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卢世源，生于1939年，于1956年被招进当时筹建中的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成为后来的国营武汉印染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当时所谓“合营”，其实已是国营。因为这个原来在上海的厂的老板唐永昌从未来过武汉，他任命的私方厂长也完全被排除在企业权力之外。武汉印染厂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从武汉市其它厂调来。本厂从1958年正式开工，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长达20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大赚其钱，至少在湖北数以万计的国企中，资产利润率可谓鹤立鸡群。每年独家利税始终占武汉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在武汉印染厂工作了三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和全国各地约几千万工人一样被下岗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印染厂是武汉首屈一指、鹤立鸡群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衰败了。它是如何兴盛的？是如何衰败的？衰败后就该破产吗？就该让工人下岗吗？中国国企到底该怎样搞？在被下岗后，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了很多遍，觉得作为中国国企第一线的工人，通过解剖麻雀所思考出关于国营企业兴衰存亡规律的结论，对于中国学界、中国政界、中国国企管理界人士或许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有幸恰好几十年都工作在这家国企，眼见耳闻，乃至亲身参与，体会实践，并且长期琢磨，终于有了一得之见。按照普通的正规学校学习年限的标准，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人力资本不高，因此联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王今朝教授与我合作，把我所知道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思考的整理出来。叫它故事，并非虚假，而只是旧事。虽然我认为它们是真的，确实把它们作为真的来讲述的，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只是事物的一面，因此称之为故事。王今朝教授对我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有很大的认可。它使我确信，这些与改革开放中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根本不同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发现，在中国流行的由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打造的国企改革理论话语中，太多虚假的成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企在各个时期，既有成功经验，也不乏失败教训，本厂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新时代，尤其需要总结中国国企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了。这决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要未雨绸缪，毕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即使我们的故事有不准确之处，也可以收闻者足戒之功。让我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吧！
一、武汉印染厂前身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的故事
这段故事是我的师傅告诉我的。我曾任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一机台的挡车工，生产组长是位上海师傅。“三班倒”上夜班时，只要两人不离机台看着，可以腾出嘴来交谈。他很健谈，我也爱问，可以彻夜长谈而不违犯劳动纪律。所以，才有这段故事。中国今天没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个故事来了。现有的文献中似乎也绝没有关于天一厂的记载。
国营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由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唐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唐先生取天一印染厂之名，是厂借楼名，以壮声威。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唐先生可不是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挂在口头上的人。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人和事，都与“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相关联，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几个奇迹。
一是唐先生在天一厂建立了颇有现代性的管理制度，这可说是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在旧社会，特别是旧上海的企业，在招工上普遍实行工头制。如果有人领头招集熟识的同乡组成工人群体，集体受雇于厂家，那么，这个人就是工头。而这个群体素质如何，决定于其领头者，即工头的管理水平高低。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中曾经描述过包身工。包身工就是被工头骗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饱受工头压榨的工人。然而，天一印染厂有一个大工头，管理着上百的工人，不是《包身工》里那样的工头，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该工头十分注重打造自己领导下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品牌，特别是对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创新，目的是向资本家卖个好价钱。所以，他经常督促手下工人工作精益求精，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天一厂只有唐先生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群高素质的工人，也要有高素质的工头。工头是工人的实际领导者。当然，恐怕也正是唐先生的为人，吸引了这样的工头。这样，天一厂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二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天一厂经营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德国是中国染化料的主要供给国。在二战末期，德国战败之前，唐老板眼光独到，不惜借入高利贷，大量购进屯积了德产染化料。德国战败导致染化料完全断货。后来其它东南亚厂因缺乏化学原料而停工，只有天一厂由于囤积了原料照常生产。又逢日本投降，日货被逐出东南亚传统市场，当地印染布无货可供，价格飞涨。这就使得天一印染厂的产品可以出口到东南亚。因而，中国自近代以来，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开路先锋是机制印花布和染色布，唯一主力军是上海天一印染厂。这本身就是创造了历史。而且，这样一来，天一印染厂就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唐老板发了大财。更可贵的是，他也让职工们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原来，唐永昌深知中国古训“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利益均沾，才是企业振兴之道。客观效果是，天一厂职工产生了投桃报李的主观性，从而形成了劳资双方利益的良性循环。这就让天一印染厂产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在解放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天一印染厂独家捐献一架飞机，一时轰动大上海。当时，天一厂约有三、四百名职工，在企业界，如此规模的厂家有能力捐献一架飞机，全国绝无仅有。更稀奇的是实现这一爱国义举的途径。唐先生作为民族资本家，对于新中国是真心欢迎的。这就使得上海私营天一印染厂很自然地加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而新中国的建立为天一印染厂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现在，人们对“技术革新”一词已经耳熟能详了，但你知道新中国纺织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谁吗？建国初期的上海，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极其低下，一个工人，如果能操作外国机器设备并达到设计产量，就很了不起了，从未听说，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将复杂的洋机器拆开重新装配，由单头进出改为双头进出，使之产量翻倍。这不是异想天开吗？而且，动脑动手的人大多是识字不多的半文盲，连读过小学的人也难有几个。局外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但对天一厂革新者来说，却是他们多年的夙愿，早有准备。原来，天一厂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许多道工序，其中丝光工序是个瓶颈，前后其它工序设备都因丝光机生产进度衔接不上而经常长时间停机。因受场地限制，购买新丝光机增加产能则无处安置。因此，解决这一肠梗阻问题只能是设法提高丝光机产量。工人们对本厂丝光工序短板早已重视，早就对它动起了脑筋。
美国入侵朝鲜后，国家号召支援前线，促使人们焕发出冲天干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将丝光机从原来单头，改为双头进出布，产量倍增，一举解决了前后工序生产进度不平衡问题，利税相应增加。多赚的钱分期付款买了架战斗机，命名“天一号”飞往前线，支援抗美援朝。
有一次，谈到了丝光机技术单头变双头这个革新改造。据他说，天一厂能成功，缘于多种正能量因素，缺一不可。我问，哪一种因素最重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政治因素。“那个时候，人都‘疯’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当时，人们有一种非常狂热的工作干劲。
原来，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最集中的地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然挂在只允许洋人游玩的沪市公园门口。“东亚病夫”的感觉可能上海人体验最深。另一方面，上海崇洋、惧洋和迷洋的社会风气也深入人心。所以，抗美援朝之初，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上海人可能尤甚。谁也没想到，接着发生的战情是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占尽海空优势全副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消息传来，举国振奋，人都“疯”了！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那是顺势而为，自然万众响应。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也正是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响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在洋设备上搞技术革新的第一炮。
同行们闻讯，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欲如法炮制。天一厂也敞开大门，并热情介绍经验。照道理说，后来的仿制比先前的创新技术难度要小得多。但是，当时上海其它多家印染厂全都知难而退，不敢在丝光机上搞能使产量倍增的单改双技术革新，害怕拆装失败后还不了原，机器反而报废了。虽然天一厂的这个经验没有得到推广，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各企业之间，有一种独特而常见的技术交流现象。同一产业技术部门，如果其中一家有了先进技术成果，诸如革新设备，改进操作，提高产量，节省消耗等等，除非是保密单位，其它厂家闻讯，便会由单位开一张介绍信，派人前去学习取经。我就曾多次外出取经，也接待过好几批外厂同行。这种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的技术扩散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整个行业的技术不断地共同提高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仅经过20多年，便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秘诀之一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之间有这种现象吗？几乎没有！
而且，据上海师傅说，抗美援朝捐献，只是天一厂工人们蓄势待发的一个爆发点。在此之前，党的政策赢得了工人们的心。例如，工作时间由12小时改为8小时，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民主选举成立维护工人权益的厂工会等等。但工人们明白，缩短工时会减产，不利于资方，也减少税收，不符合“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原则，难以持续下去。怎么办呢？于是，以挖掘企业潜力、提高效益为目的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工人阶级有史以来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由“苦干”向“巧干”的历史性转变。试问，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种转变可能发生吗？
有人可能以为，这次丝光机技术革新成功而多出的效益能够买来飞机就很了不起了。其实，用之于献机的钱只是小头。它不是一次性的，以后每年都有新增利益，几十年加起来就很可观了。可贵的是，这次丝光机革新成功之后，新增效益除一次性献机和每年多交国家税收外，后续年份因此而多赚的钱，唐先生并没有独吞，而是“二马分肥”。我不知道天一厂劳资双方具体的分配比例，但知道到了50年代中期，中国上海出现了独一无二的人数达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工人群体，就是每户银行存款或其它财富至少有一万元。这数目当时非常令人惊羡。天一厂工会则有40万元活动经费，用以解决职工们生老病死等意外事件的补助，这大概就是中国后来实施的劳保制度的雏形。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印染厂三台双头丝光机中的一台，因年久磨损严重，不能再使用了，便另购新机替代之。我惊奇地发现，新机是单头的，比另外两台几十年前的双头旧机，产能低了一半。我问本厂一位工程师，为何不买产能较高的双头新机？据他说，全世界印染厂用的都是单头丝光机，本厂的双头也是从原来的单头改过来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世界上数以万计的机器品种中，几十年前旧机效能远超新机的品种，大概只有敝厂的双头丝光机了。这应当是创下了天下一绝纪录了吧？
为什么在印染行业，丝光机技术革新，天一厂能创新成功，其它厂却连仿制都没把握？关键在于，与后者不同，前者早有准备，长时期地琢磨丝光工序短板问题，在技术设备上寻求解决方法。工人们这种精神来源何处？从根本上说，丝光机改造的成功，是因为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大约5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曾听知情人说，这一方针是主席所制定，应是中国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一家私人工厂企业里的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工人群众，能否发挥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关键就在于双方的利益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如果两者成正比，利益关系就处理得好。利益关系处理得越好（也就是比例越恰当），主动创新精神发挥得越高。就劳资利益关系而言，因为在私营企业中，利益分配主要由占强势地位的资方说了算，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也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在旧中国，几乎在所有企业，使用的都是低层次的严格管理手段，在这种管理层次下，工人们不可能发挥出主动创新精神。上海天一印染厂的唐永昌老板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例外。他比较完美地做到了“劳资两利”。
第二个关键就是虚实结合，就像两个巴掌才能拍响，缺一不可。所谓“虚”，指的是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如上所述，唐老板的重“予”之术，就把一种主动创新精神注入天一厂工人群众身心之中。在旧上海天一厂工人们对每天都接触的丝光机，很长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琢磨研究，逐步地考虑成熟，终于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七次量衣、一次裁衣”成功。这也是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劳资两利”指导方针的一个典型范例。所谓“实”，则是一定的劳动组织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每个工人都有积极主动创新的精神，但要把它们协调起来发挥出最大功效，还需要组织。“工头”这一行名声不佳，天一厂的劳动组织也叫做“工头制”。1952年，在城市里，曾有过一次叫做“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在企业中作恶多端带有封建黑社会性质的工头。上海也不例外。不过当时在陈毅主政下十分讲究政策，打击的是欺压甚至迫害工人的工头，没有此类罪行的则未挨整，一般也不能再存在了，唯独天一印染厂工头制幸存于世。原来，这种工头制与其它企业所实行的工头制名同意不同，实际上走的是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天一印染厂的大工头叫陈沛霖，江苏泰兴人，他带领的工人被称为“泰兴帮”。51年捐献飞机，天一厂工人正是在他带领下，夜以继日地苦战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功劳卓著，怎能事隔一年就过河拆桥，兔死狗烹？而且，该工头甚至没有“剥削”行为，带领一百多人的工头，综合收入仅比其他工人多一半左右，最高时不超过一倍。与其工人群众关系融洽，可谓亲如一家，并享有很高威望。这不就是群众自发所走的群众路线吗？
真正的群众路线以工人们长年累月常备不懈地努力为特征。企业领导者都希望达到这一效果。然而，他们许多人的行为模式是平常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问题是，即使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无法取得大的效果。这也就使得丝光机改造的成功当时除天一厂外，天下没有笫二家。因为只有天一厂有现成的高素质的工人群体。
但天一厂的经验决不是不可复制的。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人和中国国营企业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东北重工业地区钻工倪志福，青岛纺织女工郝建秀，再后来则是鞍钢的王崇伦，……。从此，由点到面，逐渐扩展开来。工效成倍提高不再是稀罕的个例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工效成倍提高一旦在一个工厂里得到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就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例如，“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全国纺织厂推广实行，使中国纺织业在操作技术方面一下子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扩展速度即使考察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也是少有的。为什么呢？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速度呢？
二、武汉印染厂的故事：从建厂到文革结束
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为了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天一厂迁往武汉，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后又改为“国营武汉印染厂”，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倒闭消失。
（一）我在武汉天一印染厂做学徒的故事
武汉天一印染厂是一家一两千人规模的中型工厂企业。我于1956年进武汉天一印染厂筹建处，随即被派往汉口宗关水厂培训。这家水厂原是国民党“公营”企业，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现在，某些人谈起“国企病”大摇其头，可谓少见多怪。你知道旧中国的“国企病”多么严重吗？我们现在患的病比起他们来，小巫见大巫，简直不值一提。
该厂在旧中国时，厂长是个大流氓，后台很硬。此人整天不务正业，偏爱惹是生非。经常怂恿工人在外打架，打赢了，夸赞你；打输了，则被骂得狗血淋头，要你再去打。厂里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多余的人每值夜班凑在一起打麻将，通宵鏖战于四方城下。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惹恼了国民党宪兵，一卡车丘八前来兴师问罪，机关枪架到了厂门口。全厂职工吓得魂飞魄散。他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镇定自若，安慰众人：“不必害怕，看我如何摆平”。他直通电话打给汉口市长徐会之，说明情况，要求限时撤走宪兵，否则，“全市停水！”徐市长闻之大惊失色，慌忙赶来调解，一场轰动全市的风波就此平息。
如此厂情，据师傅们说，解放后仅一两年就完全改观，企业经营管理焕然一新。例如，要制自来水，从江中抽上浑水后，第一道工序是粗加工澄清。第二道工序是细加工沙滤。原来两个工段，每班12小时工作，每段每班3人，另加轮休和清洁工，共计15人，后改为8小时工作，每段每班1人，加上其他人，共计10人，缩短工时后反而减少了5人。其它工段也类似。这种效率改进不可不谓惊人。
如果说澄清和沙滤两个工段的这项改革有可能是在厂领导指示下进行的，另一项这两个工段的技术革新却是工人们自制紧箍咒主动地往自己头上戴了！以前，工人使浑水澄清的凝结剂投放量原则是只多不少，不影响第二道工序细加工沙滤就行。这样，大部分工作时间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但投放过量会给企业造成浪费。制水过程中，质量与节约是一对矛盾，过犹不及。如何解决？工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经验。他们认为，澄清池出水浑浊度控制在25-40度为宜。这样，既保证了沙滤池进水的质量要求，也最大限度节约了原料。后来，听厂部的人说，原料成本比前降低了三分之二左右。但这样做，就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强度。因为它要求必须在工作时不间断地巡视，根据观察到的澄清池各个部位水文的变化而随时调节投矾量，以保证出水质量符合浑浊度标准。同时，原来因多用原料而从供货商处得到的回扣“奖赏”也没有了。这种主动牺性个人小利，顾全国家和企业大利，显然是政治挂帅发挥了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是具体的，感觉得到，能够影响人心。它反映在许多小事上，不一而足。我因为只在该厂培训一年，时间不长，见闻不多。这里只是仅举一例。
在旧社会，厂里职员和工人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解放后两者地位平等了，职员变成了干部，经常下车间询问工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工作上有什么意见，以便解决和改进。工人们心想：“共产党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看来是确实的。那我们就要做出企业主人翁的样子来”。有一位师傅的口头禅是：“这样子干，才对得起共产党！”
师傅们都很关心时事新闻，却苦于识字不多。有一次开小组会，由我这个学徒读报。有一段新闻，内容大意是说，帝国主义又来欺负咱们中国了。读后，我发现他们脸色凝重。组长是位党员，他愤然说，“大家要加劲干，回击这班龟孙子！”我当时大惑不解，一条新闻竟会引起如此反应。后来才知道，10多年前，即抗战时武汉沦陷时期，该厂被军管。有一个日本管工头十分凶狠，手拿皮鞭，看谁不顺眼，一鞭子就抽过来了。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那种当亡国奴的痛苦，记忆犹新啊！盼望国家强盛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也应当是他们殚精竭虑，拼命工作的动力吧！这不就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切实的反映吗！
我在水厂还见识了另一种形式的群众路线，可用杜甫两句诗概括：“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我们学徒下班时间一到就走了。师傅们则不同，交班者自愿留下来与接班者交谈约10几分钟。谈什么呢？都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遇到的问题，处理的经过，自己的想法，怎样干更好，等等。民主集中，日积月累，意见供厂领导参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方法，从群众中来，经过民主集中，到群众中去，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因为实用有效，该厂效益也随之逐年提高。
我当学徒，原定培训期为三年，但我和其他厂共近10名学徒，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据该厂师傅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你们这些学徒恐怕三年都学不会，因为那时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说，谁会像今天这样倾心传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原来所定的培训期为三年的原因吧！而我不到一年就基本掌握了制水各工序机器设备的操作技术，恐怕就是铁饭碗发挥了作用吧！我一年后学成回到本厂，自己学徒期还没有满，就当师傅带上了几个学徒。那几个学徒在我的教授下，也很快能独自操作机器设备了。因为我这个师傅铁饭碗在手，也无“饿死”之虞，所以教得也耐烦。
现代工业企业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短板，就要影响整个工程。我所在的制水小组，就是本厂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我的学与教都是算术级的常规发展，加起来就要好几年。但实际上，公私合营武汉印染厂从1957年上海拆卸设备，运到武汉，再安装好，1958年就投入正式生产，仅仅一年左右时间。可以想像得到，其中许多环节的建设速度，都是几何级。1950年代，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但在那时，卡车与轿车，喷气式飞机，各种大型机械和重型设备等等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当时不是哪一家工厂仅凭自身力量而能生产出来的，必须得到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有计划的调度协作支援。其中，最关键的是培养新的技术人员，数以万计。他们是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只有两三年，做到满足生产所需？难道不正是依靠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优势吗？
这是在被反毛分子诬蔑为“经济外行”的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国营企业的独特优势。其特点是先进技术能以几何级的速度普及与提高，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只能是算术级速度，因为私人企业里拥有经验特别是拥有绝技的工人一般都把它们看作是自己吃饭的饭碗。多年前，我曾同一位工人朋友交谈。他原在国企工作，退休后又去私企干了几年。据这位技工说，该厂老板非常希望他一直干下去。因为，他是所操作的机器生产线上的技术能手，熟悉机器设备上的性能，出了故障能很快排除，恢复正常运转。廉价雇佣的农民工则不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毛病修好。有一次他病休在家，机器甚至停摆了几天。所以，老板每次遇到他，都是笑脸打招呼，而对农民工，则是爱理不理，表现冷淡。“因为我的剩余价值比他们大，”他笑着说，“我现在才晓得自己肚子里的货值钱，能卖高价，凭这一点，我是不会把技术无偿教给别人的”。没有铁饭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这样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砸碎了几千万工人的铁饭碗，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中国经济增长率没有提高，中国技术水平也没有提高，反而是私有企业大行其道，许多工人失去生活来源，等等。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吧！据说，这种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并没有中央文件做背书。那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没有制止呢？
（二）“旧”工头与“满负荷工作法”的故事
武汉印染厂，在其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期，即20多年内，至少在湖北省数以万计的国企中，却异常地鹤立鸡群，而且是唯一的一只“鹤”（烟草垄断企业除外） 。这是偶然碰巧吗？非也。它保留了上海天一厂的工头制，它的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客观上极其难得地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集体主义原则。本厂正是因为保留了这种特殊的工头制，继上海天一印染厂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创造了第一个“天下一绝”之后，内迁武汉转制为国营武汉印染厂，才能创造第二个“天下一绝”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第一例，迄今为止也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这是我起的名字）。本厂资产利润率之高，堪称是大摇钱树，靠的就是该法。
1961年至1965年，我被调到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任挡车工，在此4年多时间里，都是“三班倒”工作。我还记得，从周一第一个早班起，到周六最后一个夜班止，主要生产大车间几十台机器每周六天，每天24小时，几乎全都不停顿地轰鸣运转，蔚为壮观。从坯布缝头、烧毛、煮炼、开轧、丝光、水洗、再烘干，然后分别印花和染色，一系列工序衔接得十分紧密。只要有一台机器不论什么原因停顿，都将影响到前后其它工序。而这全是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机器，没有一台新的。当然会发生一些故障，但尽量安排在厂休息日检修，使之不影响到工作日的正常生产。据我所知，不仅是我在漂炼车间工作时那几年，从武汉厂1958年正式开工生产，到80年代初，20多年来，本厂主要生产车间都是如此满负荷地工作，实现高产，因而资产利润率傲视天下。
那么，满负荷工作法是怎样创造出来并连续不断地长期实现的呢？我曾经琢磨过，但不得要领。不过，有两件事给我以启示。
一是，我所在的开轧烘小组，挡车工每天接班前，都要往烘房内上十个转动着的哄筒轴承盒内加油。烘房密闭，里面就像一个蒸笼。虽然进去时间不长，只有上十分钟，冬天也会蒸出一身汗。有一年热天，我实在怕进去，想省掉这一次。不料被生产组长——即“泰兴帮”中之一员发现了，他早已盯上我了。问我为什么不加，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油壶钻进“蒸笼”替我去加了。我以后不敢，也不好意思再耍滑了。
二是，我有一天上夜班。子夜时分，外面狂风暴雨。车间主任，即以前的工头陈沛霖忽然匆匆跑来，找到组长，两人嘀咕了10多分钟，他又回去了。我好奇地问组长，主任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告诉我，主任在家已睡了，突然想起本组有一个隐患，怕组长不知情，特来嘱咐注意。组长说他已将隐患排除，主任多虑了。
这位陈主任很有意思。他可能创造与保持了中国国营企业中层管理干部的一项工作时间纪录。别人都是八小时工作，特殊情况下，也会义务加班，但他是10多个小时工作，几乎无一天例外。每天，他都是同日班职工一起进厂上班，下班后回到一墙之隔的宿舍区家中，吃了晚饭又来到车间到处巡视，现场解决问题。所以，只要我是上早班或中班，在这两班时间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别人每天都只上一班，唯独他两班连轴转。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帮”里的人，从工头到“帮”员，责任心与众不同的高超？这就涉及到“经济力学”了。这个“经济力学”认为，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职位高低，技术强弱，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形成合力，以便全力挖掘出国企内在潜力，激发活力，增强它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你知道陈主任超高的工作动力是怎么产生的吗？这种动力来源于政治挂帅因素，党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正确政策，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陈沛霖当年在上海天一厂带领一帮工人改造丝光机成功，意义远远不止于捐献了一架飞机，还在于它实现了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一个技术革新的创举。我认为，其蕴含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甚至可与几百年前发明了蒸汽机而引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人瓦特相媲美。可是，老陈多次申请入党却遭到冷遇。有人讥讽：“没有整你这个工头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漏网之鱼还想入党？”
转折点发生在1957年春。当时，工人们因故土难舍，不愿随厂迁汉，上街游行，喊出反内迁口号。厂支书的话无人听，束手无策，便请陈去做工人们的思想工作。他做通以后，因这一立功表现，终于破例入党。迁汉后又成为武汉厂漂炼车间主任。工头变为党的企业中层干部，全国即使不是仅此一例，应该也是不多见的。
陈的心病解除了，因而发挥出冲天干劲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可能是唯一的满负荷工作法。如果说陈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是因政治动力而激发，那么，工人们则是经济压力了。工厂内迁后，便出现了一个矛盾，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制度一厂两制，相同工龄的工人，上海工人工资是武汉工人的两倍半到三倍，干部间差距更大。
1961年，为了缩小差距，减轻矛盾，在武汉厂搞了一次工资改革，要求上海来的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一般减少一半，最多的一位，厂总工程师原来“保留工资”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非党员干部和工人则暂时不动。因此，上海工人普遍恐慌。他们又听说，同一时期，迁往湖南湘潭的另一家上海印染厂，因该新厂效益不佳，工人们也都减了薪。本厂一时人心不安，生产直线下降。厂领导赶忙表示“只要生产继续正常，会向上级要求不再改了。”
陈沛霖工资减后可能比他下面工人还要少。但他不仅不抱怨，还做他人思想工作。上海工人也有了共识：只要继续实现高产，工资大概不会减了。也就是说，拿“高薪”的工人们在这种压力下，满负荷工作法后来就保持下去了。
总而言之，上海天一厂——武汉印染厂之所以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成绩，关键在于它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群体。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吧！就我这里所谈的历史而言，这个群体的形成与组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组织成员能获得较高的利益分配收入。这不是过分重视物质利益。实际上，在井冈山上，虽然条件艰苦，但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它还是为士兵提供了相对社会上比较充分的物质保障的。士兵们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参军就是因为在部队里有饭吃。
我现在回忆后认为，这是中国国营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这种高效益的管理只可能产生于存在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即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实行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中国国营企业。本厂在湖北省，也可能在全国同行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靠的就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群众路线。换句话说，没有这种群众路线，就产生不了这只“鹤”。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亲密无间。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表现在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而且表现在，前者可供挖掘的经济效率潜力，也远比后者的大。
但是，要挖掘出这种可能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的法宝就是这俩兄弟。两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正能量因素的机制，发挥了促使武汉印染厂资产体制高效运营的积极作用。当然，国企中还有其它诸多机制，如领导选拔机制，经营管理机制等。有的在实际运行中成为负能量因素，不利于提高效率，甚至相反。但我厂前20多年存在时期，上述两种正能量因素机制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其它负能量因素机制则危害性较小。后来，正负能量因素机制的主次位置发生了逆转，我厂就走下坡路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直至破产。就像本厂后来新厂长不知道自己怎样把厂搞垮，全厂职工也可能搞不明白这只“鹤”产生的原因。我是经过几十年持续地琢磨研究，才逐渐领悟。真是有点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