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迄今公布的三星堆文物上的文字，大都是以数字组合和图画形式出现，这些就是前辈古文字学家唐兰和郭沫若所说的“数字组合文字”、“图形文字”。在这些文字得到考察之前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 是造成三星堆谜团层出不穷的内因。无视或矮化三星堆文明遗存中的文字，是上西方中心论双重标准的当，使三星堆之谜成为永远无解的历史大悬案。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将证实：
三星堆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支冠军团队，在世界各国青铜文明竞争中蝉联千多年世界冠军！厉害了，我们的蜀方国！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及“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第四节：蜀方国独占世界青铜文明制高点的起飞动态及其原因
二、蜀方国长期独占世界青铜文明制高点的原因
从公元1520年起，蜀方国的青铜器产业就一路领先古代世界发展，而将包括商、周王朝青铜业在内的各地区铜器生产中心远远抛在后面。同其他铜器生产中心相比，蜀方国长期
独占世界青铜文明制高点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蜀方国具有四川盆地四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独特地理优势，长期避免了入侵战乱而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使其青铜器制造业在公元前2100-前400年间得到了连续而稳定的发展（俞伟超 1997），其连续稳定发展的时间最长，达1700年之久。这比公元前2300-前1800年间存在的石卯方国的青铜制造业（孙周勇等 2015），至少要长1200年；比公元前2200-前1630年间存在的齐家文化铜器生产（谢端琚 2000），要长1130年；比四坝文化所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的铜器产业的千余年发展（连振祥2018），也要多700年；比夏代的铜器制造业断续而不稳定的发展的471年，要长1229年；比商代青铜器制造业连续而不稳定发展的554年，要长1146年；比周代青铜器制造业连续而不稳定发展的799年，还是要多921年。
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与之相比的青铜文明古国。如被西方学者列为“最杰出的青铜文明国家”的，有公元前1894-前732年件存在的巴比伦，其私人青铜器作坊在动乱中的发展期只有大约700年；古希腊尽管号称青铜时代在公元前3300—前1200年间，但其真实存在的私有青铜制造业只在克里特岛上有公元前2000—前1450年间的550年发展；古埃及的青铜时代号称早在公元前3900年就开始了，但其真实存在的中期也只被断代在公元前2050—前1070年间，其私人青铜器作坊在战乱中至多发展了980年（Bader 2015, Archive 2019）。
可见，蜀方国青铜器制造业，是世界上唯一连续独自稳定发展了1700年的官办青铜器制造体系。这是它长期持续领先世界发展而独占世界青铜文明制高点的独特优势和外在保障之所在。
（二）蜀方国的青铜工匠队伍是自公元前4500年来一直从事铜金属冶炼和铜器制作、自公元前320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青铜合金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的羌族后裔，通过其族内严密的师徒传承链，随时随地继承、发展和积累著青铜器制造技术的点滴发明与革新、工匠技能之增益与经验知识之创新和集体协作之集思广益，这样连续不断地积累、精益求精了1700多年，把手工青铜器制造的艺术和技术发展到极致，就是历史的必然了！而其他地区的青铜器工匠中，即使也存在羌族工匠的师徒传承链，但因不断受到战争和动乱的干扰，也不是被打断就是被毁灭，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把青铜器制作手工技术和艺术发展到极致。
（三）作为青铜器制造技术和艺术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蜀方国上下对其最高神——羌族始祖神为核心之祖先神的宗教信仰和狂热崇拜，在其1700多年的存在中一直坚定不移。由此，蜀方国王朝的统治者与工匠队伍信仰和崇拜的祖先神是一致的，统治者与工匠们的宗教狂热相互激励，使工匠们将其技术和工艺发挥到极致，将其创作的每一尊青铜雕像对每位祖先及其仰观俯察的天象、物候、地标和使用的器具的三维三维仿真，不仅惟妙惟肖，而且加以恰到好处的夸张，直到显示出令其子孙们敬畏的威严肃穆，而生怕冒犯其神灵，以致其作品件件都是羌族工匠在集体协作中将其宗教狂热发挥到极致的产物。这正是三星堆文化所出青铜雕像显得如此奇特、神秘，而与中原和其他地区同期雕像大异的内在原因。包括中原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王国则不同，其王朝的统治者与羌族工匠信仰和崇拜的祖宗神不同。《礼记•大传》载：“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主导王朝的部族不同，其祭祀的祖先神不同。《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既然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祭祀的祖先神是各自的始祖及其嫡系先公先王；而作为其制造青铜器的核心技术骨干，那些掌握青铜器制造核心技术的羌族工匠，只崇拜自己羌族的祖先神，那麽二者之间的宗教信仰必然相互冲突。在商代奴隶制作坊中，商人奴隶主与羌族工匠奴隶之间在宗教狂热上的冲突更加激烈。因此，在蜀方国以外其他各王国主持青铜器生产的羌族工匠，都不可能像蜀方国羌族工匠那样在青铜雕像的制作中，将自己的宗教狂热发挥到极致，以致包括中原在内的其他地区当然也就看不到像蜀方国工匠“铸造的这些东西”。
（四）蜀方国同夏商周王朝历代都“山高皇帝远”的各大后方——大西北、大中南和大西南互通有无，保持密切交流，这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这些地区的产物所证明，也为这些地区同期文化遗存出土类似三星堆同类的青铜器所证明。正是在同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蜀国羌族工匠能吸收这些地区同行的最新技术成就，而将其综合到自己的技术创新中，将蜀方国青铜器制造技术发展连续稳定地保持在世界领先地位。由此看来，三星堆文明的真相还原得越彻底，其占据世界青铜文明顶峰的历程就越彰显得无比悠久而辉煌，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发展程度就越是绰绰有余地在一切方面证实，蜀方国大规模、高质量制造青铜器能力是绝对地举世无双，以致无论是地球还是其他星球的任何地区，都绝无可能存在同蜀方国羌族青铜工匠协作群体的专业资历之悠久持续、技术艺术积累之博大精深和集体协作之巧夺天工相媲美的工匠集体。在此铁证如山的史实面前，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之妖言邪说的狰狞面目毕露，而其中始终贯穿师徒传承链和祖先崇拜信条的文字证据链之无以伦比，也使一切矮化其文明之说法的无知妄语本质暴露无遗。
原来，作为青铜冶铸术发明者的羌族先民，自其始祖于公元前5000年参与炎帝族团半坡部族火试炼出白铜、又于公元前4500年参与炎帝族团姜寨部族火试炼出黄铜并锻造成黄铜片的实践以降，就养成了广泛采集各种矿石放入不断改进的陶窑做火试炼铜的习俗，一直本著其族内工匠师徒传承体系来不断积累和发展铜器制造经验知识，直至于公元前3200年在林家地区做无数次采矿火试中，冶炼出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并将其合范铸造成世界最早的青铜刀。从此，羌族历代工匠遵循祖传铜器制造传统，不断利用所到各地区的矿石条件，探索革新各种铜合金冶炼和制造技术，一直把铜器制造作为自己四处求生、安身立命的优势产业，于公元前2300年在关中地区同擅长观云测雨治水的鲧部族及其子部族——夏禹部族结成联盟，扩张到陜北石峁地区筑城对抗入主中原的尧、舜王朝而招致失败之际，于公元前2200年前后转而向西迁移到甘青地区以至欧亚大草原，向中原挺进到二里頭及其四周，向北远征到蒙古以至东北各地，每到一地定居就开办铜器生产中心，一直坚持其青铜制造技术自身独立发展的源流而持续领先于世界。在他们中的一支迁移到蜀地后，这里相对封闭的环境，让他们迎来了发展其独具优势的青铜制造业的最佳条件。这支羌人的历代工匠的集体协作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条件，将其祖传的青铜制造业发展到手工作坊的极限，一直占据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以其造出的青铜器在技术上和艺术上的极高造诣所达到的独一无二境界，既强调了他们的技艺只能是羌族世世代代数千年铜器制造经验知识和技能之连续积累的结晶，也展示了其一脉相传的羌族文化风格及其与其他地区和种族的本质区别，从而雄辩地证明了和有力地捍卫了其祖先作为世界青铜术发明者的历史地位。因此，以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链与实物证据链相结合，并同古籍相关记载相对证，还原三星堆文明族属所主导的真相，就能力排众议，在彻底颠覆“外星文明”、“西来文明”和贬低矮化中华文明的种种说法中，夺回羌族先民曾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占据的制高点，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回到自古以来应有的位置上去，提供铁证如山得毋庸置疑的历史依据和博大精深得无以伦比的历史经验。（本章完，此章摘录于《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进化先秦史》第二卷第六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