃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出手，转而专注于打好手里的海关这张牌。他将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引进海关，从全球高新招募管理人才，制定了合理的薪酬体系，又以严格的考核监督机制杜绝徇私舞弊。海关除了定期给中央财政上交关税以外，其它事务完全由赫德一个人说了算，清朝官员无法干预。赫德将海关打造成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治下最为高效的机构，也就为清政府源源不断的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巨额税收来源。海关税收几乎长期占晚清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清政府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支柱。赫德本人也因此成为清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是清末中英双方乃至中国与列强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协调人，在诸如推动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等诸多大事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对赫德以现代化体制管理中国海关这个事情，后世比较有影响力的看法是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的说法：“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 杨小凯的说法，属于比较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赫德高效管理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为英国政府的对华殖民战略服务的，他能够获得这个职位，本身也就是因为英国在对华殖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英国政府的视角来看，清政府哪怕作为一个傀儡政权，也太腐败太无能了，如果海关由清政府直接管理，它的关税很快就会被官僚们像吸血鬼一样吸干吃净。失去关税的输血，中央政府很快就会在革命者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冲击下走向土崩瓦解，分裂的中国将会被列强瓜分，英国在华一家独大的地位就不复存在。所以，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海关，一方面要为英国对华贸易服务，另一方面也要负责为维系清政府的统治输血。两者都是赫德肩负的重大战略使命。他把海关管理的越是高效，清政府的统治就可以维持更长时间，英国的殖民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的保障。 英国能以一个小小的岛国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其统治集团内部自然是人才济济、精英辈出。赫德便是其中的一员。他很有才干，也很有野心，尽心尽力的履行了自己的使命。除了管理好海关，还在1865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递交给清政府，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出改革建议。这篇文章建议清政府清除腐败、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等等，在清廷高层中广泛传阅，影响力很大。紧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向清廷递交了《新议论略》，观点与赫德完全一致。这两篇文章同时出炉，而且都是英国人所作，而不是法国人、俄国人写的，显然不是巧合，是英国整体对华战略转变的体现。 此后，洋务运动兴起，改革路径在诸多方面都与这两篇文章一致，清朝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比较成功的抵抗了俄国在西北的侵略和法国在西南、台湾的侵略。这种局面恰好是英国人希望看到的。 再后来，日本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清廷再次表达了希望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现代化海军的愿望。赫德也学习他的前任李泰国，向清廷建议，模仿总税务司成立一个“总海军司”，由他担任清廷的海军总司令，帮助清廷强化海防。这一设想遭到了淮军领袖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因为他想把北洋水师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廷再三权衡，还是对外国人掌握本国兵权不放心，把海军建设权交给了李鸿章。结果李鸿章耗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一战全歼。 甲午战争宣告英国对清政府的扶持战略走向失败，清朝进入了被列强瓜分蚕食的新阶段，覆灭进程大大加速。如果清廷把海军交给赫德而不是李鸿章管理，说不定他真能把清朝水军管理得跟海关一样高效，可以压制日本更长时间。至少其战斗力肯定会比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强出许多。甲午战争的结果说明，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比英国人想象的更烂，扶都扶不起来的那种烂。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论略》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应该尽快设立外交公使并常驻英国，从而绕过沿海地方的督抚，实现两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沟通。英国不希望在它和清政府之间存在汉族实权派的代理人，或者说，应该大力削弱这些代理人的权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英国对华殖民新思维的关键目标。 清政府经过内部激烈争议，最终于1867年决定委托刚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担任公使出访欧美。蒲安臣先去美国，再去英国，最后再去其他欧洲列强拜访。之所以先去美国，也有制衡英国的考虑。在各国列强中，美国对华态度最为友好。作为一个通过革命来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新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殖民色彩比较淡。而且它当时力量最弱，还在忙于征服美洲大陆西部和解决内部奴隶贸易的问题，满足于跟在英国后边当“小弟”分享对华殖民利益，没有更多的野心。 蒲安臣代表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份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其内容没有涉及不平等的殖民利益，主要是美国表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内部贸易主权，不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往美国各商埠派遣领事；中美可以互相派遣学生到对方官方学校就读学习（这一条为后来清朝派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创造了条件）；中美两国为彼此人民在对方国家旅游、经商、居住等提供便利和权利保护等。 随后，蒲安臣前往英国。英国女王亲自出面接待，英国外交大臣向使团发布了一份正式的外交照会，其中声称：英国政府“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宁愿和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官吏交涉”。但同时也督促中国政府忠实履行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和财产受到迫切危害。”[3] 英国外交大臣这番话，是英国“对华新思维”的完整体现。在连续两次侵略中国，还绑架中国的总督、占领中国的首都、火烧圆明园之后，突然宣布尊重中国的“独立和安全”。这当然是虚伪的，属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过是“胡萝卜和大棒”交替使用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把清政府打服气了、好处捞够了，一边保留武力威胁“履行条约义务”，一边也开始着手扶持清政府以抵制其它列强来华瓜分势力范围。 蒲安臣使团去到其它列强访问，受到的接待就要冷淡的多。二线列强们对华战略思路比较复杂，一方面乐得跟在英国后边享受不对等的贸易特权，从清政府手中勒索更多殖民利益；另一方面法国、俄国等也在盘算夺取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势力，打破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因此不愿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也不愿意通过外交礼遇来强化清政府权威。蒲安臣在法国呆了半年，条约和照会一个都没搞到，只得失望的离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干脆把蒲安臣当美国公使接待，大谈俄国和美国的交情，绝口不提中俄关系，蒲安臣几次开口都被岔开了话头。德国（普鲁士）这边态度比法国、俄国好一些，因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正在和他的首相俾斯麦积极推动德国统一，无力寻求在中国谋求特殊殖民利益，对华战略以跟着英国混为主。俾斯麦也公开发表了一份跟英国外交大臣照会内容相似的声明。 英国政府对清政府的支持是一种典型的“双赢”。这种“双赢”战略的集中体现就是英国人管理中国海关。以前，清廷各地海关由地方政府管理，只需要交够中央规定的限额，多出来的部分由地方支配。实际管理中，大量关税被地方官员以私征、贪腐等形式拿走了。交给英国以后，英国人掌握了海关税率的决定权，让中国的关税始终保持在极低水平，名义关税税率不到5%，实际执行税率大约3%，同时期欧美列强的平均关税税率则在10%以上。更夸张的是，中国海关还要对中国产品出口征收15%的出口关税，阻碍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在主要大国中，不仅进口关税税率最低，还是唯一一个出口关税比进口关税更高的国家。 显然，列强控制海关，大大的方便外国商品进入中国，而极为不利于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在低关税冲击下，中国境内农村和城镇的手工业从业者大量破产，人民生计受到严重冲击。 郑观应1894年在《盛世危言》中记录说：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关税收入不仅没有下降，还翻着倍的增加。 在这个“双赢”局面的背后，利益受损的除了中国的手工业，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在《天津条约》中，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条件，把中国国内各地自行征收的“厘金”，合并到关税中一并征收，称之为“子口税”。也就是说，洋商货物在内地需要交的厘金，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在征收关税的时候就“代为征收”了，之后再运往内地，就无需再缴纳任何税费。子口税的税率为2.5%，远低于各地厘金税率。这个条款对英国有利，可以降低它对华出口货物的总体税负，也进一步扩大海关的权力范围。与此同时，它对于加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也极为有利。因为厘金的征税权在地方，而子口税的征税权在中央——尽管海关由英国人控制，但这些税金都直接通过海关上交中央财政，无需经过地方。 清政府对这个条款相当高兴：湘军系大佬们拥兵自重，都不愿意把厘金收入拿出来分给中央，但由洋人来开口，问题就好办多了。湘军系的骄兵悍将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对洋人是服气的，知道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好惹，只得妥协认账。此后数十年，英国方面不断加码，强化子口税对厘金的替代，不仅洋商货物，连华商货物的厘金也可以用子口税代替。后来，又把通商口岸50里范围内的各种税收也划归海关代为征收。任何税收一经划给海关，即意味着从地方税变成了中央税。在海关税收问题上，实际上形成了英国和清政府合作，共同打压地方汉族官僚士绅势力扩张的局面。 以强化海关控制为重心的英国对华殖民“新思维”，确实起到了给清政府“续命”的效果。镇压太平天国以后，以湘军系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崛起。清廷中央权威总体下降，但这种下降没有迅速演变为军阀割据。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没有在清末出现。背后的一大特殊因素，就是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所征收的关税、口岸常税、以及代替厘金的“子口税”。这笔每年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收入（1894年海关税收总计2279万两，其中来自鸦片的收入740万两，占了32%），由海关直接上缴中央财政。清廷将这笔完全由中央控制的新增收入，大量投入到购买先进武器、训练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化兵工厂等事业中去，维持了摇摇欲坠的中央权威。1902年，清廷因为《辛丑条约》赔款出现财政困难，列强竟然一致同意提高中国海关关税，增加收入用来保证其日常运行和还款能力，让清政府又苟延残喘了几年。 等到清廷垮台以后，英国人继续伙同其他欧美列强控制着中国海关，他们把自己控制的这笔海关税收作为给“傀儡政府”的报酬：哪个政权愿意且又能力充当欧美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有本事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谁就可以获得这笔数额巨大的收入，从而拥有其他地方军阀无可匹敌的经济优势。此后的蒋介石国民政权，就是依靠背叛革命、投靠英美获得了这笔巨额收入，从而击败其它军阀，在形式上再次建立了一个大一统政权，接替清政府继续扮演对内掠夺和压迫人民、对外维持列强殖民特权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傀儡角色，一直到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彻底推翻为止。 所以，那些认为赫德是一个单纯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雇员，试图以一己之力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看法，实在是幼稚可笑的。中国海关确实在他手里走向了现代化管理，但这个现代化海关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在阻碍中国整体走向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复兴和中国社会现代化最大的敌人，乃是自从1644年以来形成的满汉联合专政的反动政权，是这个政权里的两大反动阶级：满洲蛮族军事勋贵集团和汉族理学士绅集团。到了1860年前后，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方式自行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和这两大反动阶级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出于殖民侵略的战略目标，先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又“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化海关，为这两个反动阶级的统治“续命”。在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以后，又用海关税收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等新型理学士绅政权的反动统治，从而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全面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近代历史上，欧美殖民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并不是他们侵略和打击了清政府，而是他们扶持和帮助了清政府。 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论调，就是近代殖民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列强的入侵阻碍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帮助和推动。 现代文明是个好东西。我们在第三卷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文明先进和落后的标准，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丰富的物资财富供人们享受，可以让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长的寿命。近代科学和工业，以及许多与之相对应的近代化社会治理模式，都有助于在物资和精神两个方面提高社会福祉。对先进的文明成果，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开放包容和乐于学习借鉴的。所以徐光启看到利玛窦的《几何原本》之后，立刻就着手进行翻译，明朝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热潮；明朝的海军在与葡萄牙海盗作战的过程中，发现其火炮技术水平高于自己，立刻就加以学习模仿。先进的东西，中国人一旦知道，立刻就会想要学习，这既来自于人类求知和可望进步的本能，也是我们这个千年文明国度拥有的智慧底蕴。 但是，这个通过学习借鉴西方来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了，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内精英阶层故步自封、目光短浅，整个社会在物资和精神上都极度贫困而且僵化保守。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1644年的北方蛮族入侵，将东南沿海的新兴工商业和市民阶层摧毁殆尽，然后执行了在思想文化上闭关锁国和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恐怖政策，又以忠君理学支持宗族势力建立一套深入社会基层的人身和思想控制体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理学思想与野蛮统治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倒退上千年，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内毫无进步，对外部世界的进步和变化一无所知。中国要从新走上学习西方现代文明、重新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正确道路，首要前提就是要推翻这个野蛮反动的政权，推翻这个政权的两大反动阶级的统治。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学习先进科技、发展先进产业、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热情和才能就会自然爆发出来，迅速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迅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像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的海关这种小事儿，并不需要什么来自西方人的神秘能力，太平军在占领宁波期间，就一直高效的管理着海关。后来，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新中国也没有请英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来代管海关，照样把中国海关搞得至少跟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一样高效。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有内部路线斗争，但在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明成果方面，宗教建国派和世俗革命派之间没有分歧，不管是洪秀全，还是李秀成，一看到西方有先进的东西，都立刻赞同尽快加以学习引进。洪仁玕进献《资政新篇》，提出要从科技到产业到治理模式，全盘学习西方，洪秀全大加褒奖，要求印发全国全军高层人手一份认真学习；李秀成反对洪仁玕想要依靠列强来打击清政府的幻想，但一看到西方的大炮好用，就马上组织人仿制。 中国人民并不缺乏学习现代文明的能力，不需要西方的坚船利炮来教育我们，自己就能分辨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只要我们知道有更先进的东西，就会自觉的、积极的去学习，而且学习能力超强，不让学还要想尽办法偷偷摸摸的去学，学过来之后还要不断改进和创新，争取把这些好东西变得更好。阻碍中国人学习现代文明的，不是中华文明本身，而是满洲反动政权的两大反动集团。从太平天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中间的历史，将反复证明，这两大反动集团决不具备带领中国人进入现代化的能力。殖民列强通过侵略中国，然后将清政府、国民政府扶持为傀儡政权，这中间为了不让这些过于腐朽无能的傀儡政权太早垮台，不得不亲自下场，在一些关键环节比如海关建设、军队训练等方面帮助其实现局部的现代化以提高其敛财和杀人的效率，根本不是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而是为了帮助自己选中的傀儡更好的统治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从而从整体上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对于这些举动，有一些人看不见西方殖民史和中国历史的大势，就海关论海关、就练兵讲练兵，一口咬定列强是在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进而得出“殖民侵略进步论”，就是典型的管窥蠡测、坐井观天。朝菌夕死、不知晦朔；寒蝉夏亡、不识春秋。 本书第三卷后记谈到文明史观的时候，指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会导致文明的大倒退，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会导致文明的进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就可以推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带有很强的文明进步意义。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本书判定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是可以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多寡的标准并不包括用来杀人放火的武器，精神财物则更多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长度。掌握先进科技的文明，如果用这种先进科技来制造更强大的武器用来杀人和掠夺，从而让数量众多的人类被剥夺生命和自由，这显然不能算是先进文明。欧美基督教文明，在历史上长期落后，因为一系列幸运的因素，从阿拉伯人手中学到了抽象科学理论体系等世界其他古文明的科技文化成果，从而实现了科技的爆发性增长。但它们在历史上过于落后，文明的根基很浅，对人类命运和个体自由等问题的认识长期未能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科技进步被主要用于制造先进的武器用来进行殖民掠夺。这种文明与传统中华文明相比，只是在某些方面先进而不是全面领先。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其春秋战国的大混战，大约就相当于欧洲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大混战。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中国人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和人类文明存在的价值，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孔孟的儒家思想，在内部阶级关系上，主张以“仁”来促进平等和互助，每个人只要按照仁、孝等原则生活，就都可以成为儒家君子乃至圣贤；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以“王道”、“教化”来帮助野蛮民族步入文明社会。后来，每一次王朝覆灭和军阀割据的混战，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极为惨痛的记忆，并进一步强化对这些思想理念的认同。理学道学思想将孔孟之道哲学化，同时也走向了僵化，但也保留了传统儒学关注人类个体的“仁义”教化和人类整体实现天下大同等核心理念。宋明时期，心学思想崛起，将“良知”作为人类认同的核心，提出但凡有良知的人类，都可以彼此沟通、共同进步，更将中华文明对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关系的思考推到了一个其他文明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并不主张以掠夺和奴役一大批人以供养一小批人，而是强调众生平等和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这种人文理想以和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实践，对内用皇权遏制军事暴力集团、土地资本集团对人民的过度掠夺，对外建立“天下-朝贡”体系，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并且以“赏赐”的名义为弱小国家和民族提供补贴以维持天下太平。只有在遭遇无理入侵的情况下，军队才执行必要的惩罚和反击。在这个体系下，暴力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科学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农业等经济生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受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这套体系远远谈不上完美。这些盛世也都最终被内部的腐败或外部的暴力入侵所终结，但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与其他任何文明相比，都已经做到了最好，其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美好回忆。 西方文明尽管在科技上超越了中国，其宗主国内部治理体系也有许多创新，但在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个人与集体、国家与民族这些根本性的人文思想上，一直未能超过古代中国人所达到的深度。作为海权殖民帝国的“首都”，宗主国有钱供养一批专门从事人文思想研究的专家，催生了诸如古典自由主义这样顶尖的人文精神文明成果。但这些思想始终未能沉淀成为社会共识，未能渗透到社会基层改变其文明底色，主要作用还是给“文明社会”做装饰品，为列强入侵落后国家提供借口。也就是说，他们公开宣传的文明准则大部分是值得学习的好东西，但这些宣传者自己其实并不真的按照这套文明准则行动。列强精英阶层，以及其大多数普通国民，真正相信的还是弱肉强食那一套简单粗暴的丛林法则，骨子里崇尚的是暴力而非文明。简言之，就是其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速度，未能跟上其科技和生产能力的进步速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超乎常态的发展，但整体而言还处在野蛮状态。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入侵与中国古代的蛮族入侵固然有差别，但主要性质依旧是一个野蛮文明的侵略，而不是先进文明的扩张。贩卖黑奴、建立奴隶制庄园、强迫推动鸦片等毒品贸易以及对亚非拉人民的血腥屠杀等事件，是西方殖民史的主要方面。科技传播只是这些野蛮暴行的附属品。 如果西方人只是开辟大航海路线，然后平等的与世界各个民族交往和贸易，先进的科技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自然的普及到全世界，人类文明从整体来看只会进步的更快，更不是更慢。 近代殖民列强所代表的这种科技畸形发展的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入侵，并非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征服。我们在第三卷里也强调指出：清王朝康乾时期的人民生活固然悲惨，既比不上明朝，也比不上西方殖民宗主国，但跟殖民地人民比起来，仍然要好的多。有些人拿殖民宗主国国内的生活水平来跟整个中国做片面的比较，以此证明殖民入侵的进步性，其逻辑荒谬可笑。列强入侵中国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是为了让中国也变成宗主国。 一个用武力在殖民地建立奴隶制庄园和毒品种植基地、又用武力强迫那些禁毒的国家将毒品贸易合法化的文明，算哪门子的先进文明呢？ 即使是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打击匈奴，不是也比欧洲人侵略美洲要文明得多吗？匈奴长期以来内侵中原进行掠夺，中原政府被迫反击，也只是打垮为止，并没有种族灭绝行动，反而愿意向放弃野蛮掠夺的匈奴人提供耕地、传授农耕技术，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融入更先进的中华文明。美洲人和非洲人并没有劫掠过欧洲，一个被种族灭绝、一个被贩卖为奴。如此显著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说明近代殖民国家的文明发育程度，连两千年前的中国都赶不上吗？ 中国被殖民入侵的后果，除了少数买办精英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可能向殖民地看齐，而绝不可能是向宗主国看齐。宗主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保障，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被奴役基础之上的。中国如果以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片面学习西方的社会治理方式，最后的结果就必然是两极分化：少数买办精英的生活达到宗主国水平，普通人民的生活降低到殖民地水平。中国人民反抗殖民入侵的正义性也就来源于此。少数中国精英极力鼓吹全盘西化、殖民进步论的驱动力也来源于此。 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中国人自己推翻清政府，也会主动学习西方等其它整个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而且把它们跟中华文明一直强调的自力更生、人类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更早实现现代化，还可以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中国和更加公平的世界。西方殖民侵略和满洲内侵一样，都是在阻挡和破坏这一进程，绝不存在殖民侵略给中国“送来”现代文明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一个科技更先进的国家，真心的支持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真心的帮助中国全面学习先进的科技，让中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那才是先进文明应该做的事。近现代历史上，只有苏联这样做过。对于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民才真正的铭记于心、没齿不忘，衷心的表示感谢。而对于殖民列强先强迫清政府签署一系列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再帮助这个丧权辱国、野蛮落后、腐败堕落的傀儡政权建立高效的海关、现代化兵工厂、培训新式军队等行为，我们只有痛恨、绝不感谢。 至于赫德本人的“清廉”，也不过是个虚幻的故事。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收入极高，每年8000英镑，超过清廷亲王的年奉。赫德本人的胞弟、内弟、表弟、儿子、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国海关坐拥高薪工作，属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型。他和他的亲属先后多次以薪水和退休津贴的名义，从海关提取价值75万英镑的银子，约合500万两白银，并把这些钱汇回英国。 赫德还在设立了一个“中国海关驻欧代表”，由其亲信金登干担任。这个金登干实际是赫德敛财的“白手套”，负责在欧洲联系中国洋务运动的各种进口事宜，比如购买机器、军舰等等。赫德到欧洲出差，租住的房屋由金登干联系，然后由海关报销，房屋租金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五倍以上。1875年，金登干接受清廷委托，为中国军队订购火炮和舰船等等武器装备，他当时对赫德写信说： “我已经向克虏伯（德国军火商）、阿姆斯特朗和惠特沃思（英国军火商）公司订了价目表。今天上午，约瑟夫·惠特沃思（公司负责人）来访，他告诉我，他们从不给任何政府雇员以佣金和回扣，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1%-2%给商人，以便补偿代理人在交易当中的花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就会给我们以同样的报酬。” 显然，所谓“从不给佣金和回扣”是一个幌子，约瑟夫·惠特沃思在明确暗示可以给金登干和赫德回扣，比例大概是1%-2%。 在赫德所制定的海关制度里面，收取佣金回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赫德在回信当中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默许了金登干的所作所为。很快，相关的交易得以成行，而金登干作为赫德的“白手套”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这笔回扣。 金登干因为干了这些买办工作，大发横财，他的工资是每年2000英镑，已经相当惊人，但在1893年的一次金融骗局中就被骗走了8万英镑的巨额财产，而且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影响。[4]如此巨额的财富，显然不是靠工资能够积累起来的。 当然，赫德不会降低身价直接“收钱办事”，更不会像清朝官员们一样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海关职位——跟同时期的清政府大部分官僚相比，他敛财的手段要高明的多，敛财数量也比较有节制。赫德本人才华出众、目光远大、精明强干，能够在让自己家族和亲信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确保海关高效运转，很好的完成了英国交给他的战略使命。这也是他能在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上稳坐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2014年，27页。 [2]《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第3887页 [3]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89页 [4]香菜、马前卒，《洋关故事》之一。来自：马前卒的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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