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带领羌夏盟族创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一）

摘要

石峁遗址本是炎黄民族先辈们创建的4200年前的世界最大城市，一经申报美国《考古》期刊提名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却成了西方权威虚化、矮化中华文明的“证据”。这是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搞“除了文字”的“中华文明探源”所造成。这样“除了文字”搞“中华文明探源”，是上西方中心论的当，让中国人自己把上下5000年中华文明矮化成只有3300年的后商文明，把本来为首的中国贬低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由他们永远侵占中华文明一路领先发展早已占领的世界文明制高点。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将实证：

        石峁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对证相关古籍记载而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石峁文明的创造者——鲧为首的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民族先辈，创建了青铜文明时代早期世界最大城市！厉害了，我们的西夏方国！一切石峁遗存“无史料记载”、“独立于夏文化”论及“除了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2021-09-23 06:01 阅读量:10k+

华人号：华人头条-埃德蒙顿

第一节 城市的本质及其与文字的内在联系

既然实证研究的对象是石峁古城，那麽首先就得从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的结合上理解城市的本质特征有哪些？本节就来步步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一、国内外学者在探寻城市本质特征的过程中，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市与文明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辩证法论述，找到了深入认识城市本质和发展城市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构架，有的学者甚至为此提出了研究文明起源的政治经济人类学（Pollpck 1999）。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内在关系作了理论概括：“城市的出现，是随著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著全部文明的历史而一直延续到现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95）中提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同时，也指出：“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可以从它身上读出来，不必费力气去寻找难有证据的警察和法律，这是我们研究国家起源时重视出土古城的原因。”这些经典论述就阐明了：城市是国家机器、民族凝聚力和其它文明的物质因素的载体；只在城市出现后才有国家机器和其它文明要素的立足之地，由此国家也才可以概括文明社会，以致只要有最早的古城出土，就可发现国家和其他文明要素的起源。因此，城市的修建和使用是人类文明最本质的标志性要素；城市起源对文明的形成和进化起关键作用。

既然城市是文明的本质标志，那麽，城市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把城市的出现，看成是农业发展到产出剩余产品后，社会分工随剩余产品的增多和集中而发展的必然结果，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是引起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对立和城乡利益的对立。”“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农村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孤立与分散。”依此，曲英杰（1989）给城市下的“最一般定义”是：“一种人为的可以满足人们集中居住和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活动的需要的环境”。尽管他这个定义不一定完善，但抓住了城市的本质特性。城市区别于农村聚落的本质特性在于：其集中起来的大量人口中有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从事工商业（物质的）和文职（精神的）劳动，以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同其城内外的居民开展交易和取得贡赋。这种本质特性在史前城址中就有其三方面的物化表现：（1）曾使其集中居住的人口安居过，就有保卫他们安全而将其合围的城墙和其他防御设施的遗迹；（2）其所有人口中，除农业人口外，各行业的工匠和商人所占比例，作为城市文明化程度的标志，有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增大的趋势，而物化成其城址中的作坊、窖穴、工具和其相关遗物、遗迹；（3）其中文职和公职人员所占比例及其等级结构，作为宗教和国家机器强化程度的指标，有随城市化进程而日趋加大的趋势，而物化成其城址中的宗教建筑及神像和法器、礼仪建筑和宫廷建筑、墓葬及随葬品、原始文字，图画文字及其有关遗物、遗迹。这样一来，一个原有的农村聚落在其随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而加速发展的量变中一旦具有了上述三个本质特征就质变成城市了。

二、在农村聚落质变成城市的过程中，包括原始文字、图画文字及其它记录和传播人们语言和思维的物件、记号和图画之类的原文字，作为公共信息、经验知识和科学技术跨时空交流的工具起著关键的作用。史前城市的上述三大特征的形成都离不开文字：(1)城墙及其它防御设施和礼仪建筑，是需要动员和调集众多人力的大工程，其定向、测量、规划、设计、施工、施工前的人力动员、组织和后勤的精神支撑与物资的筹集、记账和登记保管，施工中的人力分工、日程安排、技术指导和工程管理等，都需要行用文字。(2)各行业专业化手工作坊的管理和记账，专业技术的传递，特别是商品交易中的货物计量、标记和记账，也需要使用文字。(3)天文历法、灌溉水利、筑城设防之类的公共事务，祭祀、礼拜之类的宗教事务，摊派和收取贡赋之类的行政事务，更是离不开文字。美国考古学家Schmandt-Besserat(1992)以对苏美尔楔形文字起源的20余年的研究证实：正是原先作为计算工具的泥球，异化成信封泥球带动各种几何形泥块组成的整个标记物体系，随著集中在Uruk中的商品交易及宗教、公共和行政事务的日趋增多，加速其复杂化进程，而最终导致楔形文字在距今4900年间的发明；随后刻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正式宣告了巴比伦文明时代的到来(本书第一卷第一册对此有详述)。正因为Uruk 不仅同两河流域的其它同期城址一样具有合围的城墙、大型宗教建筑、宫殿和陶器作坊，而且有它们所没有的原始文字，所以被西方学者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城市”（Mark 2014)。

在近东两河流域众多早期城址中Uruk独具原始文字而被公认为最早城市的事实，使各国学者对文字在城市文明形成和进化中的关键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Pollpck(1999)就提出了“文字权力(the power of writing)”的新概念。他以四大文明古国的国家机构无不有文职人员、其统治集团无不以文人为重臣的事实说明：城市化过程具有明确的文字特征，文字是国家和文明起源和进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文字不仅是思维和语言的表达工具，而且是思维和语言之时空局限的解放者；在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掌握文字的人们可能只是脑力工匠，但他们仍处于有影响的地位。Schmandt-Besserat(1992)考察世界各地古代墓葬中随葬史前文人使用的工具——包括球算器在内的各种计算工具的情况，得到的结论也是：“计数器具的使用，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被用作随葬品，确实是古代社会的一种传统。”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史实都证明：作为文明起源的物质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城市是物质文明因素的载体；文字是精神文明因素的载体，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化离不开城市和文字，就像人类本身的起源和进化不能离开肉体和精神一样。

在史前中国，文字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志，相互对应地存在著：文字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载体；城市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载体，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农业中心聚落发展到跨时空聚集各行各业人、物、财资源的时候，就开始转变为城市了；而这样的聚集是以跨时空传播信息的文字为媒介来实现的，特别是以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和信仰将相当的人力组织起来建设和营运城市的，以致城市的兴起和存在一刻也离不开文字。尽管文字表达的形式多样，其中的简文、帛文等形式不能长期留存，但城市建设和经营活动中，先民在其使用的石、骨、陶、玉和金属器具及其劳动对象上留下其刻划文字、特别是他们寄托其祖先崇拜和族属的文字——族号或族徽，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物质文化遗存的史前城址，必是一定文化主体——某个氏族或部族先民创造的产物，其遗存中就必定留下这个文化主体特有的包括其行用文字、历法等在内的精神文化遗传信息及其载体，就像婴儿身体上留有亲体的基因和体征一样。古代文明城址遗存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都需得到考古学的全面考察和充分研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