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被社会主义大院管制

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为社会主义大院管制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不信青史尽成灰；我遍读关于文革的五花八门的回忆录，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仔细一想，

哦，少了社会主义大院这个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

鄙人作为文化革命社会主义大院的直接受害者——被其管制了一年，据实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委实责无旁贷。 

1949年建国后，当局继承了历朝历代所实施的保甲制度，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居民委员会，取代了旧中国保甲制度；

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是吃皇粮的，虽然也许这是最低一级吃皇粮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每月从当地派出所领取30元人民币，

这是毛泽东时代收买基层眼线的明码实价，差不多相当于三级工人的工资；既然你从派出所领皇粮，

你就理应为派出所竭诚效力，监视前后左右的人家，与派出所的管片民警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 

另外，毛泽东时代的派出所将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的户籍资料等种种书面材料，都保存得完好无缺，

由专门的户籍警管理，借以长期延续这种社会统治手段。 

对于这种严格管理百姓的做法，天性敏感的作家文人，最先表示异议；在所谓胡风反革命小圈子里面，

作家文人认为居民委员会都是当局的密探，令他们害怕连咳嗽一声都被录下音来；

而后来毛泽东所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里，反而对这句话大为称赞，

说这句话从反面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强大的震慑威力。

据说，社会主义大院出自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1974至1976年间，江青三次来到小靳庄，而且宣称这是我的点；

四清时期王光美有桃园大队作为自己的点，推出桃园经验；因而，江青期望也有自己的点，小靳庄于是应运而出。

1975年，张春桥发表一篇名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用心险恶地鼓吹打土围子，

于是乎，一个用之于万民而皆准的新罪名出世了——土围子！

而居民委员会升格为社会主义大院后，管制土围子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毕汝谐倒霉了。社会主义大院成立后，专门为毕汝谐量身定制了一个所谓群众帮助小组，简称群帮小组。

组长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工农干部，几名组员都是苦大仇深的男女工人 。那个时候，我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不幸因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获罪，已经内定要送我去劳动教养3年了；我父母千方百计托关系，

将九级浪的定性从反动小说降格为黄色小说，方化险为夷。

当时，当局给我的结论是：思想反动，道德败坏，交社会主义大院管制；实际上，我就是一个没有戴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

隔三差五，群众帮助小组把我召了去，听我作口头思想汇报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他们从未让我写书面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懒得看吧；

他们也从没有让我学习马列著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吧；他们经常长篇大论地向我宣讲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

可惜有一次，他们谈到援建坦赞铁路的伟大成就时说，赞比亚是一个亚洲国家。

对此，你不仅不能发笑，还必须一本正经地点头称是。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从来没有打人骂人的行为，甚至嘴巴里连脏字都不带。 

逢年过节，照例要布置防火防盗的任务；他们把毕汝谐列为重点管制对象，警告我在假期要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

他们还喜欢向毕汝谐展示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让工人民兵小分队出面，绕着我走一圈，一言不发，怒目相视。

这些人白天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家务负担又很重，却要抽出大块时间帮助毕汝谐，非常辛苦；有时候他们说着说着话，

自己就打起瞌睡来了；然后猛一个激灵，为了掩饰窘态，怒喝一声：毕汝谐，交代你内心的真实思想！

毕汝谐是何等敏感的人呀，一声粗暴的吼叫，于毕汝谐来说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在他们身边，我总是感觉如履薄冰；

他们家长里短的闲话，我都能够品出敌意，神经绷得特别紧，时刻如临大敌；每次挨训之后，我都会郁闷很久。

社会主义大院强令我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在星期天或晚上与革命群众一起学习政治教条，办黑板报，

开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接受老工人忆苦思甜，拿起扫把清洁院落卫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

以显示群众专政的威力等等。

社会主义大院的种种管制措施就像一条条无形的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旁人看不出来，我却觉得快要被缠绕得窒息了。

为了增强忍辱负重的意志和决心，我从头到尾地抄录了曹禺的话剧剧本胆剑篇，誓以越王勾践为榜样，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迎接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的明天。

1976年5月，当局大肆庆祝文化革命10周年，发动大唱革命歌曲的群众运动，有一首名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粗鄙歌曲红极一时；

唱红色歌曲成为一种政治表态，作为一个被管制对象，我根本没有缄默的权利；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以一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我没有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而是唱了一首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率领我们向前进。 

我脸上佯笑，内心淌泪流血，对所处时代充满刻骨的仇恨；我的真实意思是8亿中国人就像一群懵懂无知的儿童，

被一个暴君玩弄于股掌之上！

是夜，我在日记里抄写杜牧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毕汝谐素以才俊自诩，期盼有一天能够卷土重来。

几十年过去了；近来，人人都在谈论习近平即将发动第二次文革——

中国的社会土壤已经为爆发第二次文革提供了充足条件；

敢问中国的社会土壤还会出现第二个毕汝谐第二个九级浪反抗第二次文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