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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2021-10-7 08:09| 发布者: biruxie| 查看: 3137| 评论: 0

摘要: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



按: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
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
宋江提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
 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
 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
 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
 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
 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
 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
 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
 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
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
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京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
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
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
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
,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
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
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
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
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
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
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
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
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
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
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
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
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
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以下手稿缺9、10两页)
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
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
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
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
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
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
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
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手稿缺第10页至此)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
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
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
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
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
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
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
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
,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以下手稿缺15至24共10
页)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的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
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
,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
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
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
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
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
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
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炭
铅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
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
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
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
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
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
,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
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
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
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
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的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原稿缺第15————24页至此)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
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枱,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
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
见拙。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
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
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得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
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
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
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
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
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
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
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
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
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呵。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
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
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
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
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
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
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烫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
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
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正确,据
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
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
?”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
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
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
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
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
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
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

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
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扶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
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
,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
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
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
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
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
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
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
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
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
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
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
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
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
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
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
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
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
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
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
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才能不是世袭的。
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
。’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
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
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
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
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
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
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
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
能睡着也好。我不哭,我哥哥打群架断了胳膊都不哭,我再疼也不哭……”

老畜牲气急败坏地制止她。

“32.1”不满地嘟着小嘴:“你他妈管得着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阿姨,我会死吗?”

勇珍抚摸着她的脸蛋,“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你很快就会出院的……”

小女孩不信:“我怎么不会死呢?比我小……”

勇珍不再说什么。我们一道离开。

老畜牲也跟出来,哭丧着脸,嘴里絮絮不清:“大夫,您看她……”

勇珍客气而有分寸地说:“‘32.1’的病我们治了很久了,家属过于着急也无益处。照顾病人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医学专用的拉丁语。

老畜牲听着这些圆滑无用的话,似懂不懂地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勇珍已经走远了。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眼皮垂着,脸部肌肉伤心地抽
搐着,还在说:“我等会儿出去给她买点水果,嗯嗯……”

回到值班室,勇珍胸有成竹地说:“‘32.1’不行了。她最多还有一天一夜。她哥哥哭疯了也没用。”

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表现,治疗方法。

正说着,门开了一下,司马丽披着一条淡灰色的围巾站在门口。她看到我像看到怪物似的,转身就走,门砰地被带上。

我喊她一声,又觉得这样不妥,便抽身追出来,跟在她后面,走出医院。

她在前面快步走着,背后拖下来淡灰色的围巾。决裂那天晚上的情景,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2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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