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清末主要政治派别一览
上面这张“清末主要政治派别一览”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的理解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清廷政治格局。主张对满洲权贵集团进行严肃整治的肃顺早在“辛酉政变”中就被干掉了，满洲内部振作已不可能。有人会疑惑李鸿章为何是“保守派”而非“改革派”。在现在的主流观念看来，那个时代只要主张学习西方就应该是改革派。实则中国真正自强，光靠对外学习西方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自身内部的变革——要肃清贪腐利益集团，更换新鲜血液才可能成功。要彻底的完全做到这一点，只能革命。革命被镇压之后，要想仅通过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那也得政府和军队起码的廉洁高效，这是最低要求。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朝这个方向努力，仅主张学点西方的技术或制度，就谈不上是改革派。 在与反洋务的极端保守势力作斗争方面，李鸿章和左宗棠没有区别，他们都是“洋务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国家实权已完全掌握在洋务派手中，反洋务派只剩下打嘴仗的本事，被清廷拿来充当和地方实权派斗争的工具。跟这帮人斗争不需要费多大力气，真正需要费力气的是“向自己开刀”——在掌握实权的利益集团内部推动革新。由于满洲勋贵仍然掌控中央政权，又有英国控制的海关支持，中央层面的改革肯定推不动。但对实权派汉族士绅而言，在地方督抚的位置上，除了拿钱“办洋务”以外，能否对自己开刀、破除自身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才是判断“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关键。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才说，集团利益至上、带头贪污腐败的李鸿章只是洋务派，不是改革派，他主持的改革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洋务的旗号，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只有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严肃治军治吏，抛开利益集团小圈子提拔任用人才的左宗棠，才是洋务派中的真改革派。 检验左宗棠的“真改革”和李鸿章的“假改革”，最权威的标准是对外战争。在对内宣传方面，利益集团可以掌握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挂羊头卖狗肉。但外敌入侵不是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内部腐烂的集团，不可能单独在军队内部实现团结高效。就跟明末东林党一样，对内攻击政治对手和编造历史档案水平一流，光看他们写的奏折和笔记，其中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能把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奈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支持这种情怀，一打仗就现原形。光看李鸿章写的奏折和书信，比左宗棠还要忧国忧民。但左宗棠的军队经过洋务运动，装备了近代化武器，拉出去跟外国军队打，就能打的赢；李鸿章的军队拉出去打，就一败涂地。西北战争，完全是左宗棠的军队主导，胜利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中法战争，前期是李鸿章的广西淮军主导，一溃千里，把镇南关都丢了；后期换成左宗棠的部下王德榜配合冯子材的指挥，加上清流中的杰出人物张之洞的支持，就能取得镇南关大捷。马尾海战，左宗棠说不上话，李鸿章能发挥一点影响力，但主要是满洲集团的附庸——朝廷清流派主导，输的惨不忍睹。台湾保卫战，左宗棠在福建统筹后勤支援，违抗李鸿章“旨意”的淮军“叛徒”刘铭传和左宗棠部下王诗正在前线作战，也能取得胜利。左宗棠去世后十年，中国变成淮军集团的天下，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和满洲统治集团联合主导，北洋水师输的跟马尾海战一样惨，陆地战场输的跟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第一阶段一样惨。两相对比，谁在搞“真改革”、谁在浑水摸鱼搞“假改革”一目了然。 这张表格中，曾国荃前后的变化也值得一提。 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荃虽然有屠城劫掠的暴行，但也不是全无理想和良心，起码对手下将士的纪律约束比较严格；安庆杀降，刚开始还有点犹豫，是曾国藩再三催促才下的手；对李昭寿手下的士兵烧杀抢掠的暴行，也一度想动手制止。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还不算是丧尽天良。湘军遣散以后，曾国荃被迫称病回家休养，过了一段时间复出担任湖北巡抚，配合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军。他上头有个湖广总督官文。这是个无耻无能的满洲权贵。当年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擅权、差点让左宗棠被杀、最终把左宗棠赶出湖南的幕后黑手就是官文。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二人还在奕?举办的宴会上见面了。左宗棠旧事重提，当众把官文羞辱了一番。 官文经营湖广多年，与当地的官场利益集团关系极深，曾国荃想要收拾几个侵吞军饷的贪官，遭遇官文掣肘，一怒之下上奏弹劾。这个事情惹得朝廷非常不高兴，因为官文是唯一能跟镇压太平天国沾上边的满洲高官。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善于协调跟官文的关系：事情都是胡林翼在干，功劳则推到官文头上。清廷对此心知肚明，但怎么着也要留着官文作为满洲的颜面，不然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就彻底跟满洲勋贵无关了。 见曾国荃弹劾官文，远在福建的左宗棠也跟着上奏附议——他与曾氏兄弟一向不和，但在弹劾官文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湘军楚军两位大佬联合驱赶官文，清廷没办法，只好把官文撤职查办。但却记下了这个仇。等到曾国藩主持镇压捻军不力，这事儿就被翻了出来，曾国荃也跟着丢掉了湖北巡抚的位置，再次回家休养。而官文则再次复出，担任直隶总督，反而升官了。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曾国荃身上原本就不多的那点理想良知也就基本上给折腾没了。回想起当年因为咸丰皇帝一句“谁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自己被搞得热血沸腾，拼了老命硬抗李秀成几十万大军，结果等到南京城破，清廷不仅把封王的许诺抛到脑后，还想玩一把“兔死狗烹”的好戏。如此种种，实在是让人寒心。此后，曾国荃做官就一直以表面上过得去为原则，对下不整人，对上不弹劾，大搞一团和气。在两江总督任上，乐得跟李鸿章等人同流合污，以保全两江湘军集团利益为唯一责任，其它事情一概不管。中法战争，朝廷两次下令南北洋水师支援福建，他和李鸿章展开“找借口比赛”，为保存自身实力，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救援。最后当然还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赢得了比赛，北洋水师连法国军舰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跑路了，南洋水师好歹还躲在镇海港里跟法国军舰远距离对轰了一场。但曾国荃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完成了几次漂亮的闪躲。 彻底沦为保守派的曾国荃赢得了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认为其老成持重，可谓国家柱石。两江总督的位置也坐的极为稳当，在这个“天下第一肥缺”一直混到了老死。 曾国荃前期后期的变化，是整个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一批精英分子从奋发到堕落的一个缩影。“甲申易枢”和中法战争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改革派的主心骨左宗棠已经72岁，来日无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内政改革短期内是改不起来的，革命则当然不会被任何派别所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变革。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便是很好的契机——依靠血与火的“硬核”考验来淘汰腐化的保守派和堕落的中间派，从残酷的战争中锻炼和选拔出真心敢于为国牺牲、智勇双全的新一批精英群体，才可能有效制止统治集团的加速堕落，维持“同光中兴”的局面。左宗棠要想让自己的路线压过李鸿章路线，最后的机会就是把目前的反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打到侵略者投降认输，才能培养和筛选出来合格的新一代改革派领袖。一旦战争按照李鸿章划定的条件结束，此后“李鸿章路线”就必然大行其道。 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签署正式停战合约之后九天，失望至极的左宗棠正式上书请求退休回家养病，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左宗棠去世，留下遗言：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以左宗棠的才能和地位，竭尽全力，也不能扭转国运，以至于有死不瞑目之叹，实则是“后太平天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镇压革命，苟延满洲残喘；借师助剿，催生淮军买办；倚靠团练，力保土豪劣绅。干了这些事之后，左宗棠还要想富国强兵，上有满洲，外有列强，下有遍地贪官污吏和士绅豪强，中间还有李鸿章，无一不贪婪无耻、各怀私计。左宗棠夹在中间，看似功高位显，其实孤独无助。即便是西征新疆的功绩，背后也是毒害中国人的鸦片税收和侵略中国的列强控制的海关关税支撑起来的，不过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枯骨中大部分不是死于疆场的战士，而是“丁戌奇荒”中死于大规模鸦片种植的千万中国人。一开始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便错了，后面再怎么奋发努力，也注定于事无补。 [1]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203页 [2]镇南关大捷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胜利，尽管在杀伤法军的人数上双方存在争议，但在法军溃败、丢掉凉山要塞、丢弃大量粮食弹药、主要将领被杀伤这四个方面则不存在争议。后来有些人为了替李鸿章的屈辱求和路线辩护，只引用法军死亡74人的片面记录，试图以此贬低镇南关大捷，将其形容为一次幸运的小规模击溃战，甚至是法军的主动撤退，这是错误的。没有一场小规模击溃战会同时导致敌军出现整体溃逃、丢掉后方要塞、丢弃后方物资和主要将领伤亡四个结局，中法双方共同承认的基本事实说明，法军单方面宣布的74人伤亡数字是严重缩水的。之前的鸦片战争，英军记录自己的伤亡跟清军记录的英军伤亡差异很大，我们一般倾向于采信英军的记录，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战争的过程和局面支持较小的伤亡数字，而镇南关大捷的战争局面不支持法军的说法。必须根据清军和越军的数据来对其进行修正，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3]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甲午增补本）》，200页，三联书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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