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崛起：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与辛丑条约背后的政治博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最大的受益人是袁世凯。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重组或新建的四大国防军：武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聂士成的前军打没了，宋庆的左军和董福祥的后军打残了，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在山东参与“东南互保”，全程避开战争，得以保全。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原本是想努力在义和团和列强之间尽可能维持平衡，不愿意狠杀义和团，也不愿意过分得罪列强。但等到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炮台、聂士成兵败自杀之后，清军彻底溃败的局面已不可挽回。这个时候，袁世凯的投机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下定决心倒向列强一方，开始大规模屠杀义和团来向列强示好。他宣布朝廷上谕支持的爱国义和团都已经去直隶地区保卫北京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不爱国的“假义和团”，应该全力镇压。在慈禧西逃过程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山东杀了上万义和团。 也就是说，当义和团和清军还在与八国联军奋战的时候，清政府最精锐的国防军、甲午战争以后千方百计裁军省钱从牙缝挤出来银子训练的唯一一支西式军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却不仅不去参与反侵略战争，还在山东对义和团大开杀戒。这也是这场战争清军惨败的一大关键。 ——武卫右军如果北上参战能否改变战争结局呢？看起来难度很大。但还要考虑到，当时还有东南督抚为了自保拒绝支援中央、荣禄的为了自保故意放松攻打使馆、慈禧为了自保留着董福祥的武卫后军给自己当卫队不去前线参战。各个主要派别的政治领袖们全都在想着自保，给自己留退路，这样一场战争又如何可能取胜呢？如果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改变，从上打下团结一致抗击侵略军，情况又会不会有所改变呢？精英阶层四分五裂、软弱无耻，底层百姓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是清军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的写照，也是清末中国国家衰落任人欺凌的根源。等到共产党统一中国，把中国人从上到下团结组织起来之后，很快就在朝鲜把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的满地找牙。八国联军绝不是不可战胜的。 袁世凯此人，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小李鸿章”。他跟李鸿章一样聪明绝顶，一样的心狠手辣，一样的“拼命做官”、为了个人野心权势不折手段，也跟李鸿章一样明白晚清做官“三大法宝”——掌握兵权、贿赂满洲、投靠列强——的重要性。如果说他跟李鸿章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做人做事更没有底线。李鸿章是三分真、七分伪，那袁世凯最多只有一份真，最少也有九分伪。李鸿章好歹经过科举考试，身上有功名，带点文人气质，袁世凯就是纯粹的地痞流氓作风。 袁世凯家族也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起家。他从小不爱读书，只爱游手好闲、惹事生非，热衷于嫖娼赌钱。由于不是安徽人，他算不上淮军嫡系，但其父辈与李鸿章关系很好。长大后走家族关系的门路，投靠在李鸿章手下做事。李鸿章很快发现这家伙简直就是“李鸿章2.0”，比亲儿子还像自己，对其委以重任，让他担任清廷派驻朝鲜的大臣，三十多岁就成了朝鲜的“太上皇”。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处在对日本斗争的第一线，初步展示了自己作为乱世枭雄的手腕和才干。不过，他也跟李鸿章一样，以自保为第一要务，要为国家做出牺牲那是不可能的。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军刚刚派兵进入朝鲜，袁世凯见势不妙、当机立断，立刻称病辞职，李鸿章也在第一时间批准，让他坐船跑回了天津。由于是在双方正式开战前跑路，他还成功躲过了“临阵脱逃”的指责。但作为清政府派驻朝鲜多年的全权大臣，他的举动跟平壤守将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守将龚照玙、北洋提督丁汝昌临阵脱逃的性质是一样的，是李鸿章培养出来的淮系人马一贯德行。 甲午战后，李鸿章继续保举袁世凯。袁世凯本人也特别会“来事儿”，“金钱开路”是他做事做官的第一法宝。为了谋得新军的兵权，把他在朝鲜贪墨来的金银财宝在北京到处送人。荣禄和奕劻权势最盛，送的也就最多。 除了送钱，袁世凯还善于运用几乎一切可能的手腕和方法来“拉关系”。荣禄主持练兵，他就组织幕僚写了一本各国练兵的书进献。荣禄一手收钱，一手看书，对袁世凯的孝心和才能都感到满意，就把武卫右军的练兵权交给了袁世凯。清流派喜欢搞师生门户，他就投入李洪藻门下当“门生”，因此清流对袁世凯掌握练兵权也颇为支持。维新变法成为热潮，他就积极支持维新活动，还成了康有为强学会的创会成员。这样，淮军大佬李鸿章、满洲新贵荣禄、清流领袖李洪藻、维新导师康有为，这些主要政治派别的关键人物全都对他印象不错。同时他还特别低调，给外人尽可能的留下不关心政治的“职业军人”形象，各个派别都想拉拢他而又不会觉得他会成为威胁。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要让袁世凯参与“围园杀后”，就是因为袁世凯“演技”过于高超，在康有为等人面前一副愿意为维新变法赴汤蹈火的架势，骗得康有为真把他当作了自己人。结果袁世凯当然是毫不犹豫的举报了。他举报“围园杀后”本身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不该用虚伪的政治表演欺骗维新派，让他们误以为袁世凯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不料所托非人，把光绪皇帝给害惨了。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几个月，袁世凯突然从直隶调往山东担任巡抚，还把他的武卫右军也一起带走了。这跟他在甲午战争前夜突然称病辞职回国一样，看起来非常巧的躲过了一场他注定打不赢的战争。这真的只是巧合吗？美国公使在催促清政府免掉毓贤的时候，几近直白的暗示说：“如果山东军队不足，那就把袁世凯训练的很好的军队调过去。”进攻北京之前先调走清军国防精锐，这非常符合列强的利益，同时也非常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双方是否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沟通合作呢？袁世凯在关系中国命运的两次大战之前，都处在与侵略军对抗的最前线，且担任关键职务，却又两次都及时躲过。这就跟大沽口之战八国联军火炮连续两次击中南北炮台的弹药库一样不可思议。 等到战争结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成了唯一保存完整的国防精锐，兵力不仅没有减少，还从七千多人扩张到了一万多人，加上列强对他加入“东南互保”和主动屠杀义和团的行径感到满意，直隶总督的位置自然非他莫属。 当上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加上他手中的武卫军，成了清廷统治中国的最后两大支柱之一。 另一根支柱是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英国长期坚持维护清政府的傀儡地位，因为只有中国保持统一，它控制的海关系统才有价值。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参战是打算抢一把就走的，派兵不多，也都不是来自本土，法军从印度支那抽调、美军从菲律宾抽调，英国则根本没有派白人参战，直接拉了一批印度、孟加拉士兵来凑合，甚至还有一个在中国东南沿海招募中国人组成的“华勇营”。俄国和日本这两个跟中国邻近的国家则想着瓜分中国，占着北京不走，派遣的军队数量也最多。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是欧洲列强，照理应该跟英国、法国一个态度。但它位于欧洲内陆，崛起时间较晚，没有参与前期殖民活动。等到它统一强大之后，与欧洲交通便利的殖民地都被瓜分完了，放眼世界就剩中国这块大肥肉了，虽然遥远但对德国来说却是最后的机会。它看准了山东，一直惦记着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想跟日本、俄国一起把中国给拆分了。八国联军之战，德国派兵数量最多，比日本俄国都多，而且是从本土派遣的主力——它也没有殖民地军队可以派。但在路上花的时间太长，等八国联军都占领北京了才赶到，这是非常尴尬的。 德军在河北山西四处打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遭到小股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不断有人员伤亡，损失也不小，总司令瓦德西最终得出结论：德国不具备长期占领中国一个省的能力。 在给德国皇帝的汇报中，瓦德西主要讲了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他找了一批底层老百姓来检查身体，发现中国人身体健康强壮，甚至比底层德国劳工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谣传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之说并不能成立；第二个因素是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说明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民族；第三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度很高，外敌入侵很容易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抵抗情绪。 既然中国人身体强壮、尚武好战而又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要殖民统治山东那么大那么多人又远离欧洲的一个地方，就不可能了。瓦德西说，如果将来德国不得不在山东大规模开战——不管是镇压革命还是面对试图收回山东的中国政府军，要想从欧洲派兵来解决，“非至财政破产不可”。因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 德国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转而跟英国、法国、美国统一战线，反对俄国和日本瓜分中国。这样，《辛丑条约》才只有赔款和驻军的条款而没有割让领土的条款。 至于战前谣传的“归政”问题，没有一个列强曾经提出过这个要求。瓦德西在个人笔记中记录了他跟各国的沟通、给德皇的汇报、与中国的交涉，都没有提及过此事。列强对光绪皇帝及其支持的维新变法毫无兴趣，谁更能卖国，他们就支持谁。这方面显然慈禧太后更胜一筹。 [1]【德】瓦德西，《论瓜分中国事（2月3日之奏议）》，载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124-12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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