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线建设是始于1964年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线建设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从2012年—2017年，三线建设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三线建设的人物、调整与发展、历史评价与影响、三线工业遗产调查利用改造等专题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梳理这五年来三线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趋势、热点以及不足之处。今后研究者们应在加强资料收集与整理、拓展研究内容、增加比较研究、丰富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努力，以深化三线建设研究。
【关键词】三线建设 “小三线”建设 研究述评 展望
三线建设指始于1964年，调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小三线”建设属于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指相对内地西南和西北的大三线建设而言，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小三线”建设始于1965年，调整并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布在全国除台湾和西藏之外的28个省区市。截至1985年，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了229家“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人数达25.65万人，固定资产原值为31.5亿元，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7.2亿元。
由于三线建设多是与战备和国防建设相关，项目高度保密，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物上很少出现三线建设这个名称，提及时多称之为“内地建设”。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始有三线建设相关的介绍与研究文章陆续出现。其后，随着一系列相关文献档案的出版，三线建设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之下，三线建设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段娟的论文《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对截至2011年的三线建设研究曾经有过全面的评述。
自2012年到2017年年底的五年间，三线建设的研究在研究团队、研究成果和研究平台建设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2012年和2013年第一、二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召开；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在北京成立；2011年以来，上海大学徐有威和吕建昌、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杭州师范大学胡悦晗、贵州省社科院李代峰和谢忠文、贵州理工学院刘瑞和西南科技大学崔一楠等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名目下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项目的资助，这是前所未有的。陈东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郑有贵和张鸿春主编的《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主编的《三线建设纵横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陕西的三线建设》和王佳翠的《遵义三线建设研究》等是三线建设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全国各地先后整理出版了地方志书稿，也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由刘洪主编、徐有威策划的《尘封记忆》，以及由马祥主编、徐有威担任顾问的《山橡记忆：我国第一部小三线建设的缩影》，分别是有关“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遗址摄影集和老照片的选编，填补了三线建设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徐有威和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出版两册，是国内外第一种以“小三线”为研究专题同时兼顾大三线建设的研究论丛，作为固定出版的年刊，已经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交流平台。《江西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军事历史研究》《开发研究》和《国家人文历史》等学术期刊和通俗杂志，先后开设了三线建设研究的栏目，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三线建设的文章。
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和活动得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等的关注，同时获得人民网、新华网和澎湃新闻等新媒体的关注。2016年3月3日，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唐宁将其提案《关于改造利用三线企业遗址扶助地区脱贫的建议》提交全国两会。这是三线建设的议案第一次进入国家咨询层面，由此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随后，贵州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姜刚杰和安徽池州市政协委员饶颐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提出了有关三线建设的提案。
基于三线建设研究在2012年—2017年间的这些新变化，本文拟对五年来涌现的丰富与多元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呈现给读者。除了将相关研究成果分专题探讨之外，本文还将总结近五年来的研究趋势与热点，以便更加全面展现既有的研究状况，将三线建设研究继续深入推进。
一、三线建设中的人物研究
（一）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工业建设、国防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因此三线建设中领袖人物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三线建设相关文献资料中，主要包括党中央领导人对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指示。近五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邓小平与三线建设这个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更为详尽地展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形成、实施的历史过程，而且更深入地从总体布局、哲学启示等角度分析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三线建设思想。
（二）三线建设中的“三线人”
在早期的三线建设的人物研究中，学术界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关注较多，而对三线建设中另一重要群体三线建设者的关注不够。近五年来，学术界许多三线建设研究者都开始予以纠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三线建设中的普通建设者，各地涌现出许多三线建设口述史及回忆录。同时，有的学者运用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学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三线建设中的人物研究。
第一，口述史。三线建设距今半个世纪左右，当年亲历轰轰烈烈三线建设的许多老职工、老同志仍然健在，为三线建设口述史的进行提供了可能和便利。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徐有威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该书记载了43位上海的安徽“小三线”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出版后反响良好，已经多次再版；原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管理局的退休干部沈嘉麒（笔名路歧）的《难以抹去的青春痕迹——我与上海“小三线”》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上海后方基地（上海小三线）建设史探秘》（2017年12月打印稿），全面回忆了作者亲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的经历。李杰的《“三线”记忆——一个火红年代的烙印》则是国内第一本图文并茂介绍三线企业的杰作。安徽池州地区曾经是历史上全国“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安徽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合作、徐有威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的《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口述史资料汇编》（2017年12月打印稿），是全国地级市中第一本有关“小三线”建设的口述史资料选编，很有特色。
第二，回忆录。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许多三线企业和三线建设者的共鸣。这些回忆录无论是已经公开出版的，还是自行印刷的，都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当时正在筹建中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连续出版了三册《三线风云》系列图书，蒋辛的《青春的回眸——三线建设者的奋斗故事》是陇西四家三线企业的不同年龄阶层的三线人的回忆。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者的《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湖北宜昌市政协主编的有关宜昌市三线建设的回忆录，柳波（杨克芝）主编的湖北“小三线”卫东机械厂的《卫东记忆》，北京“小三线”企业960厂厂志等，虽然都以内部出版物刊行，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江西“小三线”企业9333厂和9304厂回忆录，贵州黔东南州境内的三线建设回忆录， 特别是重庆国营5057厂组织出版的四卷五册“重庆大三线建设史料丛书”，蔚为壮观。第三，社会生活史研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何进行实证性研究，还原“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寻找众多历史面向背后的合理逻辑，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深化其研究的重要方法。霍亚平以“文革”期间的上海“小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探究特殊年代的这场特殊生产与特殊“革命”之间微妙的互动。徐有威和吴静以上海“小三线”中青年工人的婚姻为研究对象，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研究了该厂婚姻危机的产生、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徐有威和杨帅以江西“小三线”建设工人伏如山544封家书为中心，探讨江西“小三线”职工个人家庭生活史。邬晓敏的论文考察了上海“小三线”建设中的女性工作生活状态；张秀莉从日常生活等角度呈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背后的个体历史；王毅和钟谟智以重庆三线企业为例，考察了三线企业搬迁对职工物质生活及其子女教育的影响；郭旭在社会生活史视野下，以饮食生活为切入口，展现了三线人的生存状态和三线文化的侧面。陈超的《带标签的群体：一个三线企业的社会结构》以四川某个三线企业为例进行研究，他认为高度的与世隔离逐渐使得三线工人趋向于成为一个“带标签的群体”社会模型。
四川是昔日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三线建设的资料整理出版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四川三线建设资料丛书》计划出版20卷，由省卷和19册市（州）卷组成，以内部方式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包括《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上、中册（2016年），《三线建设在四川·自贡卷》（2016年），《三线建设在四川·绵阳卷》（2016年）和《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2016年）。据悉，这套丛书的泸州卷和乐山卷正在编辑过程中。《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下册在2017年以内部印刷的方式已经出版。另外，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德阳工业区及三线建设大事记：1956—1980》，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5年正式出版。由安徽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合作、徐有威教授担任执行主编的《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档案报刊资料选编》（2017年12月打印稿）包括了安徽池州市档案馆和安庆市档案馆等馆藏资料，以及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档案资料，是全国地级市中第一本有关“小三线”建设的档案资料选编，格外引人注目。
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 Meyskens）的《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提出，三线铁路建设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但最终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并且加速了区域交通体系的建设，促进了区域交通体系的标准化。为了建设铁路，中国利用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来弥补国家工业资本的短缺。这种工业化战略给农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二、三线建设的调整和发展研究
三线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规划建设到80年代调整改造，其建设历史过程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与三线建设发展历史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选址与布局、调整与改造、地方三线建设等方面。
（一）关于三线建设选址和布局研究
由于战备需要，三线企业在选址上基本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但也有些三线企业例外。段伟以甘肃天水的三线企业为考察对象，指出这些三线企业的选址是考虑到企业发展需求并经过多次论证，因而比较强调科学性，正是因为选址的合理性使得天水三线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调整改造中发展较为顺利。张勇以四川三家三线企业为例，深入分析了三线建设选址及厂址变更过程中中央部门、三线企业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王毅对四川、重庆三线建设中的化工企业、军工企业、机械工业等工业发展与布局进行了系列研究，指出三线企业布局基本符合国防原则与经济原则，对川渝地区工业布局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研究
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的研究较早得到学界的重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调整改造的基本特征分析、调整改造效果的综合评价等宏观层面，近年来逐渐出现以某个地区或某些三线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个案的分析。胡悦晗以中部地区两个三线企业为中心，考察在调整改造阶段工厂迁入城市的问题；徐有威和李云以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为个案，全面地论述了新光金属厂在调整改造时期面临的困境及重新回归上海的历史过程；徐有威和杨华国还以上海“小三线”企业档案为中心，探讨了“小三线”企业调整时期盈亏问题，细致分析在政府让利与企业自主的背景下，“小三线”企业出现“盈而反亏”的原因。李云论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调整的历史过程，展现上海“小三线”建设与区域社会、个人命运、国家政策的互动。
另有学者从三线企业调整的空间布局视角讨论三线企业在政府主导的空间迁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如何形成产业集群创新模式。周明长全面考察了全国三线建设调整与改革开放交汇所形成的“合力”问题。
（三）地方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在地域分布上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以西南、西北地区为中心的“大三线”建设，而且包括分布在全国28个省区市的“小三线”建设。近年来地方三线建设研究成果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微观个案研究，例如以市县级地区或者某个三线企业为中心的研究；另一方面，学者用更多元的视角考察三线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第一，微观个案研究。近五年来，地方三线建设研究更多的是对小区域的深入研究。段伟以甘肃天水市的三线建设过程为中心，透视微观研究，探讨其建立、改造的原因及其对当地经济、人民带来的影响。崔海霞以上海“小三线”“小社会”为研究对象，全面论述其组织结构、人口构成、物资供应、精神文化需求及社会问题等方面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海“小三线”社会与当地的联系及其影响。徐锋华以安徽东至县三线建设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小三线”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胡悦晗以湖北襄阳地区三线企业4504厂档案材料为基础，综合对该厂职工的笔谈，细致考察了该厂的筹建过程，探讨了三线企业的管理模式。
第二，三线建设与地方的关系。近年来，一些个案研究更具体地展示了三线企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广安地区由于三线企业的建成投产，促使各县工业产值增长，为后来广安工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小三线”为皖南地方工农业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促进了皖南经济发展。贵州三线建设以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为中心，开启了贵州城市化的新进程，推动了贵州城市城镇数量倍增、规模扩张，使全省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发生巨大变化。
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外，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较多关注三线建设对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三线企业引起当地社会观念与文化上的变化。三线建设的环境问题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研究指出，三线企业的环境治理虽然取得部分成效，然而整体的环境形势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研究关注了地方对三线建设的贡献，论述了地方政府及广大群众为三线建设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其他相关研究
张勇提出单位社会理论可以为三线企事业单位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撑，同时能丰富和发展单位研究。陈熙和徐有威从上海“小三线”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小三线”移民主体从城市进山，再从山区回城的历史过程，其中人口迁移与“小三线”建设工厂的转折兴衰密切相关，由于当时城乡之间存在体制性分隔，使“小三线”移民无法扎根当地，呈现“落地不生根”的特征。徐有威还就“小三线”档案资料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进行了介绍。
三、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与影响
（一）历史评价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逐渐从单一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转向更加全面、辩证的评价，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评价。郑有贵等对四川、重庆等地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进行调研，认为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思、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来看，对三线建设不能予以否定。陈东林认为21世纪以来，评价三线建设的客观环境在国家安全、经济效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因此应该更加全面、科学地评价三线建设。
（二）影响研究
针对三线建设的影响效应，前期的研究成果较多综合分析三线建设的正面影响，另外一些研究从三线建设的决策、布局、经济效益、“文革”极左影响等方面分析其负面影响，同时较多关注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近五年来的研究更为多元化和立体化，学者们开始关注三线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更多地运用社会史视野和方法，关注三线建设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周明长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内地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使内地城市被纳入城市现代化的主流进程而获得大规模发展，而作为三线建设核心省份的四川、贵州也借此开启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进程，发展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先导，在全国工业化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内地城市展开的，较少涉及东中部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徐有威和陈熙着重于从三线建设对东西部工业化的不同作用机制着手，探讨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影响。在国家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逐渐与工业化脱钩，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三线建设是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一个因素。
四、三线工业遗产调查、利用和改造
三线工业遗产自2006年来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五年来，三线工业遗产逐渐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考察了三线工业遗产的形成背景、现存状况、价值特征、价值评价体系、保护与更新模式等。
（一）遗产调查研究
首先应该特别指出，徐嵩龄和陈东林合作的《三线遗产概念、类型、评价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全面研究了三线建设遗产的概念、类型和评价标准等问题，是一篇非常值得关注的文章。
三线工业遗产调查研究关注三线工业遗产的基础资料和信息纪录，是深入研究三线工业遗产价值评估、保护与利用的基础。三线工业遗产的调查研究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普查数据，大多数研究以区域个案为中心开展。西南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刘瀚熙对原川东和黔北部分三线工业遗产的旧址分布和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刘凤凌对长江沿岸重庆段三线工业遗产中的船舶业进行系统整理分析，提出其具有工业遗产廊道的特征。
同时，“小三线”工业遗产的调查研究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山东“小三线”工业遗产。刘洋关注了鲁中南泰莱、沂蒙山区的10个典型三线军工厂，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张青主要研究了山东沂源、沂水、蒙阴三地的“小三线”工业遗产，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调查研究。
（二）遗产价值研究
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是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的基础，学界一般认为工业遗产主要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产业价值及经济价值。三线工业遗产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遗产，其价值特征基本也包括以上这些方面，各区域三线工业因其建设、发展、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因素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性。
三线工业遗产具备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另外，三线工业遗产结合当地自然景观环境，营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独特美感；同时，它还具备经济价值，有被旅游业开发再利用的潜力。除此之外，三线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环境景观价值等方面也得到学者的关注。
（三）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如何保护与利用是三线工业遗产研究的目的。学术界意识到了三线工业遗产保护的困境和急迫性，同时也注意到了近年来三线工业遗产利用的各种契机，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三线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策略。
除了提出具体的三线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策略之外，另一些研究关注三线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其他方面。陈东林提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战略为三线遗址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条件，建议将这些遗址的使用权下放到最需要的乡镇，有些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开发为旅游、休闲、文化园区和博物馆等文化产业。
五、研究趋势与展望
通过梳理五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三线建设研究在三线经济建设与发展、调整改造、历史评价与影响等宏观层面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等方面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提升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水平。
第一，研究内容的拓展。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的研究内容突破了经济与国防战略层面的宏观问题研究，开始关注三线建设的社会层面问题。例如，上海大学徐有威研究团队对上海“小三线”有关上述问题的论述，都是以往研究中鲜有关注的。此外，三线建设移民、三线职工饮食文化、三线职工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三线建设人物研究方面，学术成果及三线人回忆录非常丰富。另外，三线建设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在文献档案和口述史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换。微观个案研究成为近年来三线建设的研究热点。一方面，区域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涌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线建设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从微观层面对某一些企业进行深入探索，研究视角有所转换。
第三，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丰富。三线建设原有的研究大多运用文献资料的方法，近年来口述访谈与田野调查逐渐得到重视；在关于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中，多数学者运用田野调查纪录三线工业遗产现状和评估其价值。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引入，是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社会史转向的重要基础。此外，学者们还借鉴了一些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
我们对未来的三线建设研究充满期待，希望在下面几个方面有所拓展。
第一，加强三线建设的资料收集与整理。要推进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最基本的工作是做好三线建设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不仅包括各级各地政府档案和三线企业档案，而且包括地方志和报刊资料，以及私人保留的文件即日记、工作手册和信函等。
应该特别加强三线建设口述史工作。口述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即便口述史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没有口述史参与的历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采访当事人比寻觅档案资料更加重要，当事人日益凋谢，而档案资料本身完整安全。同时，研究者应注意将档案文献与口述材料综合运用，在历史情景下正确地解读和运用史料。
第二，拓宽三线建设研究范围。以往关于三线建设的社会史、经济史、工业史和国防史研究，多是从国家政策战略角度展开的宏观论述，今后可将三线建设中的军工企业史、工业技术史等进行专题研究；关于三线企业的建设与调整改造研究，应在全面挖掘资料的同时结合调研，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成果与影响。同时，应该开展三线建设调整之后的三线企业的研究，即所谓的“后三线建设”的研究。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在三线建设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领域应加强研究，例如三线建设企业史的研究，职工思想观念、移民文化和城乡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文革”和三线建设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第三，增加各地三线建设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三线建设地方研究日益增多，但整体上缺乏比较研究的视野。三线建设涉及地域广阔，尤其是“小三线”建设在全国28个省区市皆有分布，比较探析各地方三线建设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机制，是观察当时中国工业战略发展布局及工业发展运作模式等方面的重要切口。未来的研究尤其应该寻找和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有可比性的案例，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
第四，研究理论与方法。除通过单位制和关系网络等理论进行研究之外，三线建设研究目前缺少理论支撑，今后应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三线建设的多学科研究和交叉研究。只有在多学科理论的支撑下，三线建设研究才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期建立一门别开生面的“三线学”。
第五，在开展三线建设资料特别是口述史的整理过程中，应该进行周密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提高口述史的高附加值。例如，通过拍摄纪录片、举办摄影展、筹建博物馆等方式，使其进入良性循环，以达到全方位、立体呈现三线建设形象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