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七讲）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七讲）

资本原始积累：大西洋三角贸易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有两个，一个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的鸦片三角贸易；一个是西欧殖民扩张初期的奴隶三角贸易。由于后者的贸易发生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三大洲之间，其航运路线在大西洋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状，所以也叫大西洋三角贸易。

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1453年），中断了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之后，西欧人凭借其航海优势，开辟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道以及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1500年前后），从而国际贸易中心由地中海的意大利半岛上的各城邦，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的西欧诸国，从此，开启了一个由西欧人主导的延续至今的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时代。

不过，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西方之间几乎没有超出香料、丝绸、珠宝和香精等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的范围（葡萄牙主导），从美洲大陆也主要是掠夺金银贵金属（西班牙主导），大宗生活必需品，如谷物、木材、鱼和纺织品贸易主要也是在欧洲大陆内部进行（荷兰主导）。到了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英法的崛起，规模巨大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才真正地发展起来。

所谓三角贸易，就是把欧洲的布匹、枪炮、朗姆酒以及其他金属制品等工业品运往非洲，在非洲用部分质次价廉的工业品换取黑奴运到美洲，再从美洲装运除金银外还包括蔗糖、烟草、咖啡和棉花等工业原料回到欧洲。然而，这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进出口贸易，而是伴随着暴力掠夺，以美洲为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以非洲为人力资源地，以西欧为资本主义加工业中心的资本原始积累模式。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行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资本，二是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为其准备这两个条件的过程。西欧人对美洲殖民以后，实行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为欧洲本土提供工业原材料，大规模种植甘蔗、烟草、咖啡豆和棉花等作物，但由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从而便从非洲贩卖黑奴解决劳动力的短缺。这一过程的惨绝人寰和灭绝人性，被马克思称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

马克思还在他的《资本论》中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消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征服和掠夺，把非洲变成商业性的掠夺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丰厚的海外贸易必然引起西欧诸国对殖民地的争夺。起初英法联手通过制定海运规则，把荷兰推下了海运霸主的地位，接着英法之间又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先后爆发了四次英法战争，直到那场被称为“七年战争”的最后决战，最终于1763年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英国大获全胜为止。

争霸胜出的英国，占领了北美洲，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和生存空间（今美国、加拿大）；统治了印度，并以此为根据地将势力扩张到整个东南亚。到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地已经遍及全球，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并称霸世界达一个多世纪。

在西欧诸国的竞争中，特别是同法国的竞争中，英国能够最终胜出并称霸全球，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西欧整体崛起于航海优势及其坚船利炮，谁在这方面占得明显优势，谁将会独占鳌头。而1588年英国一战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为后来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大陆扩张，并消弱其他列强势力准备了条件。

二是，国家间的竞争，长远来看均在于经济实力的角逐。16世纪是伊比利亚半岛称雄全球的一个世纪。但英国自从结束三十年红白玫瑰战争 （1455年─1485年英格兰内战）以后进入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国内封建诸侯因为内战而自相残杀，力量耗尽，客观上大大消弱了英国封建势力，英王借机强化王权，与城市市民建立联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大搞“圈地运动”，推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个新贵族和资本家阶级队伍逐步壮大起来，这是其他西欧诸国无法比拟的。而整个16世纪，法国几乎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战争，前65年同意大利作战，接着又陷入30余年的宗教战争，国力受到极大的损伤。

第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形成民族国家，并借用其国家力量先后崛起的（意大利不仅是最早出现商业资本家的地方，也是早期出产大多数航海探险者的地方，但资助者却都是新兴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意大利的那些城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朝廷资助了哥伦布和达伽马，英国和法国资助了卡波特•韦拉扎诺和许多其他的意大利航海家）。葡萄牙和荷兰因囿于小国寡民，先后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排挤出列强阵营。当17世纪是荷兰人的“黄金世纪”的时候，西班牙、英法三国的综合国力总体上还是旗鼓相当的，只不过西班牙是走向衰落的趋势，英法是上升趋势罢了。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陷于“三十年战争”的多国混战的时刻，英国由于地处海岛，远离大陆，有幸免于被入侵或卷入长期的大陆战争。别人在战争中内耗，英国却能置身事外，这种幸运在当时的列强中，恐怕唯英国所独有。

第四，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有多种，比如采取商业战争、国家公债、现代课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但马克思特别详尽地揭示了两种：一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其典型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另一种就是对殖民地的掠夺，英国也是集大成者。可见，以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两种典型方式，英国一样都不少。正如前面讲到的，英国占有了北美洲，就有了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有了非洲，就有了廉价的源源不断的黑奴“人力资源”，有了印度这颗英王皇冠上的明珠，英国就有了整个世界。

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近代崛起的国家都出自西欧，而不是别的国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分裂》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根本上在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新生的和因袭的扩张主义的社会秩序刺激着海外新大陆的发现、新大陆上殖民地的占有，以及重商主义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演变”（p21）。

的确，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把压榨来的财富要么用于建造宫殿和陵墓，要么把它统统挥霍浪费掉了。而资本主义的特征则在于，除把少量财富用于个人消费外，大部分财富都作为资本再投入，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同时，冲破重重阻力不断地扩张，是资本本性的再度延伸，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毫无疑问，正是资本主义，是西欧能够崛起并向全球扩张的根本原因，无论它给人类带来了多少苦难和多么巨大的灾难（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土著各减少了5000万到一个亿的人口）。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时又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起源于西欧，而不是其他地方。

他认为，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西方反复长期地遭受蛮族入侵（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大军），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古典帝国最后的残余，使其帝国无法再度复兴，从而为一场资本主义的变革扫清了道路。他在观察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史的演化进程后说道：“从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在外围地区的诞生来看，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围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500年前，资本主义就兴起于相对欠发达的欧亚大陆的西端，同样，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预料的正好相反，没有发端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欧洲，而是处于外围地带的俄国和中国（p22）。

其实，斯塔夫里阿诺斯观察到的这种反复再现的现象，是有它的哲学根据的。事物总是在矛盾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发展的，新生事物也只有从其薄弱环节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并一举破土而出。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西欧，有三种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生成空间：政治领域里的封建制，经济领域里的采邑制和政教关系上的教皇制。“封建制意味着由敌对的封建国王和封建领主构成的聚合体代替了以往的皇帝的权威（中央集权），教皇统治意味着独立的教会取代了皇帝支配一切的地位。于是，国王与贵族的斗争以及国王与教皇的斗争便成为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特点。最后，采邑制意味着自治的地方经济单位的出现取代了以前的奴隶制种植园和一体化的帝国经济。随后，一个新的商人阶级成长起来，逐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强实力，向封建贵族——实际上是向君主政体进行挑战。正是这种多元体制为西方社会提供了进行海外扩张所必需的动力。”（p24）而不像中国当时那种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声势浩大的“郑和七下西洋”，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个宫廷太监而不是一家股份公司。开启远航和戛然而止仅仅出于皇帝的一声令下，其原因至今令人费解。（2021-10-10）

附：西欧崛起并殖民全球的简要历史

（摘自《资本的终结》，作者：李民骐）

在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也就是从中国的东汉初年至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国经济一直占全世界经济产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清朝前期，由于农业产量上升、人口增加，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产值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十九世纪初，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西欧经济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公元一世纪），也只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七分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西欧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到不到十分之一。从十一世纪开始，西欧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增长。但是，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仍然超过西欧各国之和。

在公元1000年至1300年之间，由于农业技术进步，欧洲的人口增长了一倍，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增长。欧洲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在欧洲爆发。此后，由于瘟疫、战争和农民起义，欧洲人口一度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在十五世纪，欧洲经济恢复了增长。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欧洲经济增长了大约三倍。

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已经达到了传统经济增长的极限。一方面，在1500年以前，欧洲的贵金属（也就是黄金和白银）生产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开采的土地越来越多。从公元400年至1600年，欧洲的森林覆盖率由95%下降到只有20%。欧洲的土地、生态资源已经使用到最大限度。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资源，欧洲经济将很可能在十七世纪以后走上下坡路，并像很多其它文明那样最终归于没落和瓦解。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控制了传统的由欧洲通往亚洲的商路。西欧各君主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通往亚洲的商路。对欧洲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他们冒险寻找亚洲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对印第安人实行了种族灭绝以后，美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帮助欧洲克服了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生态和资源危机。

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马铃薯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美洲为欧洲提供了广大的移民空间，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欧洲从美洲进口的贵金属，不仅彻底解决了欧洲货币短缺的问题，而且在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在十六世纪，欧洲各种商品的价格增长了二至四倍，而工资和地租却没有多少增长。欧洲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欧洲殖民者刚刚到达美洲的时候，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已经多达5000万。由于欧洲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到了十七世纪，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减少到只有400万。这引起了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劳动力短缺。为了弥补美洲劳动力的不足，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发达起来了。欧洲殖民者用少量廉价的工业品贿赂非洲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在非洲统治者的配合下，欧洲殖民者从非洲掠走大批青壮劳动力，作为奴隶贩运到美洲。最后，欧洲殖民者再将在美洲掠夺的贵金属和热带作物运回欧洲。

据统计，在1450年至1870年之间，至少有大约1000万非洲奴隶被卖到美洲。由于在贩运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非常高，非洲实际失去了至少5000万的青壮劳动力。

1487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发现了非洲南端好望角。1497年，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并穿过印度洋到达了印度的古里。然而，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在亚洲大陆上无所作为。一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在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衰落以后，英国在印度才开始迅速扩张。此后，英国用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征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也就是现在的整个南亚地区）。

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和掠夺在英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的过程中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20年，英国自身的经济产值不过360亿美元（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而印度的经济产值为1100亿美元，是英国的三倍多。同年，英国的人口为2100万，而印度的人口高达2亿1000万，是英国的十倍。印度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资源为英国霸权奠定了基础。

当时，英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处于逆差状态。靠着从印度掠夺的资源，英国不仅完全弥补了自己的贸易逆差，而且还有钱对外进行资本输出。英国利用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完全赎回了原来欠荷兰的国债，伦敦进而上升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如果没有对印度的征服和掠夺，英国就无法在“拿破仑战争”（1792年至1785年间英国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期间将政府开支增加六倍，从而确立了英国在世界军事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印度不仅给英国提供了巨额经济资源，而且还提供了大量军事人力资源。英属印度殖民军主要由印度士兵组成，在经济上完全由印度人民负担。在十九世纪，英印殖民军是英帝国主义政府侵略亚洲和非洲并赖以维持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1837年至1900年间，英印殖民军进行了大小七十二次战争。十九世纪的英国首相萨利贝里将当时的印度称为“英国在远东海洋的一座兵营”。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英印殖民军是“包裹在维多利亚时代天鹅绒手套下面的铁拳”，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外表掩盖下的强权”（注：“维多利亚时代”指的是1837年至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时期）。

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关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面临一个大难题。英国当时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丝绸、茶和瓷器，为此必须支付大量白银。自“丝绸之路”的时代开始，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就一直处于逆差。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最终有四分之三流入中国，以至于著名的“依附学派”历史学家安德烈•冈达尔•弗兰克将当时的中国称为“世界货币最终的聚宝盆”。

印度本身并不盛产白银。英国从印度掠夺的各种资源，如果不变成白银，就不能充分满足英国资本家的需要，也无助于弥补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所以，东印度公司迫切需要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得白银。当时，除了鸦片，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的鸦片三角贸易就产生了。英国殖民者强迫印度人民种植鸦片（实质上是英国殖民者剥削印度人民的劳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卖到中国、榨取白银；再用白银购买中国的茶、瓷器和丝绸，运到欧洲赚大钱。所以，当时的鸦片贸易对于英国至关重要，不仅弥补了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且还帮英国殖民者解决了将对印度人民的掠夺兑换为白银的问题。

十九世纪初期至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增加了三倍。中国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1814-1824年，中国每年流失白银160万两。1824-1837年，中国每年流失白银210万两。1837年和1838年，中国每年流失的白银数量增加到了560万两。相比之下，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4000万两。

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指出若任由鸦片泛滥，将“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负责禁烟。林则徐到达广东以后，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商人继续从事合法贸易，希望英国政府和商界协助禁烟。在英国政府代表拒绝了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以后，林则徐没收了英国不法商人囤积的鸦片并在广东虎门公开销毁。

中国政府维护自身法律的正义行动，在英国政府看来，就是触犯了“普世价值”的天条，因而为“国际社会”所不容。英国议会经过辩论，授权英国政府出动远征军侵略中国。英国议会的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是犯下了“莫大的罪恶”，是“邪恶的侵犯”，是“对正义的粗暴违反”，“为此，英格兰王国有权利，有绝对的和无可质疑的权利，根据上帝与人间的法律，以武力要求赔偿，如果我们和平解决的愿望遭到拒绝的话。”

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华民族在近代长达百年的沉沦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