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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

2021-9-30 22: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75| 评论: 0|原作者: 张杨|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公众号

摘要: 在各级政府看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而农民有自发、分散的经济倾向,不加引导容易走上歧途。因此三线单位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其能作为政治工作队和思想宣传队,以实际行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在各级政府看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而农民有自发、分散的经济倾向,不加引导容易走上歧途。因此三线单位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其能作为政治工作队和思想宣传队,以实际行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而三线工厂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和技术优势,如广播、电影、图书、戏曲等,也使得这种教育和引导并非无的放矢,在此意义上,三线单位也可以被视为国家权力更进一步深入乡村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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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图片来源:搜狐网。】

  【内容提要】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之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工农之间的互动受到地域范围、国家政令的阻碍。三线建设要求大型工矿企业迁移到“靠山、分散、隐蔽”的内地乡村,为工农关系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三线单位在选址基建过程中不占、少占农田,支援农业用水用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做法,受到农民欢迎。农民在三线建设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证了后勤物资供应,接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使三线单位节省了建设成本。虽然在政策实践中,工农双方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矛盾,但三线建设毕竟第一次实现了工业在全国分散布局,为协调工农关系提供了试验场地。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的工业飞地,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队,也扮演了政治工作队、思想宣传队的角色。

  【关键词】三线建设 工农关系 备战 征地 亦工亦农

  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中共中央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为核心区域开展的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具体地域为山西雁门关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三线建设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是在国际冷战背景下开展的国防战备和工业迁移活动,对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三线建设因涉及国防安全长期并未进入学术视野,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时期,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历史事件。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官方机构、学术研究者、三线建设者皆聚焦于此,该领域研究逐步走向繁荣。

  出于备战需要,三线单位大多由沿海、沿边的大中城市迁移到内地乡村,以“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深山、河谷之中。大型工矿企业向农村转移,不但使农民第一次感知工业化生产方式,而且使工人深刻认识中国的基层现实。双方近距离的接触,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官方主导下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互动。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时期工农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一定基础,张勇将三线企业视为介于城乡之间特殊的单位社会,认为其呈现出“孤岛”特质;与此相反,崔一楠以绵阳三线企业为例,认为他们与周边乡村建立起一套工农互惠关系;而陈熙在分析二者互助之余,更重视冲突的面向,三线企业给农村带来了污染等问题,农民也存在谋取私利等负面行为;李德英和粟薪樾对“厂社结合”模式的分析显示二者关系陷入了工农并举的理想与资源有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上述学者的研究和讨论拓展了本文的视野。事实上,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工业“飞地”,二者关系呈现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在初始阶段三线单位担负着加强工农联盟,促进乡村工业化,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因而在国家倡导之下二者建构起温情脉脉的协作关系。然而,在生产阶段,二者作为独立经营、各自核算的经济单位,都希望从对方获取成本最低的资源,二者也日益陷入零和博弈的冲突泥潭。不过,三线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大工业在全国的分散布局,其在初期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承载了中央高层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模型,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此,本文以三线建设中心地四川省(含重庆市)为例,拟从三线单位的选址与基建、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推广以及工农双方相互支援三个层面入手,探讨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

  一、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三线单位的选址与基建

  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国际形势动荡,中国的国防安全面临战争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越南北方的侵略不断扩大,经济备战问题摆到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1964年8月6日,北部湾事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当即意识到:“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紧张的周边局势,使正在制订的“三五”计划重点由抓“吃穿用”向三线建设转移,刘少奇指出:“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此时中共中央对三线的设想还局限于在西南地区新建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后方工业基地。然而,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递交《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指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很小”等一系列不利于战备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批示,要求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精心研究。

  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经过研究,于1964年8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批示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如此,三线建设除了如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属于新建之外,更多项目需要从一线地区迁移而来。

  不论新建还是迁建,三线单位都需要在三线地区寻找合适的厂址。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提出:“要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应考虑把企业比较集中地区的工厂适当分散到企业较少的地方去。”企业较少且符合备战功能的地方大多集中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占用农村耕地在所难免,加之我国建厂经验基本沿自苏联,“在建设工厂时,过多地考虑厂区的整齐美观和不切实际地多留发展余地,以至多占良田,多迁农户,损害农民的利益”。甚至有农民担忧地称:“搞了工业,挤了农业;搬来了工人,挤走了农民。”“以农业为基础,就是把工厂的基础下在农田里。”

  工农双方在企业选址和布局上的观念差异是三线建设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位于陕西宝鸡的秦川机床厂由上海迁建。内迁人员动身前,厂领导虽然介绍了西北的实际情况,“但一些同志在建厂方面,仍表现有‘骄气、要求高标准’,比较突出的反映是贪大求全的思想比较严重,说什么‘建厂就得像个样子’‘生活福利标准太低’等。而周围农民最怕的是:多占地、占好地,影响他们的粮食收入”。

  三线单位选择在农村建厂是希望工业分散布局,起到保密、隐蔽的效果,然而如果过度压缩农民生存空间,势将引发工农冲突,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安全环境亦将荡然无存。1964年9月,国防工业各部门在赵尔陆的率领下,前往三线地区踏勘了适合作为厂址的682个点,罗瑞卿报告称:“这些选点,基本上靠山进沟,离开现有城市,少占耕地,尽量不占高产田,不迁居民。”不占农田,不迁民居,成为中央高层的共识,全国搬迁工作会议明确了内迁企业“少占农田、不占高产田;尽量不让农民搬家”的原则。而此时刚完成内迁的浦陵机器厂成为此方面的样板。

  浦陵机器厂原为上海动力机厂,1964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全部搬迁到重庆郊区。施工之前,设计人员到公社进行调研,组织农民座谈,“节约土地的观念大大加强,有个设计人员说:过去我们在考虑占用土地时,只有公顷的概念,没有亩的概念,这次才知道一亩地可以养活一个半人,省一亩地是多么重要啊!”浦陵机器厂原计划迁移27户农民,征用30亩好地,但与农民座谈之后,规划总图经过7次修改,最终没有迁移1户农民,没有征用1亩土地。

  浦陵机器厂的做法,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看来,是三线单位选址基建的正面典型。重庆市委将浦陵机器厂的建厂经验总结为“三不四要”,并在1965年10月20日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得到谷牧的大力推广:“不占良田好土、不让农民搬家、不搞高标准的民用建筑和在可能条件下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潲水等。”“三不四要”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侵占农业用地,不侵犯农民住房,即三线建设不能以损害农业生产,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作为第一批迁建投产企业,浦陵机器厂的建厂经验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大力推广后,成为三线单位选址建厂的基本原则。1965年,位于四川江油的长城钢厂建设工委在建厂之初就以浦陵机器厂为样板,“实行厂址靠山、车间集中、宿舍上山、家属下乡、与地方合办学校等办法,少占农田一百九十亩。”据时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回忆:“上海上钢五厂在四川江油建长城钢厂,上海动员的时候对上三线的职工说那里有房子,下了火车到了那里之后什么都没有,只能住老百姓家中。”非但如此,长城钢厂还把已经征用但尚未使用的319亩土地,本着“能种一季则抢种一季”的精神,全部交给生产队耕种。

  除了不多占地、不占好地之外,以开荒改土的方式弥补建厂所占耕地成为另一种不牺牲农业的途径。四川石油工业虽坚持“小厂上山、大厂靠山”的原则,但占地仍然较多,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在全省组织开荒改土,支援农业:“有开荒条件的地区尽可能做到占地一分开荒一分,没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土,全战区累计已开荒造田三百九十四亩。”如此做法,非但农业不减产,反而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威远县红星公社杨柳大队,去年以来工业共占用大队土地四十一亩,领导和职工一起上阵开荒造田,一周多时间就开出荒地六十亩,造田二十五亩。这个队在职工的支援下不但做到了工业占地不减产,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同时,在征用耕地和迁移农户时,三线单位依据“国家不浪费、群众(集体)不吃亏”的原则,确定了具体的补偿标准:“对于一般土地,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定产量(三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撤迁房屋补偿,应该在保证原来的住户有房屋居住的原则下给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此时农村已处于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大多为集体所有,且经过十余年的统购统销,粮食产量基本确定,在征地补偿标准方面,三线单位与地方公社纠纷较少。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虽然三线单位大力学习浦陵机器厂的经验,但仍存在征地范围过大、征地时间过早、拖延补偿发放等问题。宜宾专区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调查发现:“现在仍有宽打窄用,早征迟用,甚至不征就用的事情发生;除此之外,愿意用平地,不愿意用坡地、荒地,愿意用近地,不愿意用边远地,而片面强调设计布置和投资的现象也还比较突出。”如宜宾糖厂要求在南溪李庄划拨52亩土地作基建之用,结果只用了16亩3分荒地和4亩1分熟土;799厂要求划拨修建职工宿舍用地,宜宾市同意划给坡地使用,但该厂借口土方工程大,投资多,自来水不上楼等,要求划给平地;芙蓉矿区预制厂、机修厂等工程屡次选址皆不愿在傍山的坡地修建。

  对三线单位而言,建厂需要考虑基建成本和工作、生活的便利程度,坡地、山地投资较大且交通不便,并非三线单位的首选,因而它们不断向地方申请好地、平地。三线单位大多归属中央各部委直管,三线建设又是涉及国防安全的国家战略,地方政府需要在三线单位的需求和地方农民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三线单位的要求过度侵犯公社利益,则会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工农关系而加以拒绝。宜宾专区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清查治理:“对过去多征少用、征而未用及厂区禁区内的可耕地退还给生产队或经过政历审查后社员进禁区内耕种收割,单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泸州化工厂即退出耕地434亩。”

  绵阳专区亦根据浦陵机器厂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内核查基建用地,开展土地清退工作:“先后共清退出征而未用和暂时不用的土地一千六百五十六点七八亩,交当地生产队耕种。四机部绵阳所属四个厂,还把围墙撤了,退出土地一百四十亩,交当地生产队耕种。”清退工作是三线单位、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三方博弈的结果,亦可反映地方政府在“大跃进”失败后为避免工业过渡挤压农业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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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攀钢一号高炉出铁(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与征地面积相比,补偿款的发放是公社和社员更关心的问题。国家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三线建设,但项目多、难度大、时间紧、要求高等因素使有限的投资捉襟见肘,进而影响征地补偿。参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绝大多数单位占用土地只粗略丈量了面积,近千亩土地没有及时办理征用手续并付给补偿款,导致部分农民存在“工业挤占农业”的顾虑,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人民委员会于1965年5月先后派出两批工作组进行检查并提出,“到目前为止,征用土地(包括临时性占用和损坏青苗)应该补偿70856.56元,已经付款34805.34元”。

  绵阳专区亦组织各县对不按规定占用土地、损坏农作物等行为进行检查,“德阳东方电机厂,因建设铲了生产队的青苗19亩,经县上检查揭发后,厂里经办人和领导都向生产队、公社作了检讨,并赔偿了损失”。宜宾汽车制造厂损坏社员青苗两亩多,一直未予赔偿,宜宾地委要求“用地单位应向群众作检讨,并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赔偿群众的损失”。

  各地对征用土地和补偿进度的严格清查,一方面是出于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其承担协调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责任所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指出:“三线建设不仅要搞工业,而且必须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发展农业。谭震林同志提出,不管东西南北,不管一、二、三线,所有的农村都是第三线。这是很对的。”宜宾地委更是将三线单位扩张用地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国家耕地越划越少,土地减少了,粮食也就随之而少收,这对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都是不利的。”时值“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潮之际,对农民利益的些许损害都有可能成为被揭发批斗的理由,使地方政府和三线单位在具体实践中高度重视工农之间的和谐。

  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推广

  “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认为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可消灭“三大差别”:“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消灭“三大差别”,引导农民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前提是实现乡村工业化,因为机器大生产的方式有助于“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道路”。

  在中央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大力兴办地方工业,部分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全国开始探索“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解释称:“在企业中招收一部分工人,他们有工作做的时候当工人,没工作做的时候,回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农民,……他们是亦工亦农的工人,或者可以叫做农民工。”《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之初曾总结全国各地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经验,并将其优越性概括为:“避免了窝工浪费,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开支。在钢铁、煤矿、化工等行业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还有利于防止工人患职业病。”因此,中央要求各工矿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寻找适当的亦工亦农实施办法。

  亦工亦农寄托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央屡次提倡的劳动制度。不过,随着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逐步调整,该制度的推广陷入低潮。而三线建设要求工矿企业搬迁至农村,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借此得以在三线地区发扬光大。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指出:“关于劳动制度,我还提出另一个性质的,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这样好处很多,家属可以不进城,又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缩小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好处。”

  同时,三线建设的加速推进,尤其是在初期基建阶段,各条战线所需劳动力数量激增,是农民加入工业建设,中央再度推广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现实考量。据四川省劳动局统计,1964年中央计划在四川建设的重点项目需要劳动力80500人,数量巨大,而三线建设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部署的国家战略,地方必须积极配合,四川省委要求:“各市、专区应全面考虑农业、工业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劳动力,积极支援三线建设,各部门要精打细算,合理使用,努力节约劳动力。”如此大的劳动力需求,仅靠节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在城镇中招收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外,从农村中调配一部分农民参与工业建设,就成为各地解决此难题的重要途径。

  然而,“大跃进”对四川农村造成了巨大伤害,除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外,劳动力也有重大损失,自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虽逐步恢复,但人口增长进展迟缓,如果再抽调一部分劳动力支援三线建设,则农业恢复的周期将更为漫长。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绵阳即面临此困境。1966年3月10日,绵阳专署计划经济党组给绵阳地委汇报时,详细列举了自1957年以来劳动力、耕地面积和粮食、棉花总产情况,汇总如表1。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绵阳专区劳动力数量大减,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此后该地劳动力虽有恢复,但进展迟缓。相较于1957年末,1963年末绵阳专区劳动力数量下降了6.2%,与此相关的则是该年绵阳专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指标(粮食、棉花)皆未达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绵阳专署计划经济党组将此数据详细汇报,显示出农业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调配大量劳动力参与非农生产的隐忧。

  地方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三线建设自上而下强势推行,绵阳仍积极抽调劳动力支援重点项目建设,自1964年起的两年内,绵阳专署为重点建设项目招工63403人,为重点建设服务企业招工12104人。绵阳的情况是整个三线地区的缩影,温江地委专门发出指示,要求三线单位招工“首先应从城镇招收解决,挖掘城镇劳动潜力,尽可能从城镇招收,在城镇招收确有困难时,再从农村招收”。

  四川省委深知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内情,因而要求“调配劳动力,要认真贯彻两种劳动制度,除少数必须招收固定工外,要尽可能地采用轮换工、合同工的办法。使工业和农业互相促进,更好地贯彻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劳动制度”。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其目的之一是尽量减少因抽调大量农村劳动力而导致农业减产,避免重蹈“大跃进”的覆辙。

  根据四川省委的要求,绵阳地委提出抽调劳动力要根据各地区的情况,照顾历年所用劳动力的数量和习惯,“本着大忙、农忙季节不调或少调,农闲多调;非重点建设地区、地少人多的南边县多调,地多人少、劳力不足的北面县适当少调,地广人稀的山区县不调”。绵阳专区南面七县靠近成都平原,人口密集,土质肥沃,耕地紧张,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仅为3.27亩;北面五县靠近山区,地多人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为3.87亩;而像北川、剑阁等山区县,地广人稀,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5.97亩。因此,绵阳地委决定:“凡调出区外的劳动力和区内用的部分劳动力,原则上由南边县解决;区内重点单位所需用的劳动力,……推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原则上应以企业所在地为主,就地就近安排上人。”

  三线单位对保密和技术要求较高,加之农村“四清”运动的开展,四川省劳动局要求各地抽调的劳动力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地、富、反、坏分子不得招收;身体健康,无严重慢性疾病和传染病;学工为十六周岁至二十二周岁,一般应具有初中和高小文化程度”。招工条件的设置原本是为了加强三线单位的安全和生产,但符合招工条件者大多是农村青壮劳力,抽调之后,社队经济损失颇大。加以此时农村劳动力本就短缺,农业生产亦未恢复,因此四川省劳动局规定:“凡是从农村招收的则实行亦工亦农的轮换制度,凡是从城镇招收的则实行合同工制度。”

  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内涵广泛,除工厂固定工外,其余源自农村的季节工、合同工、轮换工皆属亦工亦农范畴,尤以轮换工为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报告称:“亦工亦农劳动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临时季节工;一是定期轮换工。……轮换工的来源,首先从厂社结合的公社解决,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同所在地县委商量,确定劳动力协作区,把关系固定下来。”也就是让农民轮流到工厂做工,成为亦工亦农劳动者。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重点建设区域,大规模项目的开建使该基地面临劳动力短缺、投资过大等一系列问题。1965年12月10日,重庆地区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建设指挥部报告称:“实行亦工亦农制度,除少数技术骨干外,工人均在当地解决,搞合同工、轮换工制度。这样可以解决固定工带来的许多老大难问题,……我部在重庆地区各新厂一般都愿试行这种制度。”随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

  经过近半年试点,1966年4月14日,重庆市委报告明光仪器厂等9个单位已吸收轮换工近三千名,“轮换工的来源,首先从实行厂社结合的公社解决,如果需要量大,再从其他地区解决”。贵州省委也大力推广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去年以来,全省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已有八十八个单位,十三万八千多人,其中轮换工六万七千多人。……新建和扩建的工矿企业,从农村招用新工人时,应一开始就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不是特殊工种,一般都不用固定工。”

  亦工亦农劳动者游走于工厂和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既是工厂职工,又是公社社员,因此其工资待遇和所享福利并无固定标准。1964年9月16日,四川省劳动局规定:“实行亦工亦农轮换工和合同工试用期满后的工资待遇,原则上可以按照略高于农村同等劳动力收入,稍低于现行同工种一级工的工资标准,新工人一律不沿用劳动保险条例,不带家属。对于来自农村的亦工亦农的轮换工应按月向所在公社或生产队交纳二元的公益金,由用人单位在工人待遇中按月代扣,按季代缴。”如此便确立了亦工亦农者在工厂劳动,拿低于同级工人的工资,在公社集体经济中不参与分配,但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家属安排等与社员基本相同的工资福利制度。

  正因为其既不是常规序列的工人,又不是普通的公社社员,因而亦工亦农劳动者也经常陷入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1965年12月,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德怀到重庆永川花果山煤矿考察,煤矿领导介绍称:“煤矿现有轮换工300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2%,公社有30%左右的青年可以轮流进煤矿当工人。”彭德怀请六位轮换回农村的老工人开座谈会,大家提出两点困难:“一是治病有困难,要求在厂医院开点药,厂领导当场应允。二是农村缺燃料,厂领导当面答应用超产煤每月增供100斤。”此事例反映了轮换工回到农村后,便与工厂脱离关系的状况。

  亦工亦农劳动者虽然在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受到区别对待,然而三线建设所需劳动力数量大、资金缺乏,且农民参加三线建设,亦可提高收入、技术和文化水平,对工农双方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因此,三线建设初期亦工亦农劳动者数量巨大,1965年6月14日国家建委汇报称:“西南三省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已从农村抽调41万人参加三线建设。除此以外,还有大批劳动力间接为铁路和工业建设服务。”亦工亦农劳动者在三线单位职工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大,鲁大东报告称:“根据少数厂的初步规划,轮换工占工人总数的比例,达到一半左右是可能的。如华光仪器厂,需生产工人六百二十二人,现已有轮换工二百零七人,准备逐步搞到四百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

  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之所以被寄予缩小工农差别的厚望,其核心是农民也能掌握一部分工业技能。1964年12月,四川农业机械厂试点亦工亦农制度,先后在附近七个公社招收了一百名亦工亦农轮换工,一年后一部分轮换工已经顶上了岗位,“造芯小组原来有4个三到五级的技术工人做水管泥芯,班产20件;现在改为2名三到四级的技术工和2名轮换工即可达到相等的产量,并且保证了产品质量。其他如锻工、车工的轮换工人,也大部分在老师傅指导下开始独立加工制造一般部件和零件”。

  三线建设初期,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被认为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途径之一。1964年10月《人民日报》亦发表社论论述其优越性:“实行亦工亦农,工厂少用了固定工,节约了工资,降低了成本,而且省下了非生产性基本建设的投资。……实行亦工亦农,不仅季节工本人的收入增加了,农村的集体生产单位的收入也增加了。”虽然亦工亦农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安排,亦工亦农者大多也未真正成为工人,却是三线单位在短期内大规模开工建设的重要保证,并在此之后作为工厂重要的用工形式,为降低企业用人成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三线单位所在地的工农相互支援

  工业化是近代国人追求富强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引导人口众多的农民走工业化道路,并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一直是中央高层思索的问题。“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大办地方工业,使农民粗略感知了工业化生产方式,虽然此次尝试教训甚大,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发展模式成为时人共识。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称:“由农业建设高潮推动起来的工业建设高潮,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党全民动手办工业,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办工业。”

  “大跃进”时期地方自办工业规模较小,生产方式落后且以钢铁工业为主,无法满足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气化的要求。而三线建设将大型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迁移到农村,为工业支援农业提供了新契机。四川省计委明确提出:“农业是全国的大三线,在加速三线工业建设的同时,要认真抓好农业,工业部门要大力支援农业。”除了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外,三线单位要在农村落地,利用乡村资源,确保备战环境,就必须与公社、农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各三线单位在初期十分重视支援农业,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称:“要把西北地区建设成为强大的战略后方,关键是把农业搞上去。有了足够的粮食,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和战备的要求,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使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支援农业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三线单位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困难。1965年9月全国迁建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支援方式:“在可能条件下,供水、排水、供电工程的建设,要照顾农业的需要;少占农田,不占高产田;尽量不让农民搬家;组织家属参加农业劳动,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在保证职工必要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前提下,各种福利设施要从低从简,避免脱离群众。”除与农民“同甘共苦”外,最重要的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以实际行动改善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1965年由无锡内燃机厂和洛阳拖拉机厂合并内迁到重庆北碚的红岩机器厂,在建厂过程中“做到了宿舍上山,厕所下楼,结合本厂排水工程,加大了管径,另给公社接了450公尺水管,灌溉农田1300亩;架设了一万多公尺电线,使13个生产队二百多户农民装上了电灯”。红岩机器厂附近受益的四个生产队农业灌溉面积由1964年的60%扩大到96%;1965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900斤左右,比1964年增产60%;每个社员平均收入比1964年增加一倍。

  三线单位以自身技术和资源,帮助改良土壤,改善灌溉条件和生活设施等行为,受到了所在地农民的欢迎。位于甘肃省永靖县的刘家峡水电站是西北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工程局发动职工,在不影响工程生产的情况下利用旧材料,安上了一条四百米长的自来水管,将水送到社员村边。还给全体社员和学校安上了电灯,帮助大队作了一个电磨”。这些不但解决了农民磨面、喝水、点灯的困难,而且将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该大队社员称:“过去翻山越岭挑苦水,现在站在门口吃甜水,点灯不用油,磨面不用牛。这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事。”甚至过去外地人不愿和红柳沟人结亲,现在主动上门说亲。

  曙光机器厂与四川梓潼城郊公社签订了支援计划,为保证该公社1965年增产粮食100万斤,并维持稳产高产,工厂投资4万多元在凤凰山建成了抽水站一座,可灌溉8200亩土地,增产40万斤粮食,当地群众称:“引水上山,我们从来不敢想,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古人办不到的事,今天实现了。”

  除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外,三线单位还帮助农民提高福利水平。宜宾专区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汇报称:“大部分建设单位对来自农村的公社社员都不分上下班时间即诊断,尤其贫、下中农社员都给予免费治疗。芙蓉矿区汽车为社队抢救严重的伤病员就达十次以上。”长城钢厂1965年为贫下中农治病“计门诊一千七百五十人次,住院四十三人,抢救危急病人三十五人。冶金工业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四冶’——笔者注)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家属看病的同时,为社员治病一百四十余人次,为农民消毒房间一百六十三间,水井十口。为农民治病,只按批发价收药费”。三线单位的迁入,使所在地农民享受到更精湛的医疗技术和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工人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被各级政府寄予教育农民摆脱“自发经济倾向”,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厚望。195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工人农民的经常联系》指出:“工业是集中的,工人是有组织的,工厂方面的力量是比较充裕的,因此,为了加强工农的经常性的联系,工厂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以主动的积极的态度,去联系和团结附近的农民。”工人有工会组织,且每周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而农业生产则相对繁琐,这固然是工人在工农联盟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个因素。然而,中央高层更注重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工人阶级要引导和教育农民:“工人群众应该以自己的奋不顾身的劳动热情,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在日常行动中影响农民,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教育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要求工厂对所在地公社实行带政治、带科学技术、带文化的“三带”,尤以带政治为中心:“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突出政治,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促进农民的思想革命化。”此时期农村正值“四清”运动,自贡市建设委员会称:“组织职工深入社队,与社员‘三同’,并利用劳动中的休息时间,组织社员读毛主席的文章和语录,宣传毛主席战略思想,教育社员发扬大寨精神。”

  在此意义上,三线单位的设计、施工、生产人员,不仅仅充当了建设者的角色,而且成为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政治工作队、思想宣传队。宜宾专区报告称:“某单位与生产队座谈后,社员摆谈说:‘工人阶级真是了不起的国家领导阶级,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同时,不少单位借放电影、唱戏、晚会邀请社员参加的机会,进行当前形势、任务的宣传教育。”工农双方的近距离接触,使农民感知到工人的生活日常和思想觉悟,第四机械工业部要求所属三线单位:“厂社结合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很好的形式。厂社结合工作应该以带政治为主,以大庆的精神,带好农业的大寨的精神。”

  三线单位工人和家属基本来自大中城市,文化水平较高,部分三线单位亦承担起提高地方教育、文化水平的任务。长城钢厂“改建了一所民办中学,为地方学校修复和扩建了三十九间教室,派入原地方学校五十二名教师,并支援了一些必要的设备”。同时,“派职工业余演出队,为社员演出了三十七场次;巡回电影队在露天放电影,职工、家属和社员一起看,深受群众欢迎。”据自贡市23个重点单位统计:“赠送了毛主席著作乙种本、单行本16103册,建立学习小组168个、技术推广站6个、夜校两所、图书室9个。把政治思想、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带到农村。”

  工业对农业、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先天优势,使工业支援农业并没有仅停留在纸面,而是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鲁大东报告称:“现在看来,工业支援农业最主要的是,帮助农村解决水、电、肥、改土和农村副业加工机械化;帮助农村普及政治文化技术教育,为农村培养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

  因工业的大力支援,三线单位所在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农民逐渐接受三线单位在本地建厂的事实,并反过来支援三线单位。浦陵机器厂所在地社员们主动提出“四不三要”的爱厂公约:“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打搅现场施工,不拿工地一砖一瓦,不抬高物价;要支援国家建设,要保护工厂安全,要增强工农团结。”宜宾专区的社员则提出“五要五不要”的口号:“要支援工厂建设,供应职工新鲜蔬菜,不抬高物价;要爱厂如家,保卫工厂安全,不拿工厂一砖一木;要腾房子给职工住,不多收租金;要搞好工农团结,不打扰工厂建设;要注意安全,不到工地玩耍。”虽然历史事实可能与口号的倡导有差距,但此类引导式标语为农民支援三线建设指明了行动方向。

  三线单位远离城市,布局多隐蔽偏僻,交通不便,其后勤物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当地公社,尤以新鲜蔬菜最为缺乏。长城钢厂是冶金工业部部署在四川江油的重点项目,截至1965年8月,江油县的工业人口由1965年年初的18900人骤增至42000多人,蔬菜供应成为一个较大的难题。江油县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抽出人员组织了21人的突击队伍,划片包干,本着“按需定产,产略大于销”,“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原则,同生产队签订确定面积、数量、品种、质量、上市时间和包收购的“五定一包”产销合同,在7个公社21个大队中组织78个蔬菜专业作业组,建立起1200多人的蔬菜生产专业队伍。

  三线单位所在地公社还积极吸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解决三线建设者异地分居、生活不便等问题,使其安心从事生产。陕西省宝鸡市委要求:“在地多人少,社、队劳力非常缺乏,现有耕地潜力很大的地区,安排一部分家属插队为社员,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家属插队的,家属宿舍一定要分散建在农村,最好就建在要插入的生产队。”而在长城钢厂兴建过程中,四冶党委和江油县委探索出家属插队入社,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办法:家属入社,坚持“两自愿”(社员自愿接收,家属自愿参加)的原则,实行“两保留”(保留城市户口,吃商品粮;保留原来的劳保待遇)的办法,贯彻“三不挤”(不挤公社土地、不挤社员收入、不挤民房)的精神;生产队据此合理安排劳动力,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扩大副业生产。地方公社吸纳三线职工家属,使其由单纯的消费者变为生产者,实现了企业、公社、职工三方利益最大化。

  同时,在三线单位建厂过程中,地方公社和农民积极参与、支援“三通一平”工程。338厂和308厂是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三线企业,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配套,因未列入“歼灭战”项目,故建厂时间被延迟,两厂党委与地方公社合作,采取“以少数技工带民工,工农结合建厂”的办法,均提前半年建成投产,并节省投资6%左右,中共中央西南局高度赞扬“工农结合建厂的形式是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在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广元0821指挥部建设处,依靠当地社、队组织民工,采取包工的办法搞“三通一平”工程,“节省了劳动工日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个,仅临时工棚、炊餐用具、勤杂人员等项费用,节约建设资金一点三万多元,而且还按原计划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地方公社参与建厂,在提高公社收入,节省建设投资的情况下,保证了三线单位顺利投产。因此,三线单位选址靠山、隐蔽的农村,身处农民包围之中,其在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也低成本地共享着地方乡村的资源。

  四、余论

  就理论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中国革命实践主要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农民是革命的主体。为了协调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与革命所依靠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1949年毛泽东在论述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虽然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然而城乡、工农之间的互动渠道被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治理政策所阻碍,一方面导致工农差距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中央高层希望通过实现乡村工业化逐步解决上述困境,面对的却是农业国的现实,毛泽东强调:“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中共中央虽然不断倡导工农结合,希望缩小乃至消灭“三大差别”,然而中国的工矿企业布局是以大中城市为主,农村缺乏工业基础,如何引导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思索的问题。

  早在1878年恩格斯就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更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条件。”1959年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提出其对工业布局和工农关系的思考:“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原则,把企业适当分散地建设在全国广大地区,这对于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有利的。”“大跃进”运动的失利,使乡村工业化理想暂时受挫,而三线建设因国防备战需要,三线单位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内地乡村,使中央高层和陈云的这一设想有了实践的可能,也为被国家政令阻断的工农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跃进”冲击农业造成非常惨痛的后果,这个教训也一直笼罩在各级执政者心中。在三线单位选址基建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少占农田、少迁民居,其目的便是不希望以过度牺牲农业作为发展工业和国防的代价。而浦陵机器厂创造的规划选址经验,经各级政府大力倡导,为各三线单位所效仿。同时,各级机构对基建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并在“四清”运动配合下予以清退赔偿,显示了三线建设初期工农关系的良性互动。

  三线单位的基建和生产需要调配大量农业劳动力,在不损害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地方公社和三线单位共享了一支工农结合、亦工亦农的劳动大军。农忙时为农、农闲时为工,这在无形中契合了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理想社会形态。然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虽屡经中央提倡,却仅是三线单位节约成本,弥补劳力不足,防止职业病的一种策略,亦工亦农者在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方面仍未能进入工人的行列,在亦工亦农的同时,也面临非工非农的尴尬。不过,从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一部分亦工亦农者离开工厂,返回乡村,逐渐成为地方“五小”工业、社队企业乃至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

  三线单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在农村的布局占用乃至损害了人民公社的集体资源,因此各级政府要求三线单位支援农业以资弥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兴修水利,兴办学校等措施使得部分农民享受了大工业带来的好处。农民也积极参与三线单位“三通一平”工程建设,保障物资供应,并接纳其职工家属插队入社,解决三线单位及其职工的后顾之忧。融洽的工农关系使战备所需的保密、隐蔽功能得以实现。

  在各级政府看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而农民有自发、分散的经济倾向,不加引导容易走上歧途。因此三线单位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其能作为政治工作队和思想宣传队,以实际行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而三线工厂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和技术优势,如广播、电影、图书、戏曲等,也使得这种教育和引导并非无的放矢,在此意义上,三线单位也可以被视为国家权力更进一步深入乡村的基点。

  前文所述仅是三线建设初期(大规模基建阶段)各级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一次尝试,其中包含诸多美好愿景,在“四清”运动的加持下,三线单位和地方公社、三线单位的职工和公社社员在接触之初表现得“温良恭俭让”。然而,并非所有三线单位都是大庆式企业,亦非所有公社都是大寨式社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过度积累会导致农业投资减少,而支农任务过重也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双方在日常交往中也有貌合神离乃至公开对抗之时。尤其在三线单位投产之后,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其与公社在所有制性质、生产经营方式、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在初期建立起来的互惠关系逐渐让位于零和博弈。此后,三线单位围墙高筑,俨然成为乡村中相对封闭的工业飞地和文化孤岛,直至改革开放后,各三线单位先后迁出农村,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宣告终结。

  张 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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