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结局与左宗棠临终遗言清廷接到马尾海战战报的第三天，正式下诏对法宣战。 左宗棠此前多次申请赴前线与法国侵略者作战，都被搁置。这一回他干脆直接跑到醇亲王家里去请求统兵出征。醇亲王被左宗棠说动，答应代为向慈禧请旨。此时的局面，确实已是非左宗棠出马不可了。1884年9月7日，朝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奔赴战场一线。 左宗棠先到南京，与曾国荃商量江浙防务。然后南下福建福州，组织福建和台湾的防御。南下途中，法军海军已开始集中主力攻打台湾。 10月1日，孤拔统帅10艘军舰，约4000兵力，分两路攻击通往台北的两大重要港口——基隆港和淡水港。孤拔挟马尾海战之威，态度狂妄、目空一切，在舰上对各国记者宣称，将会在一周内夺取台北，然后以台北为基地挥师北上。 刘铭传亲自带兵防守基隆，与法军激战一整天，战事胶着。但在当天傍晚，他接到了淡水守将李彤恩的求救报告，淡水情况非常危急。而刘铭传手里已经没有后备队可以派遣去支援淡水。 基隆港比淡水港更大，看似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但淡水港有河流直接通往台北，而基隆去台北只有陆路。法军如果攻下淡水，就可以顺流而上直达台北。刘铭传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主动放弃基隆，集中兵力守卫淡水。 这个决策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清朝军事纪律比较死板，丢失城池将追究守将的责任。手下很多将士也不理解，认为这是临阵脱逃。但刘铭传跟纸上谈兵的张佩纶不一样，是久经战阵的武将，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压力做出必须由个人承担责任的决策。他坚决弃守基隆，只留下300人退守腹地要塞狮球岭，阻止法军深入。 由于是主动放弃，清军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全部武器弹药，并销毁了基隆的一万多吨煤炭等战略物资。法军高兴的占领基隆以后，发现不能获得任何补给，离开海军炮火的支持强攻狮球岭也无把握，才发现这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法军原计划10月2日上午十点进攻淡水。就在集结准备之际，已经达到淡水的刘铭传指挥守军于6点35分出乎意料的主动向正在洋面上集结的法军舰队开炮，打乱了法军的进攻部署——当然，这要感谢英国方面提供了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整个中法战争期间，英国人的情报工作都相当准确到位，基本上是法军刚开完会，英国人几个小时内就能把会议决议告诉清军。 法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放弃进攻，转而向占领基隆的孤拔请求援助，于10月6日集结了两千多兵力再度对淡水发动总攻。六百多法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抢攻，双方在海岸上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撕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11点45分，一个法国海军陆战队员走到港口灯台的石山上，用手势向舰队发出信号：“我们被逼后退，没有军火，损失惨重。” 法军随即全线溃退，争先恐后地爬上海边的小艇，向海面上停泊的军舰逃去。这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淡水大捷”。根据法国方面的数字，阵亡9人，失踪8人，伤亡49人；根据刘铭传向朝廷的奏报：斩首25颗，其中军官两名，枪毙约300名。双方战报数据差异较大。清军的斩首数应该是准确的，但“枪毙”300人中大多数可能只是中弹受伤。 不管怎样，淡水保卫战以中方的胜利而结束。 孤拔受此挫折，承认快速夺取台北的目标已无法实现。转而宣布对台湾进行封锁，同时向法国政府请求援军。左宗棠到达福州以后，先着手整顿好闽江防务，让法国军舰不能再次入口进而威胁福州。接下来，就是紧急组织对台湾的援助。他给清廷发电报，请求北洋和南洋水师派出军舰来支援。李鸿章和曾国荃接到军机处电令，再次拒绝，表示实力太弱，无法与法军对抗。清廷受淡水胜利的鼓舞，腰杆要挺一些了，对法作战态度趋于强硬，发电报把李鸿章和曾国荃骂了一顿，严令他们必须派舰支援。这样，李鸿章才表态愿意派出2两艘军舰南下，曾国荃也跟着同意派出5艘战舰。 这七艘军舰走到半路，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鸿章极力夸大朝鲜局势，渲染日本介入的危险，吓唬清廷，请求把军舰调回去，得到批准。其实这场政变只用了三天就被驻朝清军快速平定，根本用不上军舰。李鸿章事后总结说，“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1]—— 明知是十年后的“远患”还紧急调走军舰，说白了就是找借口自保。曾国荃一看北洋的军舰跑路，也赶紧让自己的军舰以维修改造为名停止前进。倒是孤拔听说清军有军舰南下，亲自带队北上迎击。南洋军舰闻讯立刻躲进镇海港。曾国荃则赶紧下令返航。但这几艘军舰因为害怕返航途中遇到法舰，一直躲在镇海港内死活不肯出来。法军组织了几次攻击，都在沿海炮台的配合下被击退。 —— 镇海的防御条件比闽江马尾基地差得多，就这样还能保护南洋军舰安然无恙，也可以再次看出马尾海战的惨败绝不是由于清军火力不足、福建水师战斗力太差，而是清廷和张佩纶愚不可及的决策造成的。 左宗棠这边，得知南北洋水师救援无望，找德国轮船帮忙运输也被拒绝，只得采取冒险行动。他召集旧部，勉强组建了三个营上千人的“恪靖亲军”，由王诗正带领，雇佣渔船进行夜渡，以突破法军对台湾的封锁。经过数月冒险抢渡，终于将包括“恪靖亲军”在内的3000士兵、以及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等大量物资送到台湾。 1885年1月，法军又开始对台湾发动进攻。3月，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开始以基隆为基地连续组织超过2000人的强大攻势，再次试图夺取台北。由于左宗棠这边已经输送了大量军队和物资上台，刘铭传和王诗正密切合作，法军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局限在基隆港周边无法前进。只能暂时放弃夺取台湾本岛，转而南下攻占台湾海峡中部的澎湖列岛作为休整基地。 澎湖列岛的生存条件很差，也就比在海上飘着稍微好点，法军内部爆发疫情，大量士兵死去。据法国方面记载，从1885年4月到6月，法军因病死亡997人。连统帅孤拔也于1885年6月11日病死在了澎湖。尽管这些法军的死亡并非由清军直接击毙，但左宗棠和刘铭传领导的台湾保卫战让他们长期无法夺取生活条件优越的陆上休整基地，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清军在越南战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885年3月，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交界的镇南关大败法军，并趁胜利收复了凉山，缴获了法军留在凉山基地的大量粮食弹药。法国方面宣称只死亡了74人，这显然不可能。法军在镇南关投入兵力三千余人，加上凉山守军总共约5000人，死了几十个人就一路溃败把凉山都丢了，跑的太快以至于连粮食弹药都来不及销毁，岂不是说明法军的战斗意志连鸦片战争期间的清军绿营都不如？实则是以列强身份惨败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丢不起这个人，故意掩盖自身伤亡。中方宣称击毙超过一千名法军，也可能存在夸大的情况，混杂了一些越南伪军。比较靠谱的是越南方面的记录，“一共有300多个真鬼头在龙州（位于广西境内）示众”，也就是清军取得了300多个法军尸首。法军死亡人数应不少于五百，伤员就更多。[2] 台湾保卫战、镇海保卫战的胜利，再加上镇南关大捷，说明中法战争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折。特别是镇南关大捷，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对列强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列强不可战胜的迷信，比左宗棠在新疆消灭阿古伯的侵略军意义更大。 —— 新疆之战时期，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法军的水平，而楚军的实力要远强于镇南关的清军，伊犁的俄军后勤补给线比越南的法军更为困难，如果不是清廷妥协退让，中国军队击败列强军队的一幕原本应该提前在新疆上演的，可惜历史没有给左宗棠和楚军将士们这个机会。 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不过，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国政权，内阁倒台跟玩一样，第三共和国总共存在了70年（1870-1940），就换了104届内阁，国际国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换内阁。打一次败仗换一次内阁实属常规操作，并不代表这对法国的殖民政策产生多大冲击。 这种情况下，远在英国的曾纪泽率先提出“乘胜议和”的想法，他在3月30日给国内发电报说：凉山克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 另一位外交官许景澄也提出了类似意见。 李鸿章一直就主张议和，当然极力赞成。在曾纪泽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请议和。 慈禧见到李鸿章的电报，立刻表态支持。4月4号，中国海关驻欧洲代表、英国人金登干受清廷委托，在巴黎与法国代表签署了《中法停战条件》和《停战条件解释》，规定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停战议和。整个过程可谓快如闪电。 清廷一见和谈有望，于4月7下令正准备趁胜进攻的冯子材停战并逐步将凉山清军撤回镇南关。相反，法国方面，新的内阁继续主张对华强硬，议会批准了更大规模的战争预算，在签署《中法停战条件》以后，继续派遣更多援军前往越南前线。到了4月下旬，法军在越南已经集结了超过25000人，加上越南方面的傀儡军共有37000人。而凉山的清军只有15000人，清军要想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已基本不可能。 6月9号，李鸿章代表中国正式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史称《中法新约》），内容与《李福协定》基本一致，并新增了一部分法国在广西云南的商业特权。三天后，孤拔就病死在了澎湖。15日，法军从澎湖撤出，他们在那里留下了500多座官兵的坟茔。[3] 在中法议和过程中，有三个人坚决反对基于《李福协定》议和，就是督战闽浙的钦差大臣左宗棠、负责广西前线军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越南一线指挥作战的老将冯子材。冯子材非常愤怒的给张之洞发电说“议和者诛”。 这个情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好相反。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不知道英军坚船利炮的厉害，坚决主“剿”；东南沿海的督抚们亲眼目睹英军火力之后，吓得魂飞魄散，一意主“抚”。中法战争则掉了个个：朝廷被两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以为洋人不可战胜，总想求和；一线指挥官反而对列强的坚船利炮见怪不怪，无所畏惧、奋勇求战。 我们虽不能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督抚们的意见就完全正确。但总体而言，这两次战争，一线指挥官对双方实力的判断都比远在北京的朝廷更符合实际。 镇南关大捷以后，国内主战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舆论和清流，他们不懂战争、不负责任，只凭爱国热情鼓吹“趁胜进攻”。这些人的立场是好的，但很多人盲目自信，以为清军就此可以平推法军，解放越南，把法国人赶下大海，议和就等同于投降。这样的盲目自信不可取 —— 清军并不具备趁胜快速击败法军的实力。在合理的条件下，恢复和平是更理性的选择。只要法方愿意和谈，任何时候都应该欢迎。 问题是，任何和谈都必须有底线。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开战和谈，就是在突破底线、过度妥协。我们不能因为不同意那些盲目自信的、不负责任的清流舆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李鸿章“趁胜即收”的路线是老成谋国的正确选择。 真正值得重视的“主战派”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和冯子材为代表的前线将领。不同于清流和舆论，他们需要对和战决策承担最大责任，其肩上的责任比李鸿章、曾纪泽都要重得多。和谈，他们担子轻、责任小；继续打，他们不仅责任重，很多人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法军到底战斗力如何？清军还能坚持打多久？他们是真的跟法军交过手的，靠人命堆出来的经验，比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特别像左宗棠和冯子材，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战争不是靠蛮干就可以取胜的，这种人要是只会凭一腔热血盲目求战，早就死在了战场上。左宗棠72岁，冯子材67岁，谁能比他们更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放下担子过几天轻松日子呢？ 对这些实战派的主战思想，绝不能跟舆论清流混淆起来，视之为轻浮冲动的决定。他们必然是在对战局和战略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虑以后，才明确表态反对议和的。 不管是张之洞、冯子材、左宗棠，都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议和，而是主张趁着镇南关大捷后的形式，抓紧时机扩大战果，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镇南关大捷之前，法军十分轻视清军的战斗力，在越南整个北部地区投入的军队只有五千人，镇南关大捷之后，法军一溃千里，伤亡惨重，后方缺乏预备队支持，要从其它地方调集援军根本来不及。清军攻占凉山后取得大量粮食弹药物资，军队数量两万多人，处于绝对优势。由于有英国的情报支持，清军对法军援军动向了如指掌。这种情况下，趁胜追击，利用法国海外援军到达之前这一个月的“时间窗口”，进一步消灭法军有生力量是最佳选择。要谈判也是在“吃掉”这部分残兵之后再谈。这个时候曾纪泽、李鸿章等人自作聪明，提出“趁胜即收”，法国人求之不得，以闪电般的速度跟清廷签署了初步的和约，换取清军延缓进攻。清廷自以为得计，不仅延缓进攻，还主动撤兵。而法国方面则抓住时机紧急派遣援军前往越南北部。等到4月下旬，已取得了对在越清军的兵力优势。之前溃败的法军也重新集结休整，伤员得到了治疗、物资得到了补充，南下进攻已无机可乘。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很多历史研究者，不注意这短暂的时间间隔，以4月下旬的战场形式来断定3月下旬和4月上旬的清军反攻不能取得胜利，以此认为李鸿章有远见，是显然错误的。实则4月下旬的不利局面，正是李鸿章3月份的“远见”造成的。法国人就像《李福协定》一样，再一次利用李鸿章和清廷急于求和的心理，想谈的时候就谈、想打的时候就打，为自己争取到了最为有利的战略形势。 再进一步说，即使在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越南北部以后，按照《李福协定》来达成和议仍然是错误的。 中法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李福协定》签署之前。这一时期的战争性质，是清廷和法国争夺越南“势力范围”的冲突：清廷要维护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法国要把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双方在越南发生冲突。由于中越接壤，清朝这边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外线防御”诉求。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李福协定》的条款还算比较合理——中国实力弱于法国，只在名义上保持宗主国地位，实则不干预法国对越南的控制。中方吃亏不多。条约一经签订，从法理上讲，战争就结束了，双方进入和平状态。 但法国很快就撕毁了《李福协定》，主动向清军进攻，并以此为借口直接侵犯中国本土，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攻打台湾、镇海，夺取澎湖列岛。这样，中法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中法争夺越南影响力、中方维护外线国家安全的斗争，而变成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本质上并不是第一阶段中法在越南冲突的延伸，而是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次鸦片战争”。说白了就是西方列强找了个借口侵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林则徐禁烟，第二次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传教士被杀、换约受阻等一大堆烂事，第三次就是借口清军没有遵守法方伪造的《李福协定》“三个补充条款”。这三次战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正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惨败，才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又惨败，才有了第三次鸦片战争——也就是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总之就是看准了清廷好欺负，打一次占一次便宜，就没完没了的来找借口开打。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主导，中国割地赔款加东南沿海通商并设立租界，列强取得对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租界等殖民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合、英国为主，继续割地赔款，加内河、华北通商并设立租界，英国夺取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主导，其目标不是要控制越南，而是让中国继续割地赔款，然后把广西、云南、福建、台湾等地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清廷既没割地也没赔款，也没有给予法国更多对华特权。根本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李鸿章会谈判，而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冯子材、刘铭传为代表的清军将士奋勇作战，给予了法国侵略军迎头痛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无法通过武力来实现，或者说，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法国的承受能力，只能草草收场。 势力范围争夺战和反侵略战争，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维护势力范围和反侵略的战争目标也因此截然不同。前者可以让对手草草收场，甚至根据实力和形势变化适度的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而后者则必须不惜代价，让侵略者受到足够的惩罚。所以，《李福协定》的条款对应第一阶段的中法战争是可以的，因为那主要是一场势力范围争夺战；而对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李福协定》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法方撕毁《李福协定》，挑起战争入侵中国，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荼毒东南沿海，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制造了巨大的伤害之后，说一句：算了，我不想打了，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吧，《李福协定》从新生效好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算是哪门子的反侵略战争呢？ 任何一个国家，但凡稍微有点自尊，想要在国际上保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最低最低的底线，就是能让胆敢入侵本国领土的敌人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更何况是中国这种大国？ 东汉时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领陈汤带领孤军深入帕米尔高原，在荒漠戈壁中秘密行军五千里，击斩匈奴单于，事后给朝廷汇报说：“犯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才是一个大国——不仅是中国，而是任何一个大国——对待侵略者的真正有尊严的做法。到了李鸿章这里，就成了“犯中华者，来去自由”，这怎么成呢？ 从4月下旬法国增兵越南之后的局面来看，清军显然不应该再谋求南下主动进攻法军，能守住凉山就不错了。凉山守不住，还可以退守镇南关。法军越往北部山区推进，人员就越是疲惫，后勤补给就越是困难。清军无法继续南下，并不等于清廷应该轻易议和。因为清军此时的核心战略目标并不是保卫越南，而是反侵略。守住镇南关、威慑凉山，让法军主力被长时间拖在越南北部不能撤走，不断的被战争和疫病消耗，也是胜利。越南北部远离法国本土，而靠近中国本土。法国作为一个海权殖民帝国，它的势力范围遍布全球，这些势力范围会不断的受到来其它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威胁，维持其殖民霸权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海上运输优势不断的把军事实力从全球的一个地方投送到另一个地方。它可以用这种办法在任何地方取得局部的和短暂的兵力优势，但无法持久。当它从全球调集的军队被长期拖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山区，进也不能进、退也没法退的时候，就会极为难受，其殖民帝国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甚至它的本土安全也会受到来自德国等相邻列强的威胁。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它第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跟德国争雄，报普法战争一箭之仇，维护本土安全。1882年，中法战争前两年，德国联合奥地利、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对法国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不得不开始寻求与老对手英国和俄国结盟，组成协约国。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开始形成。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协约国内部，法国还在跟英国争夺地中海对岸的北非殖民地特别是埃及，这是它第二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又联合英国在巴尔干半岛跟俄国对峙，这是它第三重要的国家利益。在遥远的东亚跟中国对抗，处于法国国家利益的最边缘，短期投入重兵搏一把可以，长期来看是耗不起、不值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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