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千人大会和“变局”问题的考证
老兵义雄
目前，国内党史学者有一个近乎共同的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关系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七千人大会本来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但因刘少奇在会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有歧见，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反而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上决裂埋下了祸根。七千人大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刘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来是接班人的刘少奇被打倒，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变局”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刘少奇的决裂？
薄一波和国内学者都把视线投向七千人大会。他们认为，毛刘决裂的起因是有下述歧见引起的：
第一，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毛泽东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有分歧。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刘少奇认为还没到谷底，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961年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⑥他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刘少奇分析道：“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刘少奇认为，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性不大，如果后来发现困难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多，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就有危险性，我们多少年来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陷于被动”。刘少奇主张把真实情况告诉全党，对困难和问题一定要讲透，让大家了解困难形势的严峻性。
第二，在“大跃进”成绩和问题的额度上有分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尽管发生不少问题，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是主流，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果敢地推倒了过去“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公式，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第三，在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上有分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大跃进”虽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不少问题，但成绩总是主流，问题总是支流。在讨论报告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讲问题的前提必须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却说:“三面红旗,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都继续保持, 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 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 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 但实际上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否定的意向已溢于言表。
第四，在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上有分歧。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对经济规律认识不够，平衡没有把握好，要“教育干部”。刘少奇则认为，天灾的成分有，但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指导出了问题。对于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找原因。刘少奇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确的，如果把困难的原因推给客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1961年5月，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所谓“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刘少奇认为，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缺点错误呢？刘少奇分析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他们认为，正是上述原因，严重的刺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上决裂是因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歧见引起的吗？笔者通过考证，认同他们关于“七千人大会是毛刘政治分歧转折点”的判断。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只聚焦七千人大会，没有揭示出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政见分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歧见在会上，根子在会外，因而，他们的推论同问题的实质差距甚远，尤其记述中不能用路线斗争的观点解释他们的纷争，而是用是非之争解读他们的歧见，以及在评述中所表露出的袒刘怪毛的倾向，都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笔者得出判断是：刘少奇同毛泽东的歧见表现在会上，根子在会外。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是从人民公社应当怎么办开始的。人民公社是在刘少奇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徐水经验导致“五风”泛滥，毛泽东反“五风”的跟进使刘少奇同志心生怨气，从此在工作上产生对毛泽东的抵触情绪。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44天蹲点调查，面对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灾荒，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立场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他不再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开始认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观点“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何止是搞糟了，在刘少奇看来简直是对人民的犯罪，使他产生沉重的负疚感。由于立场感情的转变，使刘少奇变得在对形势、困难、前途、责任等问题上变得同毛泽东格格不入。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可以感受到少奇同志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也表露出对毛泽东反“五风”的不满。毛泽东从七千人大会上洞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要和他分道扬镳了，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和憋屈。七千人大会后，尤其在当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刘政治分歧愈演愈烈，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变局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报告三个“不提了”犯了毛泽东的大忌
刘少奇为七千人大会起草的书面报告，在会前不足10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觉得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有问题，想组织讨论，但会期已定，再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一改过去的一贯做法，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与会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为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成立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全面的修改。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人发言，最后，由刘少奇作总结。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的修改作了几点说明。他说：有几件事报告不提了，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楚。
刘少奇谈到的第一个“不提了”就是关于“赶英超英”的问题 他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得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不提了”，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看，实际是放弃了。
刘少奇谈的第二个“不提了”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纲要》明确，到1967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亩产要达到500斤，长江以南亩产要达到800斤（这个标准当年称“四五八”）。刘少奇说：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经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才开始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为此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对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已有前车之鉴，刘少奇还敢于“不提了”，其政治勇气确实令人敬佩；但刘少奇想没想不经毛泽东同意就私自放弃，“不提了”，毛泽东能放过吗？
刘少奇谈的第三个“不提了”是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刘少奇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刘少奇说：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还“一大二公”？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在实践中碰了壁，所以才不提了。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意思是待所有制规模提高了），再讲“一大二公”。
“一大二公”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刘少奇不承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是公开和毛泽东唱反调，毛泽东能通过吗？
刘少奇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不提了”的三件事，都是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大跃进”政治路线的要害问题。刘少奇明知道这是犯天威的，他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即使犯上也在所不辞。刘少奇的做法恰似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可敬之，其结局也非常相似。
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思想观点的转变是怎么形成的
在“大跃进”之初，刘少奇是百分之百的促进派。他为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所鼓舞，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他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在徐水组织了共产主义试点，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建立了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公社。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了，在人民公社的决议上以加批示的方式，批驳了刘少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理论。毛主席指出，目前是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很长的时期，人民公社只能实行集体所有制，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对刘少奇的纠正和劝导，然而并没有引起刘少奇应有的重视，他仍按原先设想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继续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人民公社产生的摇篮。徐水经验推广后导致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泛滥。毛泽东最早发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危险。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用9个月的时间，以“反五风”为基本内容，纠正刘少奇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徐水经验，批评刘少奇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痛批共产风是对农民的掠夺，浮夸风是图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反“五风”使刘少奇丢了面子，也产生了抵触情绪。第一次郑州会议形成的决议提出18个问题都是纠左的。但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未认真贯彻郑州会议精神。郑州会议结束不到10天，即1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水稻创双千的报道，浮夸风和共产风继续泛滥，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为了刹住共产风，毛泽东决定召开武昌会议，把纠共产风作为那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研究人民公社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到工作日程。通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但高指标之风仍在继续。
1959年4月下旬，毛泽东接连收到各地闹春荒的的报告，即有些地方因怎么包产等问题不能下种，面临荒耕的危险。毛泽东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他一改平时工作的程序，竟连夜给省级到生产小队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以十分气愤的言辞告诫基层干部：“南方正在插秧，北方还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还强调说真话做老实人的问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毛泽东这封信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从这里看出毛泽东对浮夸风的憎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撇开国务院和书记处，直接和基层干部对话，这是对刘、邓指导农业工作不力最严厉的批评。而此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从毛泽东反“五风”中醒过神来，还对创高产抱有很大的幻想，还在研究怎样创更多的高产试验田和更多的“大办”。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谁在坚持和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毛泽东，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
为让全党的头脑冷下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9年7月，党召开了以纠左为主要内容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做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判断；提出18个问题，让大会讨论，目的在统一全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跃进。但因彭德怀的一封信，会议骤然改变了方向。彭德怀那封信的中心观点是批评总路线的，说“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得不偿失”。彭德怀的言行有悖会议宗旨，触犯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的底线，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有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性的发言不是对毛泽东而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维护刘少奇的威信，在大会上主动的做了检查，对“大跃进”的失误承担了责任。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是刘少奇同志的指导失误造成的。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应主动的检讨错误，承担责任，但刘少奇没有这样做。刘少奇却借彭德怀的失当言行，把彭德怀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要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彭德怀，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
1959年初，共产风给农业带来的危害更明显的暴露出来。4月下旬，毛泽东收到国务院周恩来送来的全国将面临闹饥荒的报告。毛主席看了十分震惊。如果几千万城市人口断了粮食供应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毛泽东不敢犹豫，立即亲自给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求救信。加的题目是《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各省解决2千多亿斤的粮食，为城市和国家机关准备三个月的救济粮，并要求周恩来在三日内送到省委第一书记的手中。通过这件事，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农业在中国大国中的地位，这促使他做出两个战略性的决定：一是接受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农轻重的关系，把优先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二是着手制定农村工作条例，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发展问题。为搞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把1961年定作全党的调查研究之年。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1961年书记处在庐山开会专门研究调粮的问题。因调粮遇到困难又引出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前边已经提到，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面对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伤害，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立场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开始认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观点，即“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在刘少奇看来何止是搞糟了，简直是向人民犯罪。他在党的会议上疾呼“再也不能这样折腾了！”。由于立场感情的转变，可以看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处处充满了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说刘少奇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对毛泽东不满，除了三个“不提了”的报告，关于农业恢复问题很能说明问题。据材料记述，1959年，毛泽东面对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问刘少奇邓小平：几年能够恢复起来？刘邓答：大概需要12年到15年。毛问：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刘邓答：反“五风”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毛泽东又找到河南的纪登奎。纪登奎答：最多三年。如果政策对头，当年可见成效。后来的发展证明纪登奎是对的。到1962年农业基本恢复到历史的最好水平，正好三年。后来，纪登奎得到重用，提到中央的决策层。毛泽东从这件事看到了刘少奇对他反“五风”的不满。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有感而发，很尖锐的批评党的工作。但他回避了自己的责任，而且这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个转变到后来真的成了毛刘政治决裂的转折点。
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承担个人对“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使毛泽东十分不满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情况汇报时，提出县委书记也要来参加会议。毛泽东提议，这次会议要开成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总结的大会，要求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主席指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并明确大会由书记处主持。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会议的主题就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把“统一认识，鼓起干劲”作为开好大会的指导思想。七千人大会的主报告由刘少奇负责起草。11月5日，刘少奇找参加起草大会报告的陈伯达、胡绳和吴冷西谈话，要求报告的起草要根据1959年庐山会议讲得那样，一是成绩讲够，二是问题要讲透，还有一条就是责任要分清。这就不难看出，刘少奇给报告所定的调子和邓小平确定的“统一认识，鼓起干劲”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差别的。
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书记处主持讨论刘少奇的主题报告，周恩来也到会参加。邓小平说提出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思路是客观的，得到周恩来的认同。但遗憾的是， 1月11日下发大会的书面报告却脱离了周恩来、邓小平讨论的思路。报告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工作肯定了12条成绩，指出了4条主要缺点，总结了16条基本经验教训。12条成绩从工业、农业、科技队伍、科学研究、学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财政、金融、国防等12个方面只作了原则性的肯定，对4条主要缺点和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却用了很大篇幅娓娓讲来。让人听了成绩没有多少，问题和经验教训却是一大堆。
1月30日，在中央领导发言和小组讨论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说：对大跃进的错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代表们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认真地严肃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讲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同时，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2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全体会上讲话，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说明了国内经济的严重情况，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办法。同时，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说，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他说，自己犯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他在发言中还表明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在追究责任时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折服了全体与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