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理 论 查看内容

从城邦到帝国(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思想 ...

2021-8-29 23:5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7299| 评论: 10|原作者: 草庐棋士

摘要: 神的世界恍然梦醒,人的问题终究还是要人来解决。西方世界第一个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也是第一个现代政治思想家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

从天国到尘世 ——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思想

作者:草庐棋士

 

在上一篇《从城邦到帝国》中,我们探讨了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从罗马帝国后期直到近代以前,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基本上来源于圣经的寓言式解读。寓言式解读不拘泥于具体字句,有一定的灵活性,给了政治思想家们一定的创造空间。但是,耶稣时期写作的新约以及更早完成的旧约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中世纪末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圣经已经不再能够启发政治思想的发展,反而成为了后者的累赘。路德的“因信称义”在表面上的含义是每个人都有解读圣经的权利和能力,但其实际上的作用是在肯定了“信仰上帝得拯救”这句空话的基础上否定了圣经和经典文本的所有具体内容。

但是路德毕竟没有走出圣经的窠臼,他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依旧还是罪孽与救赎。尽管生活在地理大发现和德国农民战争的激变时代,路德骨子里仍然是个中世纪的小修士。在路德污蔑那些宁愿死战不愿苟活的农民是疯狗的时候,他和整个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就已注定消散在氤氲渺远的古刹钟鸣声里了。神的世界恍然梦醒,人的问题终究还是要人来解决。西方世界第一个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也是第一个现代政治思想家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

早在中国的读者阅读马基雅维利之前,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广布天下。凡是听说过马基雅维利都知道他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诈伪小人;他不仅不道德,而且还反道德;在一些心思柔软,或许还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眼里,他是那些谎称为国为民实则盗国虐民的政治投机家的典范。这些看法当然不全是空穴来风,亦足可为茶余饭后的卖弄之资,但是停留在这些空洞指责而不去探索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基本脉络和深远意义,那显然是既无助于防范小人,也无助于成为小人的。

1:马基雅维利画像。

 

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蔑视来源于他对政治生活本质的认识,而这又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马基雅维利(1469-1527)比路德(1483-1546)还要年长个十几岁,但是他生活的地方是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商旅繁盛、经济发达、封建制度瓦解最为彻底的意大利。意大利是东西地中海贸易的中继点,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无论是奢侈品贸易还是大宗商品贸易,都要用到货币,货币经济的普及又刺激了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地主只要能收到货币就不会再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的膨胀加速了行会制度的解体,增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这又让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向前者倾斜,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封建制度崩溃。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意大利形成了数个由商人团体和商人化的贵族领导的城邦国家。其中,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和马基雅维利的老家佛罗伦萨就是典型。这些国家和与其体量差不多的教皇国在近代早期构成了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的局面。威尼斯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是十字军东侵运动的后勤承包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本着抢哪家不是抢的商业原则,威尼斯总督引导十字军洗劫同为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搞得整个基督教世界大失颜面。热那亚人则资助西地中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方面从后者屠掠本地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中大发横财,另一方面从后者抢劫美洲人民的金银财富中抽成分肥。佛罗伦萨人的生意则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在当地的贵族和王室之间朝秦暮楚、叛附无常。

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格局一样,残酷竞争造成的生存压力最能够让政治思想家抛弃华而不实的宗教幻想和道德幻想,最能够让他们探索解决最紧迫最现实问题的理论原则。马基雅维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进则退的大争之世。马基雅维利出身没落显贵家庭,家境虽不富裕,但是也自幼饱读诗书。1494年,在羽翼渐丰的法国的干涉下,佛罗伦萨人民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寡头统治,建立共和政府。马基雅维利在共和政府中担任过高级外交官员,时常出使列国,折冲樽俎,颇能纵横捭阖;又奉命编练民兵武装,在比萨围城战(1509)中亲冒矢石,斩将刈旗,亦有雄韬伟略。在法国的扩张被西班牙打断、美第奇家族趁机复辟(1512)后,马基雅维利被罢官免职,投入地牢,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出狱后一方面积极写作,留下了《君主论》、《李维史论》、《战争艺术》等异彩华章,另一方面也努力在美第奇政府中谋求职位。但由于他是前朝遗老,始终得不到信任,直到晚年才谋得了编写《佛罗伦萨史》的虚职。1527年,美第奇家族又被打倒,共和政府回归。但鉴于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的合作关系,新的共和政府将其拒之门外。徒撰百卷治国之策却空无一用,马基雅维利忧愤成疾,不久离世。

2: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版图

 

人生的大起大落,政局的云谲波诡,家国的兴衰荣辱,时代的风云激荡,都让马基雅维利对政治行为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也不是国家应当如何臻于至善。生存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有德之人还是有义之国,终不过沦为战场上的齑粉灰沙。竞争越激烈,留给“生活”和“善”的历史空间就越小,解决生存问题的难度就越大,需要在生存问题上倾注的资源就越多,人的行为也就愈发有逐利性、攻击性。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观点类似于我国战国时代末期的韩非子,所谓“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指的就是资源的限制促使行为发生变化,所谓“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指的就是大争之世中,王道衰而霸道起的历史必然。

保证生存的先决条件是变得强大。对个人而言,只有强大才能自力更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国家而言,自身的强大不仅能够抵御外侮,而且能够吸引愿意以自己身家赌邦国命运的贤人俊才,同时还能推迟内部矛盾的爆发。同样用马基雅维利的中国知音韩非子的话来讲,就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强者愈强,不需顾忌春秋大义,弱者愈弱,刀剑何曾畏惧纸笔?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武装的先知总能克敌制胜,没有武装的先知难免身死国灭”。政治斗争胜利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先知,而在于有没有武装,在于是不是强大。

在确立了政治活动的目标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目标本身之间的关系。前现代政治哲学(古代的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朝着理想国、自然法、上帝的方向前进,那么抛弃世俗欲望、离开政治生活,乃至殉道,都不是问题。无论这些理想能否实现,朝着理想前进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事物。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厄穷陈蔡,就算藜羹不充,只要斯文在兹,也大可弦歌于室,直面夕死可矣了。这一套思维方式被称为“价值理性”,即手段和目的都是同一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讲,手段作为实现目的必须经历的过程,本身也是目的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目的是道德的,那么手段上的一丝不道德都会破坏目的和人生的道德完整性。

马基雅维利和多数现代政治哲学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马基雅维利是唯物主义者,在否定了天国的存在(至少是作为政治活动主战场的存在)后,理念世界就被统一进了可感知世界,神的国度就被融化进了人的国度。价值(政治和哲学的价值,不是经济学的价值)本身所蜷居的独立世界不复存在了,价值本身遂不再具有超出现实世界以外的任何意义,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活动的胜利。既然只计算成败,那么手段选择的唯一原则就是最大化成功的可能性。手段除了是服务于目的的工具以外,别无任何独立的道德内涵。换句话说,无论手段在道德意义上如何与目的冲突,只要它可以有效服务于目的,那么它就是好的手段,就能与目的兼容。这一套思维方式就是“工具理性”。中国读者对马基雅维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看法,都源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适应资本积累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意味着除资本积累以外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是不合格的“工具”,故而应受到贬斥。在资产阶级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凡是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就被统治阶级定义为是“生产性的”、“有效率的”、“健康的”、“主流的”、“进步的”和“科学的”,凡是不利于资本积累或者无法全力支持资本积累的物质和精神活动,都逐渐被贬斥为怪力乱神、小农思想、罪欲迷狂、迷信偏见,文革余孽,最后活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科学革命”的名义下,资产阶级支配的民族国家发动了对劳动群众生活方式的进攻。原本村社共有的土地被强行圈走,被资产阶级用作更“高效”的畜牧用地;原本中世纪农民载歌载舞、“奔者不禁”的乡间集会被当作是聚众淫乱之举而被暴力查禁;原本掌握化学、生物、医疗、音乐等知识的劳动妇女被当作是吸食精血的女巫而遭酷刑处决。科学真理本身作为客观现实在主观认识中的正确反映自然有可能为人服务。但是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发展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怎样发展科学技术、如何应用科学技术、为谁去研究科学技术这些问题却从来不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将“理性”扭曲为最大化资本积累的“工具”。经过了数个世纪的残酷迫害,欧洲的无产阶级终于接受了工具理性,自动地将自己当作是资本积累的螺丝钉,自动地遵纪守时,自动地不去关心自己职责范围外的事情。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欧洲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重大失败。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的规训发生在任何一处需要粉碎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自我管理的权利、建立资产阶级权威的地方。比如,从“政治挂帅”、“绝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蜕变,就反映了资产阶级试图消灭劳动人民的政治生活,进一步压缩其劳动力再生产时间,将其彻底投入资本积累的血肉磨坊的“中国梦”。

 

3: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工具理性是现代政治哲学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一大分野。在古人眼中,真、善、美三大价值追求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无论是通过城邦政治生活、通过道德自省还是通过与上帝的联系,人所追求的生活既应是服从真理的,也应是合乎道德的,同时还应是富有美感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人民逐渐发现,真理往往是残酷而丑陋的;道德往往只是自我封闭和自我欺骗的谎言;而美则不过是短暂逃离现实斗争和道德束缚的精神鸦片。而资产阶级典型人格则是在敲骨吸髓时较真,在“程序正义”中伪善,在孤芳自赏中臭美。但无论对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来讲,真、善、美都是分裂的。真、善、美的冲突构成了哲学家们所谓“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也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演进的矛盾之一。而要完成这三者的最终再统一,则需要一种既能解释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真),又能指导劳动人民的解放(善),同时还能在残酷但是终将胜利的斗争中找到生命的价值归属(美)的政治哲学。

当然,马基雅维利想不了那么多。既然工具理性解决了选取手段的标准问题,政治哲学剩下的全部内容就是具体选取什么样的手段的问题。马基雅维利设想的政治主体是一位有明确目的的政治活动家,即《君主论》中的“君主”。君主应当亦狮亦狐,既有前者的强力,又有后者的狡诈。这两者构成了政治手段的核心。

如前文所讲,狡诈是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马基雅维利深知,如果人人皆诚实守信,社会风气当然会大为改观,但这只是宏观设想。就每一个微观个体而言,最优策略总是别人忠信而自己诈伪,故能诓骗之,袭夺之,诱歼之。就算有愿舍生取义之人以身作则,最后也只能沦得个被吃光抹净的命运。具体而言,行狡诈之道者绝不应轻易相信任何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个人,不应在不合适的情况下透露真实的意图,防止政治对手抓住弱点。同时,应当主动释放虚假信息迷惑对手,为自己创造机会。最后,尽管马基雅维利认为道德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力量,但是有德之人的名声总是能兑换到现实利益的。因此,政治活动家应当蔑视道德的价值性,而利用道德的工具性,即不能真正服从道德,又必须让人们认为自己服从道德。

强力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政治活动家个人的杀伐决断之能。马基雅维利认为,不确定性是人类命运的主旋律,政治活动家面对不确定性时最优秀的品质是“武德(Virtù)”。与英语里代表美德的virtue不同,拉丁语里的“武德”代表着面对危难时沉着冷静,同时又富有进攻欲望的尚武精神。武德充沛的政治活动家不仅能够勇于面对挑战,而且能够因势利导,将不利条件化转为有利条件。与斯多葛学派的消极避世、早期基督教的逆来顺受和路德的彻底跪服不同,马基雅维利设想的政治活动家尽管面对一样残酷的、敌对的、不确定的世界,仍有洞穿历史漫漫长夜,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坚定意志。这种舍我其谁、人定胜天的使命感和自信心赋予了政治活动家极大的号召力,同时也建立了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强力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政治活动家所代表的政治运动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活动家的个人英雄主义;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真正的力量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一谈到群众,我们就又回到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群众是什么,或者说人是什么?表面上看,马基雅维利对人的看法是悲观的。现实中的人总是贪财好色,挥霍无度,鼠目寸光,见利忘义。面对这样的人,动之以情毫无作用,晓之以理徒增笑尔,诱之以利故可收一时之效,镇之以威则能保万世之功。但就算人性如此,政治活动家仍然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其中的秘诀就是与人民做朋友,而不要与权贵做朋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民群众不仅对于物质享受的“胃口”小于权贵,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也要远低于权贵。政治活动家手中掌握的财力物力,如果用于收买和动员权贵为自己服务,那么不仅不够用,而且存在自己被权贵用了就扔的风险。相反,如果将这些资源用来激励人民,则能迅速凝结力量,在针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取得了胜利,就能够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进行更广泛的动员,实现更大的目标。

那么如何动员人民群众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人民军队理论。在总结近代早期意大利诸城邦的兴衰荣辱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马基雅维利得出了没有国防自主,就没有国家太平的结论,而国防自主一不能靠当时流行的雇佣军队,二不能靠权贵召集的私人军队,三不能靠外国盟军。雇佣兵打仗的目的是赚钱,谁出的的价码高谁就是主子,完全无法保证他们的忠诚。战况不利,他们自然望风而逃,就算打赢了,他们也是战场上剩下的最强武装力量,胜利的果实也会被他们窃取。中国历史上无数“借番兵”绞杀农民起义,最后番兵反客为主,尾大不掉的故事历历在目。权贵的私兵效忠自己的直接主君,但知有大帅,焉知有国家。如果驱之甚急,则难免离心离德,终至变生肘腋。小到宁都起义,大到西安事变,都是蒋记民国驱虎吞狼用力过猛的结果;但若任其发展,则难免臣强主弱,最后养虎贻患。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王莽篡汉、袁氏窃国,皆为此类。外国盟友则更乐意等到两败俱伤之时坐收渔利。雇佣兵、私兵、外国盟军都靠不住,国防自主只能靠群众自己的民兵。

马基雅维利对民兵偏爱固然部分地来源于他对罗马共和国军事组织的推崇,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罗马人”,借古讽今是常态,鉴古革今是正途。但是他成为“民兵迷”的根本原因是民兵制度的优点。第一,民兵制度能够保障足够的兵员数量。雇佣兵和封建骑士是少量精锐骑兵,冲击敌阵固然可行,拉锯缠斗就独木难支,攻城拔寨更难堪大用。数量庞大的民兵可以形成一支可攻可守、能战能走的全能型军事力量。第二,民兵制度可以保障忠诚度和组织性。民兵由国家统一编练,理想情况下,民兵组织只为保家卫国而存在,不存在诸如封建义务、帮派社团、血缘亲族之类的其他关系纽带。在战场上,民兵自己的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直接统一,故能服从指挥、令行禁止。第三,民兵制度的成本低廉。民兵是不脱产的公民武装,虽然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配备,但是没有薪饷。平时从事生产作业,每年接受训练,战时出征并由国家发放补贴和分配战利品。比起挟私自重的封建武装和漫天要价的雇佣兵,民兵的运营成本是可控的,以民兵为主力的战争是可持续的。

民兵的基本作战方式是冷兵器步兵方阵,马基雅维利十分反对过度倚重骑兵和火器。从战斗层面上讲,在通信完全靠吼的时代,密集队形的步兵方阵能够最大化指挥效率,更易于维持纪律和士气,从而弥补民兵在装备和单兵训练上与职业军队的差距。从战术层面上讲,减少骑兵炮兵的比例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多兵种协同的问题,从而降低民兵部队基层军官的专业门槛。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讲,步兵部队成分单一,不需要大量的侍从、技术和后勤人员,有利于实现待遇统一和官兵一致。总的来讲,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的重点在人心而不在器物。

4:近代早期的手枪骑兵。这些骑兵是马基雅维利时代(除瑞士以外)雇佣兵的主力,他们装备精良,但是胆小如鼠。作战方式基本上是冲到冷兵器步兵面前十余米的距离,如果步兵惊慌逃散,则乘势掩杀,如果步兵坚守不退,则放一轮枪就开溜。

 

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直接目标是意大利的统一和民族解放。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意大利诸城邦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逐渐被打破。域外大国如法国和西班牙都在意大利扶植代理人或者直接入侵意大利。意大利城邦要么借法抗西,要么借西抗法,要么首鼠两端,意大利人民则饱受战争之苦。若有强力君主缔造民族武装,必能外逐法、西戎狄,内削番邦割据,重塑罗马荣光。虽然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梦想要到三个世纪之后才被加里波第(1807-1882)完成,但是他的军事思想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部分。

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完整的财政制度,即通过税收制度将原本集中在地方豪强手里的剩余集中在国家手里;第二个是完整的行政体系,即通过行政手段扫除地方经济割据,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维持本国资本对本国商品市场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也维持本国工人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而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需要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保证中央政府的诸项政策有足够的武力支持,这也是第三项条件。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三项制度建设大体能同步进行,但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前两项制度建设因为既需要消灭本国反动势力、又需要打碎外国殖民统治而变得极其困难。因此多数国家的民族解放选择了“军事先行”,即通过革命军队横扫旧制度来带动社会革命,通过完成第三项任务来推动前两项任务的进度。比如,孙中山(1866-1925)就将中国革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俄国革命则“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来实现剥夺剥夺者;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典论述更是说明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一切。

 

5: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人民军队是社会改造的重要动力

 

马基雅维利“民兵迷”深层原因在于,民兵是实现他的社会改造理想的必要组织形式。一方面,民兵组织是教育机关。除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之外,民兵组织还是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大学校。要把民众从麻木不仁、见利忘义的腐朽状态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在训练和战斗中培养他们舍生忘死的同志情谊。另一方面,民兵是政权稳定的基石。掌握了军事技能的群众能够打破军事贵族对武装的垄断,不再害怕权贵勾结内外反动势力的政变阴谋,防止社会革命的果实被窃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马基雅维利对现实存在的人的态度是悲观的,但是他并不否认改造人性的可能。在他看来,人虽然是堕落的,但却是可塑的。而这种可塑性则为社会改造带来了巨大的能量和可能性。总结起来,有了雄才奇谋的政治活动家,再加上忠勇无畏的人民军队,就能在洗刷内政、革新民俗的基础上谋求国家存续和民族解放,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想。

这看起来一气呵成的过程却隐含着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之处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马基雅维利毫不讳言政治活动家要采取欺诈手段谋取权势,欺诈的对象既包括敌人也包括人民群众,但是马基雅维利最终还是要依靠改造人民群众来改造社会。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道德问题,依靠欺诈来唤醒群众的领袖如何面对觉醒了的群众,脱离腐朽状态获得新生的群众又如何处置行诡诈之术的领袖?领袖通过欺诈手段开启民众的反抗和自我改造之路,但是民众的自我改造本身就否定了欺诈手段的合法性。第二个问题是实践问题,就算假设领袖与群众之间不存在上述道德困境,那么领袖究竟在什么时间点上停止对自己的民众使用欺诈手段,还政于民,并接受掌握武装的民众的监督?如果还政早了,“民智”尚未完全“开化”,那么社会改造成果就有被篡夺的风险,如果还政晚了,领袖和领袖集团本身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两种情况都势必导向王朝周期律的轮回,但谁又能判断现在还政是早还是晚?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马基雅维利的领袖观(和群众观)的问题。如果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前进归根结底是由(如马基雅维利所假设的)领袖意志推动的话,那么领袖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群众创造利益,创造方向。领袖的自觉意图将永远和群众的自发状态处于尖锐冲突之中,社会变革就永远是旱地行舟,逆天而为。马基雅维利的领袖观尽管有依靠群众的想法,但是归根结底是不信任群众的。在当代的社会运动中,这种领袖观在政治运动面临危机、发动不了群众的时候常常进入这样一个轨道:最初强调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冲突,进而强调领袖是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桥梁(哪怕通过蛊惑宣传),再后来演变为群众只有自发性,自觉性只能是领袖从外部灌输进去,最后发展到领袖无条件代表群众的意志,乃至领袖是赋予群众政治生命的再生父母(如朝鲜的主体思想)。

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第二个矛盾则是来源于他的民兵思想。如前文所讲,民兵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军事组织,也是维护邦国内部收入分配平等的工具。尽管在社会变革之初,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不过分,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版图,战争时间的延长和烈度的增加,劳动人民的相当部分在反复的军事动员中逐渐成为事实上专职的军人。直接的掠夺和被征服地区的贡赋成为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战争也成为了本民族的基本职业。这样一来,不仅群众的物质需要越来越高,而且群众也会越来越厌恶生产劳动,整个民族就面临着军国主义化的危险。最初的民族解放一踏出国门就演化为侵略扩张,而维持民心和分配正义的必要资源又只能通过进一步侵略扩张得到(如从法国大革命的自卫战争到拿破仑侵略战争的演变)。这就会造成三个结果,第一,侵略扩张的成本和风险逐渐增加,同时维持国内稳定(这需要继续扩张)和良好国际环境(这意味着不能继续扩张)的空间逐渐不复存在。其结果要么是停止扩张后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而重新回到变革之前的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后来的六镇之乱),要么是在过度扩张中耗尽力量,在四面受敌中被内外敌人击垮。第二,长期在外征战的军官实际上掌握了从被征服地区流入的巨大财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军阀集团 (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前三巨头和后三巨头军阀集团),从而威胁人民主权。第三,正如马基雅维利对个人行为的描述一样,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军备竞赛日益升级,数个致力于扩张的大国相互攻伐日久,给群众带来的灾难则是毁灭性的。

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第一个矛盾决定了仅仅依靠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没有唯物史观和群众路线是无法正确处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从城邦到帝国”里详细论述。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第二个矛盾则启发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等于实事求是的国际关系理论,其“现实”之处,就是它自认为抛弃了一切不相关的道德幻想(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宗教幻想(如广布福音于万邦),专注于国际政治活动的现实本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设民族国家是国际行为的主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民族国家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干预国际力量平衡。又假设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利益,但在既无法确认别国的具体意图,也不能过度相信别国的情况下,追求利益就只能通过自强和缔结短暂的同盟来实现。同盟的缔结或消解,对抗的产生和缓和,并不是因为同盟或对手有什么特别的道德、宗教、民族和阶级特征,而纯粹是出于最大化利益的考量。比如,在现实主义政治家黎塞留主教(1585-1642)的领导下,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1618-1648)加入新教联盟一方,痛击了同为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维持了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分裂,为路易十四(1643-1715)时期法国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再比如,斯大林(1878-1953)在苏联可能被英、德、日三面包围、外交状况极端孤立的三十年代,与纳粹德国先是达成了军事技术合作,后来又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为苏联完成工业化、整顿内政、实现军事组织和技术转型、获取东欧和波罗的海的缓冲带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6: 身披戎装指挥作战的红衣主教黎塞留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解释的现象是国际层面的无政府状态。在各国体量相似,没有哪一国独大的时候,国际上就不存在可以协调民族国家冲突并有强制执行能力的机关,即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此时的国际秩序则完全由各国的逐利行为决定。这种无政府状态有一定的自我维持能力,当某一国迅速崛起,并逐渐具备称霸一方的实力和意愿时,周围国家就会由于生存受到威胁而存在共同利益,结成反对该国的同盟。当崛起和遏制中任何一方认为有利的时间窗口即将关闭的时候,就有可能决定在被对手拉开差距之前发动战争。当然,对崛起国的围堵并非总是能成功,但是要真正从一方豪强走向世界帝国,则要在越来越大的国际舞台上冲破越来越严密的包围网。在多数情况下,崛起国要么在争霸战争中被击败,要么在反复计算之后放弃了一统天下的意愿,国际格局的无政府状态就会在这种“大国均势”的均衡中延续下去。微观经济学上的“均衡”是通过淘汰大量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实现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均衡则是通过“淘汰”弱小民族和过度扩张的帝国来实现的。但和微观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掌握价格运动所包含的信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均衡则是在战争和其他冲突中试探摸索出来的。均衡点可能不止一个,不同国家想要的均衡点也不一样,这也意味着摸索的道路会曲折很多,而这每一次曲折,每一段弯路,都是一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歌。

马基雅维利粉碎了政治哲学的彼岸世界,打开了回归此岸世界的大门。但是当他梦中的雄才之主带领尚武之民昂首前进时,却从未想过自己将会迈进怎样一个相互攻伐、血腥绝望的人间地狱。空有驭民之术而无大同之道,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死结。

人类还有救吗?这是经历了宗教屠杀、帝国争霸和三十年战争的政治哲学家共同思考的问题。而他们思考的结果如何,就由下一期“利维坦和社会契约: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给大家揭晓了。

10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0 人)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路石 2021-8-30 21:56
终于等来了第三部!前三部环环相扣,理论脉络清晰,论述深刻,史料丰富,读来受益匪浅。期待第四部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8-30 21:43
激活: 作者写得好,断章也断的好啊,看的兴致正高,一下子断了等下章!快快下回分解!!
同意!快快下回分解!
引用 激活 2021-8-30 19:46
作者写得好,断章也断的好啊,看的兴致正高,一下子断了等下章!快快下回分解!!
引用 No.24601 2021-8-30 08:36
井冈山卫士: 接上段: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 ...
看来相似的社会环境确实催生相似的思想,这跟生物学上的“趋同演化”一个道理。
引用 No.24601 2021-8-30 08:35
远航一号: 很多年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过一点马基雅维利,当时看得一头雾水,这次作者把很多问题说清楚了。可贵的是,作者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马基雅维利思想赖以 ...
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我等着看自由主义呢。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8-30 04:19
No.24601: 对马基雅维利的争论很多,就算在左翼当中,既有无脑鄙视的,也有吹上天的(如阿尔杜塞),这和马基雅维利思想自身冲突有很大关系。 ...
很多年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过一点马基雅维利,当时看得一头雾水,这次作者把很多问题说清楚了。可贵的是,作者能够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马基雅维利思想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意义都讲得条缕分明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8-30 02:08
No.24601: 对马基雅维利的争论很多,就算在左翼当中,既有无脑鄙视的,也有吹上天的(如阿尔杜塞),这和马基雅维利思想自身冲突有很大关系。 ...
接上段: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8-30 02:07
No.24601: 对马基雅维利的争论很多,就算在左翼当中,既有无脑鄙视的,也有吹上天的(如阿尔杜塞),这和马基雅维利思想自身冲突有很大关系。 ...
你说的是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里面也是有这么一段:“他(马基雅维利)没有使用法律的语言。他用的是创制任何一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武力的语言;他用的是国家在开始时所必需的残酷的语言;他用的是政治的语言,这种政治没有宗教却又不惜一切代价地利用宗教,它必须道德却又必须能够不是道德,必须拒绝憎恨却又让人心生畏惧;他用的是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语言。至于权利、法律和道德,他把它们放回到各自固有的从属地位上。”

但是类似的思想其实早就是生活的“智慧”。比如草庐骑士提到的韩非就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
引用 No.24601 2021-8-30 02:01
对马基雅维利的争论很多,就算在左翼当中,既有无脑鄙视的,也有吹上天的(如阿尔杜塞),这和马基雅维利思想自身冲突有很大关系。
引用 redchina 2021-8-30 00:01
赏心悦目,发人深思!是一篇理论思想精品,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查看全部评论(10)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1-10-27 07:31 , Processed in 0.015295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