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三章第四节）

裁撤湘军：曾国藩与清廷的政治角力

被授予节制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巡抚之权的曾国藩，陆续推荐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但这三个人一上任就都开始谋求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大听曾国藩的话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然后进了翰林院，也是个理学书呆子性格，生活节俭、为官清廉。翰林院时期，就跟曾国藩相识。后来，沈葆桢到江西做官，遇到太平天国起义，动用林则徐的老关系积极联络各方镇压，屡立战功，深受朝廷和曾国藩重视。1861年，曾国藩邀请他前往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就推荐他担任江西巡抚。

——这里顺便说一句，道光皇帝倡导节俭，效果不彰，后世以为笑谈，编了很多莫须有的笑话出来嘲笑他。但从长远效果来看，其实还不错。道光朝提拔起来一大批生活节俭的书呆子官员，曾国藩、叶名琛、沈葆桢等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都成了顶梁柱。所以我们在第三卷说，道光提倡节俭是没错的，错误的是不能光提倡节俭而不用更严厉的刑罚来处置贪腐。但提倡节俭总是比不提倡要好，皇帝以身作则比不以身作则要好，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因为听了道光皇帝带头节俭的笑话，就以为领导人不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那就大错特错了。

江西是湘军重要的后勤基地，曾国藩让沈葆桢去当巡抚，就是让他干好后勤工作的。想不到沈葆桢到了巡抚任上，竟然翻脸不认人，只对朝廷和江西负责，不对曾国藩负责了。屡次扣押江西解送湘军的洋税和漕粮折银，曾国藩亲自写信索取也不管用。

1862年四月下旬，曾国荃、彭玉麟等部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下，开始包围天京。为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1863年七月时统兵已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沈葆桢此举，简直就是在曾国藩背后捅刀子。

为了维持湘军系内部团结的局面，曾国藩咬着牙忍了，没跟沈葆桢较劲。

但是，沈葆桢得寸进尺。1864年二月，沈葆桢上奏朝廷，请求将江西厘金全部归本省征收使用，不再给曾国藩军营。果真如此，意味着曾国藩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两。这就直接撕破了湘军系人马内部团结的面纱，慈禧十分高兴。

沈葆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有照顾自己“嫡系”的嫌疑。在整体饷银短缺的情况下，挤占其它湘军的钱粮倾尽全力照顾曾国荃部。比如，1863年4月，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先说发了八万两银子和七千石粮食过去，然后吹嘘说：“它营正在载饥载渴之时，弟处已有苟美苟完之乐”[1]。甚至还有已经确定发往其它湘军营地的钱粮，半路被曾国藩截住发给曾国荃的。1864年4月，李鸿章支援鲍超的九万两银子，被曾国藩半路拦下送给曾国荃，并写信说“弟得此项，如贫儿暴富，可过好节矣。[2]”曾国荃因为有曾国藩偏心供应，粮食充足，甚至还开设了赈民局，救济饥民以显示自己的功德。曾国藩听说，赶紧飞书制止，说：“赈局以速停为是，恐外间以弟军甚富也。[3]”

曾国藩的这些做法，有集中资源攻打南京的战略考虑，但照顾弟弟的私心也很明显。攻破南京被视为“天下第一大功”，将围攻南京的任务单独交给曾国荃，让其他部队负责外围配合，也是一种偏心。湘军其它将领内心不满，不便明说，直到沈葆桢这个书呆子出来打抱不平，直接给南京的湘军扣钱，才把内部矛盾暴露了出来。

曾国藩既难堪又愤怒，上奏反驳沈葆桢，威胁说沈葆桢此举导致湘军人心惶惶，围攻天京大局有面临决裂的危险。面对曾国藩近乎弹劾的批评，沈葆桢被迫请辞，但朝廷并未接受，让沈葆桢继续担任江西巡抚。南京军情如此紧急且重要，户部却采取折中调和的办法，决定将厘金一半给湘军一半留给江西。这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在打脸曾国藩，因为之前圣旨明白说了江西巡抚归曾国藩节制的，一见湘军系内部不和，立刻就不认账。

此时，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别带兵，在浙江和江苏进展顺利，有了自己的势力，很多事情不再与曾国藩商议，就直接向朝廷汇报。朝廷不动声色，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实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后来，干脆直接下令让李鸿章带兵去打南京城，抢曾国荃的战功。李鸿章明白其中奥妙，以江苏军务紧急为由推脱拖延，保全了曾氏兄弟最后的面子。

等到南京城破，朝廷第一时间谴责曾国荃放走了城中一千多人。曾国荃想要搞沿途旌旗招展快马向北京报捷的仪式，也被否决。然后，朝廷又要求曾国藩解释南京城中“圣库”财富的下落。种种紧逼，令曾国藩十分难堪。

没过不久，清廷又收到了一份 “大礼”：浙江巡抚左宗棠上书，揭发曾国藩对朝廷撒谎——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并未如曾国藩所说的那样死于南京，而是逃走了。左宗棠在浙江发现了其踪迹，没有先告诉曾国藩就直接上书朝廷。这个事情搞得曾国藩更加狼狈，上书为自己辩护，说左宗棠攻克杭州的时候也放走了不少太平军，南京走失个把人也正常。左宗棠闻讯大怒，又接着上书攻击曾国藩纵兵劫掠南京财富等事。曾左二人从此决裂。

左宗棠是湘军统兵大将，比沈葆桢实力高出许多，有他跟曾国藩翻脸，湘军造反是决不可能了。朝廷对此极为高兴，再次利用此事对曾国藩进行敲打警告。曾国藩则日夜忧心“兔死狗烹”的历史故事在自己及其家族身上重演。前思后想，造反绝无成功的希望，也违背自己忠君理学的信仰，于是决定自去羽翼以求自保。他先主动上奏请求裁撤湘军，又让曾国荃称病辞官，请求回老家修养。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些请求，并同意不再追查南京城财富的下落，又给曾国藩封了一个一等侯爵、曾国荃封一等伯爵。双方达成政治妥协：湘军嫡系解散，换取湘军劫掠财富合法化和曾氏兄弟高官厚禄。

曾国荃有个爱好，就是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请假回家一趟。实则就是把劫掠的财富运回去，购地建房，在老家风光一把。这次走的时候比较狼狈，但南京城里的钱财也没少抢，回到家里，再次狠狠的风光了一下，心情很快好了起来。湘军其它将领士兵的情况也差不多，整个解散过程十分顺利。

接下来，曾国藩被调离两江，负责镇压北方的捻军。

[1]《曾国藩全集》，第20册969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

[2]《曾国藩全集》，第20册1115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

[3]《曾国藩全集》，第20册1099页，转引自《曾国藩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