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参考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2021-10-3 23:2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728| 评论: 0|原作者: 李慎明|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四、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什么是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52] 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53] 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具体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根本利益有着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对立答案。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54] 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相对论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
二是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上午9点至下午2点多,在莫斯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5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从早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 [55] 同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这样的结论,在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1)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对西方唯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2)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3)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这个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理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唯物辩证法认为:(1)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2)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党内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其次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二十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在党内存在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上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前些年,笔者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说苏联演变的发端,是来自苏共党内的理论。那么,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以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说:“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 [56] 恩格斯明确做出这样的判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 [57] 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58]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 [59] 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罗•伊•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三百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四十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十万英镑。”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60] 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五、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理论非常重要。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忽视理论。否则,或迟或早都会品尝到忽视理论的苦果。
第二,最高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而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阵,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的监督。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1] 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作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久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胜利。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62] 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之时,便更加重视 “软实力”的运用。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在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占有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并有着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的车轮总是要驰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人类历史必将在曲折的苦难中逐步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总撰稿:李慎明(署笔名:肖黎)。撰稿:李小宁、葛幼力、邱建、郝一星。
该片顾问:陈奎元、张全景、刘峰岩、郑科扬、李慎明、全哲珠、杜学芳、李成仁、马俊清、蒋振云、李意珍。
总监制:李本刚、肖建国、周殿富、王京生、陈之骅。
总策划:潘家华、朱锦昌、邢世杰、胡驰、邵中和、陈君、刘奇光。
理论提供:李慎明、陈之骅、吴恩远、邢广程、李正乐、王正泉、张树华、于洪君、郭春生。
总编导:李荃、刘树人。
该片是由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
[②] 《西方思想宝库》,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0页。
[⑥] 《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62页。
[⑦] 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0206.shtml
[⑧] 《俄罗斯的改革:现状与前景》,莫斯科俄文版,2002年,第94页。
[⑨]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俄联邦1980—2005年自杀率的统计表: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media/russ.pdf
[⑩]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
[11]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第374页。
[12]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13] 帕•波•鲁齐利娜:《九十年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摘要)》,《黑河学刊》1995年第2—3期,原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5期。
[14] 参见小林、陈弘:《东欧国家近年经济状况的一些数字》,《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
[15] 参见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35页;第10期,第34页。
[16] 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
[17] “Informe Económico 1994”; Banco Nacional de Cuba; C. Habana; agosto de 1995; anexo 1.
[18]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
[19] 埃菲社哈瓦那2008年1月27日电。
[20] 孟庆义、刘蕾:《朝鲜真实的经济状况》,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11月6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711/26836.html)。
[21]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3月29日。
[22] 《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路透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7日。
[23] 刘志军:《全球化削弱人类安全》,《环球时报》2006年5月2日。
[24] 山南:《法国陷入“集体性贫困” 》,《国际金融时报》2008年12月5日。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26]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213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页。
[34]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35] 《普京执政八年,没有颠覆而是改造了俄罗斯》,原载《俄罗斯报》2008年2月1日。
[36]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37]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38]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3页。
[39] 《列宁选集》第4卷,第732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41]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年,第453页。
[42] 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山东大学翻译组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0年,第592页。
[43] 1930年3月15日《真理报》73号。
[4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1953年,第411页。
[45] 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44页。
[46]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467页。
[47]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469—470页。
[48]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49] 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第117、121页。
[50] 参见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67页。
[51] 费•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第396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3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3页。
[54]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43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7页。
[58]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59]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60] 《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19—720页。
[62] 《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职演讲(译文)》,东方博客2006年3月25日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4-20 05:27 , Processed in 0.015050 second(s), 11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