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后的国家局势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这不是因为他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被骂成“卖国贼”——他在《中法新约》上签字后也被骂成卖国贼，但丝毫没影响他继续当总督。关键还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直隶淮军被打残，且李鸿章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直隶淮军只是损失较大，并未全军覆没，直隶以外的其它淮军也还保存着；慈禧对李鸿章的信任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列强还是只信任李鸿章签字的条约。李鸿章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都还在，因此只是被暂时的免去实权职位、权势大大削弱，还远没有到彻底下台和被清算的地步。他的内阁大学士头衔得以保留，享受着优厚的高级官员生活待遇，并继续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发挥重要影响。签署《中俄密约》期间，又以“特派头等出使大臣”身份到世界各国访问，与各国元首把酒言欢、享受各种外交礼遇，回国后获授总理衙门行走，主管外交，正式恢复公职。 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是王文韶。此人号称 “把李鸿章做过的官都做过”：李鸿章在镇压捻军过程中，转战各地，陆续出任各地总督，王文韶便往往在李鸿章去职后负责扫尾工作。他的政治出身是清流而非淮系，但升官却一再得到李鸿章的保举，接替李鸿章之后，总是能够很好的保留淮系势力、继续任用淮系人马。跟张佩纶类似，是淮系和清廷博弈合作的代表性人物。由他接替直隶总督，也就意味着清廷并未打算在甲午战败后对李鸿章和淮系势力进行切割清算。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朝中立刻掀起了弹劾李鸿章及其手下亲信嫡系的高潮，许多调查处置的工作落到了王文韶肩上。王文韶见招拆招，对各种弹劾总是以“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但具体责任人是谁说不清楚”、“某人确实做了错误决策，但说他贪污卖国，也找不到证据”等理由结案。叶志超和龚照玙这种临阵逃跑无法脱罪的，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也都在李鸿章的袒护下免于一死，关了几年就给放回了老家。 李鸿章在外交领域的地位几乎没有下降。“联俄抗日”的战略还是他制定和执行的。在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但无足够的证据。不过，接下来在俄国抢占旅顺、大连的过程中，李鸿章受贿卖国的证据就很充分了。 从沙俄灭亡后才解密的俄国机密档案来看，在强占旅顺过程中，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与财政大臣维特通过电报反复协商向李鸿章及其幕僚张荫桓行贿之事。因为英国向清廷表态强烈反对租借旅顺，清廷便想借助英国的干涉来保住旅顺，举棋不定。关键时刻，俄国方面承诺向李鸿章贿赂50万两白银，以确保租借协议顺利签署。贿赂协议达成的时间是1898年的3月21日。一周后，也就是3月27日，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第二天，璞科第即在密电中说：“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表谢意。”29日，巴甫洛夫又密电汇报说：“允付李鸿章的五十万两昨天已照付”，标示事情“十分秘密”。[1]从俄方档案来看，行贿过程是由财政部官员直接把银子交给李鸿章，再由驻华谈判代表去向李鸿章方面求证确认，以免行贿官员有私吞贿赂金的问题。 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以后，很得意的向清廷吹嘘：“总可保二十年无事”。结果只过了两年，就发生德国派兵占领胶州湾这种赤裸裸的外国军事入侵。只是因为清军根本不敢抵抗，双方未发生交火，才只叫“强占”不叫德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李鸿章大约觉得这都不算事儿，继续愉快的卖国，相继在租界胶州湾和旅大的条约上签字。收了俄国50万两银子，还不忘对俄国表示感谢，因为这不仅是很大一笔“洋财”，也代表了俄国人对他本人的信赖和工作成效的肯定。毕竟，在淮军实力大损的情况下，要保住自己的权势，来自列强的支持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德国皇帝就给俄国沙皇写信说：“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组成为一对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 英国人则对此感到有点气馁，他们原来支持日本就是为了遏制俄国势力扩张的，战前的设想是让日本和中国再打一次“中法战争”——日本从清朝手中把朝鲜抢过去，以朝鲜为基地制衡俄国。想不到清朝会被日本几乎一战击垮，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速度反而加快了。英国立刻派了一艘军舰到旅顺去转了一圈，以宣示英国仍然有“充分权利防卫旅顺口和其他中国口岸”，然后又强迫清政府把威海卫租借给英国。 由于威海卫已经被日军彻底摧毁，军事价值大大降低。英国此举只给自己挣了个面子而缺乏实际意义，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在华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无法维系，转而强调力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 接着就是法国强租广州湾、日本霸占福建沿海港口等一系列事件。李鸿章在“渤海无虞”之后吹的第二个牛“可保二十年无事”又被惨痛打脸。当然他本人对此并不在乎，还借机大发洋财，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1899年慈禧中断了戊戌变法以后，命李鸿章南下，担任两广总督，搜捕维新派和革命派——因为两广淮军的实力一直在，还是得李鸿章去指挥才最为顺手。他就在气候宜人的广州当“土皇帝”养老，一边继续卖国和镇压革命，直到1901年死掉为止。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权势稍减、富贵无忧的经历，表明了清朝两大当权派对甲午惨败的真实态度，那就是丝毫不知悔改，更谈不上什么醒悟，继续依靠投靠列强和压榨中国人民苟且偷生。 清廷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三年才开始宣布要“变法”。之所以还要等三年，是因为当权者从根本上觉得甲午惨败没啥大不了的，跟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主要就是打仗打输了赔点钱。这一回好歹没让日军攻进北京，比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强些。特别是辽东半岛失而复得，让他们更为得意，以为靠列强之间的矛盾就可以“二十年无忧”。他们没想到事情会没完没了，列强也都是“柿子捡软的捏”，谁也不愿意当真为一个无能的大清国跟另一个列强过不去，反而联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等到1898年，中国沿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除了北京的咽喉天津港以外，都被列强瓜分完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大清国离亡国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候，当权者们那迟钝的神经才想起来：嗯？好像该变法了？ [1]《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 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210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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