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近年来，80 年代研究成为学界热点，成果不断涌现。贺桂梅教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便是重要的一种。2021年3月，该书第2版问世，以此为契机，2021 年 5 月 8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第 41 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本次论坛以“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 80 年代”为主题，邀请贺桂梅教授担任主讲，祝东力、卢迎华与杨庆祥三位学者担任对话嘉宾，以期重估 80 年代的思想价值，重建批评话语。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鲁太光：大家下午好！欢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参加第四十一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本期论坛主题是“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我们从贺桂梅老师修订再版的研究80年代思想文化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下简称《“新启蒙”知识档案》）出发，讨论有关80年代的一些核心议题。首先请贺桂梅老师发言。
贺桂梅：感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提供这么好的讨论平台。非常高兴有机会邀请到祝东力、卢迎华、杨庆祥三位老师一起讨论。1998年我决定把1980年代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后来题目定为“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大概在1999年，我看到了祝东力老师的《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回去仔细阅读后特别喜欢，这本书是《“新启蒙”知识档案》最重要的对话对象，对其中很多章节都有重要影响。另外，我和祝老师选择的批判位置相近，我们都有着“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卢迎华老师最近组织了非常有影响的展览“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她也多次提到需重新探讨1980年代，卢老师的讨论可以从艺术研究的角度对1980年代提出独特看法。杨庆祥老师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史料、作家研究都非常有独创性，也能与我的研究构成对话。今天讨论的主角不是《“新启蒙”知识档案》，而应当是1980年代。我先简单分享下《“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内容与特点，然后提出一些我觉得值得展开讨论的问题。
《“新启蒙”知识档案》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进入1980年代，它研究的是1980年代的六个思潮，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潮史研究。我对“思潮”的理解比较特别。在我看来，思潮并非作家刻意计划的结果，而是大家在不同领域针对共同的社会现实议题进行言说、书写，不约而同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念、态度与立场，从而生成了具有一定同一性的思潮。思潮涌动，社会思想与文化如波浪般往前推进，是1980年代非常显著的特点，1990年代至今我们很难再看到类似的情况。1980年代的思潮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跨学科性”，比如谈人道主义，文学创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美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都会参与到这个思潮中。跨学科、跨专业也是1980年代很重要的特点，彼时专业区分尚不明晰，学科领域正在成形，处在一种混融的状态。所以，倘若要对1980年代的某一思潮做总体的描述与分析，我们首先要具备跨领域的视野。仅仅从某一专业领域切入，只能把握到思潮的一个面向。跨学科的视野使得我这本书并不那么像纯粹的文学研究，文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但也会涉及美学、理论、批评甚至是民族史等多个领域。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我在分析这六个思潮时，会尽量把握最为核心的共同议题、理念，以及不同领域人们对它的理解方式，既关注其基本共同点也关注其内在差异性。第一章处理的是人道主义思潮，涉及的议题是何为“人”、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值得追问。但1980年代不同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有限度的，他们对“异化”的揭示与抨击，对“人性”的浪漫化想象，强调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我决定的“人”的主体状态，实际上主要都针对着1940—70年代的阶级论话语；第二章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触及的议题是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现代的文学”；第三章分析“寻根”文学思潮，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如何表述；第四章谈“文化热”，中国文化在1980年代常被认为是“不现代”的，当时谈论中国文化更多是为了批判它，目的是要完成文化的“现代化”。这背后存在着一个特别明显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第五章讨论“纯文学”思潮，关键议题是何为“文学”。1980年代可谓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文学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时期。但那时候的作家强烈要求文学的纯粹化，要将其他“赘余”的东西都甩掉，最后导向的是“文学就是形式”“诗到语言止”。在这样一个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文学反而追求的是如何自我封闭、脱离现实。今天文学的“内卷化”、作家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基本能力，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纯文学”的知识体制紧密相关；第六章处理“重写文学史”思潮，我将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老师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经典文本，由此展开讨论，分析他们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与“文学”，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如何“重写文学史”。在分析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以“现代化范式”来“重写”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只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部的取向，而是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趋势。“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全球性新范式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之相伴的是“新体制、新学人、新范式”的生成。当时的研究者、知识分子更愿意将自己称作“学人”，但他们并不完全具备一种“既内且外”的批判意识。
这本书所研究的时段集中于1983—87年，这也是我比较自觉的选择，为的是避免将1980年代作为一个整一化、单质化的对象。事实上，其中不同时段有不同特点。1977—83年发生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段的主导性话语还是正统的、官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时整个文学界都试图冲出这一话语的限制。1983—87年是1980年代最具标识性的主导知识形态“新启蒙”的形成、定型期。但这一稳定期很短暂，1988年后出现了新的变异，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愈发明显，“新启蒙”的整一性开始自我瓦解。我集中关注1983—87年这一时段，不只是因为这一时段中定型的“新启蒙”知识形态是1980年代的标识，更在于这一套知识形态所塑造的关于“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等的知识在此后四十年中占据了主导位置，成为一种作为“新主流”的知识体制。比如，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批作家：有着“右派”经历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等，知青作家如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等，以及“60后”作家如余华、苏童、格非等。他们能在“新启蒙”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相信进化论，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我把他们称作“80年代人”，他们是由1980年代的语境所塑造的。这四十年来占据文化舞台中心的还是这批人，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段中把握住了“新启蒙”话语这一“新主流”。
1998年，作为年轻的在读博士生，我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时非常关注1990年代正在发生的那些论争，特别是“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战。当时我们能清晰地体认到论争所处的中国语境、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可是包括论争参与者在内，大家都不能给出明晰的回答。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也有了比较多的跨国交流，加上我自己需要超越青春期的状态，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我开始反思自己、反思历史，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研究的主体性位置。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不愿意把博士论文做成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更希望关注一些思想性的问题，于是选了1980年代思想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第二个五四时代”，于是我将题目定为“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初衷是解构这一命题，指出1980年代与五四时代的勾连是人为塑造的结果。但实际上我对思想史、对五四新文化及其接受史了解都不多，最后论文成了关于“1980年代为何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的详细论证，与我的初衷相违背。
博士论文写完后，我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推翻重新做过。在此过程中，我想知道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并不断尽全力去摸索、把握那个问题，推进对问题的思考，就如在森林中不断找寻出口的人。所以整本书最终呈现出的思路与讨论方式都比较缠绕，但我意识到这样讨论对我是有效的，有助于回应那些“真问题”。在重写过程中，我自己做出了一些调整。一是调整了看问题的方法，不再去论证“1980年代为何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而是去讨论为什么1980年代在构造新论述、论证其合法性时需要借助五四传统。同时我发现1980年代所呈现出的五四话语并非照搬五四时期的叙述方式，而是以一套新的话语“现代化理论”作为支撑；二是更新了自己的理论谱系。这本书比较多地用到了两种批判理论谱系，并试图将二者结合：其一为福柯、阿尔都塞、杰姆逊、曼海姆等文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这一谱系偏微观。另外则是沃勒斯坦、阿锐基等的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一种偏宏观的大视野。由此最终形成了2010年版的样态。2021年的修订版，我试图让我的问题意识变得更加清楚。我几乎重写了绪论与结语，大幅度重写了第一章对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和第三章对“寻根”文学思潮的讨论，这些改动使得我的问题意识变得更为明晰了。其他章节基本保留原貌，主要在语句上做了修订。这是关于这本书写作与修改情况的简单介绍。
关于1980年代，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第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也是我在此次修订中逐渐意识到的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1980年代的六个思潮，可以称作文学思潮，也可视为人文思潮，它们涉及文学、文化、历史，表达的是社会情绪、价值观念。我的做法是逆向、解构式的，我要讨论情绪背后的社会语境、情感表达的历史条件，探索叙事用于构造自身的话语形态、价值是通过什么样的知识表达出来的，实际上是讨论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将其称为“知识社会学”。最后我发现，构成1980年代中期“新启蒙”思潮内在同一性的东西是一种对现代化的理解，可以把它叫作“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理论”。
在书中，我尝试去追溯“现代化”作为一套知识是如何构造出来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1960年代，美苏在争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界构造出来的一套新的关于发展的叙述。这套叙述认为，所有社会都可以被分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所有国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现代社会”，而为了进入“现代社会”，他们可能要先接受一些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的援助。同时也认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完成文化“现代化”。这实质上是一种美国知识界和政府针对第三世界的全球性政策，而这种叙述构造非常成功，以至于最后成了一种全球意识形态，替代了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塑造的一套革命理论。1980年代我们认为“现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认为中国是不“现代”的，而西方是“现代”的榜样。我们把这套“现代化范式”视为常识、价值观，但其实这是一种普遍化了的西方式的社会观和人文观，作为知识表述携带着冷战的历史背景。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人不同意。比如陈平原老师认为，当时他们就是要追求以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范式”来重新讲述历史，但他并不同意将这套“现代化范式”追溯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构造。其实这其中的知识轨迹还是可追溯的。
我想强调的是，1980年代这些看起来激情四溢、影响广泛的人文学、人文思潮，其对于人文、社会的理想并不是自己独创出来的，而实际上是以一套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现代化范式”作为模板的，当时人文学界很少能够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人文学如果不能对其背后的社会科学的背景和理论做出根本性的挑战，那么这种人文学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要对1980年代的人文思潮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1980年代是人文学占据主流的时期，文学因此变得格外重要，但在1990年代，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谈文学的边缘化。今天人文学界能够“出圈”的学者很少，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的更多也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这些都促使我去思考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对1980年代的判断，也基本建基于此。我认为1980年代是激情洋溢、精神饱满的年代，它令人怀念；但它用以塑造对于人、人的更美好的社会生活、人的能动性的想象的一整套知识是陈旧的，并且在今天越来越无用，这些知识难以回应当下的中国问题。
第二，从“重返”到“重估”1980年代。1998年张旭东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重返八十年代》，后来程光炜老师主编了一本书叫《重返八十年代》，包括我在这本书修订版所附的访谈中也用了“重返”一词。今天重新反思，“重返”之中其实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我们之所以会不断想要返回1980年代，是因为我们觉得1980年代是被外力中断的、“未完成”的年代，它所塑造出的美好的“梦”还可以继续被推进，而这个“梦”本身似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未完成感”长期存在于1990年代，是人们对19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感觉，也是“重返”背后所包含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认知。而我今天特别强调“重估”，是想强调1980年代真的过去了、成为了历史——不论我们对它多么有感情、多么愿意怀旧、多么觉得那个“梦”还是“未完成”的。我的许多朋友都或深或浅地亲身经历过1980年代，他们对1980年代特别有感情，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不了我这么冷静、有距离地分析1980年代；但我遇到的许多年轻学生，他们本身对1980年代没有太多经验，他们反而会愿意通过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看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意识到1980年代不再是一种现实，“重返”的冲动应该结束了，我们真的应该将其视为一段历史，客观地对其进行“重估”。
我们“重估”1980年代所站立的当代性位置是21世纪置身于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局势、不同时段中人们对“当代性”的理解也有不同。21世纪与1980年代理解的“当代性”当然也不一样：1980年代强烈地追求“现代化”，认为中国不够“现代”；那种感觉在今天已经消失了，今天的中国人大概会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足够“现代”，所以我们会对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刻的乡愁，会去思考什么才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主体姿态。21世纪的“当代性”是我们“重估”1980年代的起点。但1980年代不是可以被简单抛弃的，它构成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必须去思考如何才能重新释放1980年代内在的精神气质、情感动能。
第三，“启蒙”的实质性内涵与“人文学的想象力”。“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我在2005年时就提出的一种说法，当时是受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发。他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要批判“现代化范式”中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先预设研究初衷，然后刻意选取研究对象去做一点调查来印证预设，结论与预设初衷完全一致。他认为这套社会科学体制已经失效了，所以要提倡一种能力即“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将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建立起关联。在这里，“想象力”类似于一种“跳板”，经由经验性的东西“跳跃”，从而把握住比理性更高的实质性的内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说我们需要“历史学的想象力”“人类学的想象力”。所谓“历史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需要意识到今天的我们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中包含着偶然和必然的成分；所谓“人类学的想象力”，是指今天社会人群的组织方式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我仿照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提法，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
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也是基于我对“当代性”，即对21世纪中国、21世纪人文语境的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着人文思想、人文能力的深刻危机。1980年代的人文知识其实就是19世纪欧洲的人文知识。在欧洲语境中，这种人文知识讨论的是在“上帝死后”人如何依靠自己在世界上生活、如何自我修复与自我成长，歌德式的“成长小说”要回应的就是这些问题。而最近十余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媒介革命（人前所未有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互联网与自媒体塑造的虚拟世界前所未有地侵占人们的现实生活）、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空间革命（在陆地与海洋之外发现了新的人类文明空间，表征之一为科幻文学的兴起），都使得人处在前所未有的变化状态中。由于未能主动把握这种变局，人常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中。所以今天抑郁症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疾病”，但在过去这并不算是一种“疾病”。今天更多谈论的是“后人类”“人的消失”，但我们同时需要在这个时代召唤真正的“人文学的想象力”，召唤一种人把握住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回到何为“启蒙”的问题。“启蒙”的实质性内涵是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康德说，“启蒙”就是摆脱人自身的不成熟的状态，要有勇气运用理性去认识自己。但康德的问题在于他将精神气质的问题变为了知识的问题。福柯试图与康德对话，他说“启蒙”的实质性内涵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气质，而不是一些论述、知识；“启蒙”的实质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福柯由此提出知识考古学与知识谱系学：考古学是要弄清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行动；谱系学，则是在弄清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的历史条件之后，去改变其中偶然的、专断的、可改变的东西，在现有条件下去探索属于我们的自由。由此，福柯将启蒙的问题变为自由的问题。敢于认识自我的精神气质，强调人在现有条件下的能动的理性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今天我们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估”1980年代时，这可以成为联结起今天与1980年代的一个接续点。简单来说，1980年代的那一套知识是陈旧的、可以批判否定的，但1980年代追求认识自我、追求属于人的生活的内在精神气质则可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