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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统治权的诞生

2021-8-19 23: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23| 评论: 0|原作者: 王庆丰|来自: 马克思主义

摘要: 统治权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贸然取消统治权非但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会损害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与此同时,试图退回到过去的思路也是行不通的,退回到过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遐想。  

统治权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贸然取消统治权非但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会损害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与此同时,试图退回到过去的思路也是行不通的,退回到过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遐想。

  在现代社会中,真正支配着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验权威和暴力,而是体现在财富和资本中的权力。资本作为货币最直接的权力就是购买力,购买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了市场社会的形成;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形成了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货币的购买力转化为支配力,人类社会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资本的权力逐渐和法律的权力媾和在一起,资本本身所具有经济性律法逐步转化为政治律法,资本的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规训力,使现代社会成为了“财产共和国”。资本统治权是资本购买力、资本支配力和资本规训力三者的结合,与此相应,现代社会成为市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财产共和国的三位一体。驯服资本统治权理应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 王庆丰

  “权力”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谈论“权力”问题,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本质结构中去。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是全部社会权力的核心,人类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主要来自于政治领域,因而驯服政治统治权就逐渐成为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经济权力逐渐取代政治权力成为现代社会权力的核心,资本统治权决定着现代社会的微观权力结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真正支配着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权威和暴力,而是体现在财富和资本中的权力。“一种新的政治犹希迈罗斯主义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不再关注天界的主权者,而是识别出其在人间的权力结构。”古希腊神话学家犹希迈罗斯指出,所有关于诸神的神话都只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故事。与此同理,那些高琚于我们之上的主导权力形式完全属于此世。

  我们需要剥掉主权权力的神学外衣,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其真实的理论根源。现代社会主权权力的真实来源,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出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是通过“资本”这一概念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逻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为了生产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产,是用于生产的“预蓄财富”。马克思指出,把资本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这是一种对资本“物质化”的理解。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是一种权力(power),即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支配一切”意味着资本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普通权力,而是“统治权”。因而,“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研究资本统治权的权力形成以及剖析这种权力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就成为洞察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一、资本的购买力与市场社会

  在其最典型的意义上,资本首先是作为货币财富的形态而存在的。作为货币,其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权力就是购买力。资本的购买力看似平常无奇,但它却是使资本统治权得以形成的最源始的权力。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那里,他就已经认识到了资本所具有的这种购买的权力。“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换言之,财产愈大,他所能购买所能支配的他人的劳动量,或他人的劳动生产物量,亦按比例愈大。反之,亦按比例愈小。”根据亚当·斯密的分析,资本作为财产直接提供的权力就是“购买力”,购买力是货币或资本对各种劳动和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这里所谓的支配权依然是经济权力,因为它是对劳动和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并没有上升到或意识到这种支配权是对劳动力(工人)的支配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家之所以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与他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特征并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有一点,即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实际上拥有权力的真正主体是资本,而资本家不过是这种权力的一个象征或一个符号。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凡是不能转化为商品的物品都被视为无效的和无意义的,所有的物品都必须要通过市场的中介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有一些东西本来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寥寥无几。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货币通过自由市场的中介源源不断地向资本转化,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撑下,金钱或货币获得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强大购买力和超乎寻常的神秘力量。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同,自由市场机制具有将劳动者及社会生产力从非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功能,同时承载着平等化和自由化的社会政治意义。毫无疑问,这些确实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进步之处。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将会促使其膨胀为不加任何约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直接表现为货币无所不能的强大购买力,表现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所有的物品都将成为商品,所有的一切都会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

  资本购买力的无限膨胀导致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商品,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本不该拿金钱进行买卖,因为一旦用金钱估价,它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基本常识。“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而且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所交易的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有些东西成为商品,可以通过金钱购买获得,就会腐蚀这些“好的东西”本身所承载的人类的美德和价值。桑德尔明确指出:“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商品是现代社会的细胞形式,一旦商品本身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社会迟早都会发生问题。我们必须厘清商品的界限,因为有些物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会侵犯和腐蚀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公共善。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善”崩溃瓦解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必然会动荡不安,最终土崩瓦解。

  货币最直接的权力就是购买力,购买力的无限膨胀赋予货币以一种魔力。因此,只要我拥有足够多的货币,我就能买到一切,从而对世间一切都拥有使用权和支配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反思和批判的就是这种如魔力般的购买力。“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只要拥有了大量货币,“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购买力的无限膨胀赋予了货币以一种魔力,进而转化为货币占有者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曾经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形象地描述了货币或资本这种巨大的魔力。“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能力。”资本作为绝对理念的化身成为了另外一种形而上学。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其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它被当成了万能之物。资本摇身一变成了现实中万能的上帝。

  在现时代,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被裹挟到市场的大潮中,其所导致的最终后果就是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正如桑德尔所指出,我们所要警惕的是我们的社会由一个“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滑落为一个“市场社会”。“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市场原则及与之相伴的资本权在特定的领域内确实有很大价值,但一旦我们进入了市场社会中,由于市场的原则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资本权也就变得无孔不入,从而它就能够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层面上将资本的逻辑强加到人们身上。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市场经济及其所引导的价值规范成为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现代社会最终成为了市场社会。

  二、资本的支配力与资产阶级社会

  如果说资本的购买力是一种经济权力的话,那么资本的支配力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权力。资本的支配力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发现,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货币本身并不会在流通中发生价值的变化。“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实现自身增殖的现实基础。

  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而形成了对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支配权。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通过支配和控制雇佣劳动,通过具体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获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由此,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秘密。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如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见的。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的社会形式中,剥削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是隐而不现的。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自由和平等,而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和奴役,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只是古代奴役关系的现代变种而已。

  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资本的增殖成为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资本购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意味着资本有权力去支配劳动者。这种支配关系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说资本的出现开创了历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而言的。马克思在反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资本所形成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及其生产关系都是由资本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的增殖是通过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实现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是资本增殖的人格化表现。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这一新型的奴役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资本行使权力的真正的起始点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才能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技术上的发明 、分工的合理化、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世界市场的开辟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其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的权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果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变的话,资本的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

  从资本的购买力到资本的支配力,表明资本的权力已经从经济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购买力已经成为一种如此普遍而强大的权力,以至于拥有了大量的货币,也就意味着拥有对世间一切的强大的支配权。因此,我们不仅应把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同时也应把它理解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购买到大量的原材料;第二,在市场上购买到自由的劳动力商品。前者是对死劳动的购买,后者是对活劳动的购买。购买原材料发挥的还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而购买活劳动所体现的已经是资本的政治权力了。我们常说要警惕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侵蚀,实际上这一侵蚀是不可逆转的。当资本的购买力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时候,或者说资本购买力转变为资本支配力的时候,经济权力本身已经转变成了政治权力。

  马克思通过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思考,揭示了资本成为可能的前提: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购买作为“物”的商品到购买作为“人”的商品,意味着作为政治权力的资本支配权的诞生。从资本的支配力入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奠基于资本支配权的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关系,由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种剥削关系;由于资本家对工人人身的规训和管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种奴役关系。马克思曾经非常生动形象地表述了这一关系:“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这是两种高低悬殊的社会地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并不足于来表现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准确地说,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应该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表明:现代社会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马克思本人也是经常使用这一概念来表达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三、资本的规训力与财产共和国

  如果资本的支配力还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力的话,资本的规训力却已经意味着资本权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权力逐渐和法律的权力媾和在一起,从而获得了普遍性的、合法性的外衣。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购买力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支配力,但并没有揭示出资本所具有的规训力。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在其资本主义形式中,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将人的生产视为商品——并且从视野中也排除了人类需求与贫困的实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奴役和压迫,但是并没有详细分析现代社会的微观权力结构。从福柯开始,“权力”问题开始成为思想家们分析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他着重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规训”和“惩罚”。这一生命政治传统被当今左翼思想家奈格里和哈特所继承。在《大同世界》中,他们指出:“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批判方法是强有力的,但还不足以把握财产通过法律对人类生活施行控制的方方面面。”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本身所具有经济性律法逐步转化为政治律法,资本所具有的支配力和购买力逐步转化成规训力。整个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体系。那么,现代社会作为一套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制度法律体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资本也作为客观的支配形式来施行自己的律法,这种经济性的律法会结构化社会生活,并且让等级制和从属关系看起来自而然且不可或缺。”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仅仅会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也会以律法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资本的规训力与法律相媾和,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权力,不仅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挥着作用,而且作为主权权力在整个社会中也发挥着作用。资本的规训力通过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工法,使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管、支配和规训变得公开化、规范化和合法化;资本的规训力通过选举权和立法权,使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都处在资本的规训之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资本使整个现代社会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由此现代社会成为了“财产共和国”。

  将财产权引入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肇始自洛克。洛克不仅将生命权视作人的自然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财产权视作人的自然权利,其立论的依据是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虽然自然的东西是给人共有的,然而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还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当发明和技能改善了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的时候,他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享受的大部分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并不与他人共有。”自然而然的自然界是人所共有的,但人能够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物的状况,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物就附加上了人类劳动,而既然劳动是为每个个人所有的东西,那么劳动者也就拥有了对经劳动改造后所得到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即财产权,这是一种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就能享受到的自然权利。人类之所以要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为了改善自然状态中所存在的不便之处。“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合适的地方,而这些不合适的地方是由于人人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产生的,于是设置一个明确的权威,当这社会的每一成员受到任何损害或发生任何争执的时候,可以向它申诉,而这社会的每一成员也必须对它服从。”财产权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拥有的自然权利,但当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时候,自然却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天然的公正的裁判者,这就是自然状态的不便之处。因此,这一整套论证的结论就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制度法律体系建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财产权。

  通过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政治社会要充当公正的裁判者,从而保障财产权这一原则,洛克实现了政治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在霍布斯那里,人类本性是自私的,又渴望能够主宰别人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都处于像狼一样的敌对状态中。只有强大的利维坦,即国家,才能控制人的私欲,维持社会最起码的平安。而洛克则扭转了霍布斯的观点,在洛克看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个人试图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甚至奴役他人而形成的战争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不便只是在私有财产纠纷时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决者,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国家不需要成为强大的“利维坦”,而只要成为能够解决财产权纠纷的公正的仲裁者就可以了。这样,制度法律体系的服务对象就被转换为了维护财产权的稳定。

  众多现代国家的建立事实上所遵循的都是洛克所奠定的这个财产权原则,正因如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现代国家都可以被称之为财产共和国。在他们看来,现代共和国的定义实际上是奠基于财产权之上的。“现代共和国的定义脱颖而出:这种共和主义是奠基于财治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之上的,这就排除或者支配了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不仅定义如此,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历史也确证了这一定义,“三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美国的以及法国的——在各自的进程中都展示了财产共和国的出现和强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是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是完全沉浸在经济和法律结构中,资本的权力逐渐和法律的权力媾和在一起,形成了“财产共和国”。一旦去研究国家主权背后的经济和法律结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这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财产权,无论是在美国的建立过程中,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最终确立的都是一套保障财产权的制度法律体系,“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共和国一直是财产的共和国。”

  “财产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资本统治权正式形成。这是因为,在财产共和国中,资本的权力已经突破了经济权力的界限,成为了政治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已经获得了合法性和普遍性的外衣,成为社会的普遍权力。财产共和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财产共和国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它维护的是私人财产权;第二,财产权力不仅侵蚀政治权力,而且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权力;第三,财产权力通过选举权和立法权,和法律相媾和,成为一种资本统治权。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作为 “经济权力 ”的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资本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场的核心。从历时态的角度来讲,资本统治权经历了从资本的购买力、资本的支配力,一直到资本的规训力,但资本的这三种权力并不仅仅是历时态的,他们还是同时态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资本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交织在一起共同统治着现时代的人们,现代社会就是市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法治共和国的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利维坦”。

  人类出于保存自身的目的达成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在社会状态下人们为了解决纠纷,需要找到一个所谓的公正裁判者,这就意味着人们必然会受到政治统治权的规训。人类不可能从社会状态退回到自然状态,因此所能找到唯一的可行性方法就是驯服统治权。整个近代哲学所做的工作都是在驯服政治统治权。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处所提出的原则那样,“我要根据人类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探讨,看是否能在社会秩序中找到某种合法的和妥当的政府行为的规则。”其目的在于“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不至于互相分离。”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资本的权力日益成为整个社会权力的核心,一方面资本的权力影响和控制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资本的权力和法律相媾和,直接转变成了政治权力。资本统治权开始代替政治统治权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权权力。基于以上这一转变,政治哲学的主题也应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说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主题是驯服政治统治权的话,那么,驯服资本统治权理应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统治权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贸然取消统治权非但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会损害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与此同时,试图退回到过去的思路也是行不通的,退回到过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遐想。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取消统治权,也不能退回到古代社会,而只能是驯服统治权。在驯服政治统治权的过程中,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制度”,即通过一系列合理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建构来实现对统治权的规训与合理规划,使政治统治权能够不与人类的幸福和自由相背离。根据人类历史上驯服政治统治权的经验,我们既不能退回,因为我们无法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态中去;也不能取消,因为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只能走驯服和限制资本统治权的道路。如果我们所驯服的对象是资本统治权的话,那么我们究竟能否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建构来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和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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