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再思考

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弄懂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真正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与愿违，是常常发生的。我们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常常违背了它的根本特点，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辩证的。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教条主义，而实际就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针对这样的问题，就有了本文“再思考”这个题目。

    恩格斯晚年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从他当时所写的几封信中有比较清楚的反映。

    恩格斯对当时一些号称信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主要是青年人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水平，很不满意。

    1890年8月5日在写给康. 施米特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多天后，8月27日，在给保. 拉法格的信中又一次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可见，在恩格斯晚年的90年代，他对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理解、所掌握的唯物史观，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才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具体而言，恩格斯当时着重批评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的机械的割裂的理解，这种理解根本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的辩证的思想方法要求，把历史唯物主义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种十分浅薄十分简单的模式化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看一下恩格斯是怎样批评的：

    在前引1890年8月5日给康. 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说：“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同年9月21日，恩格斯在给约. 布洛赫的信中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他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接着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虽然文字很长，但是很重要，我们把它全部引用在这里。

    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波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有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状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的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在1890年10月27日还是给康 施米特的信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恩格斯写道：“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做斗争了。他只许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学习这些信件，很容易看出，在那段时间里，恩格斯经常遇到的一个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解的问题。

    1893年7月14日在给弗 梅林的信中又一次谈论这个问题。这也是一封比较长的信，有许多精彩的内容。例如关于人们活动的真正动力的问题，恩格斯就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因为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就不引用了。我只抄录两段和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论述。

    恩格斯先是说：“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思想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明显的例子。”后面，恩格斯又一次谈论这个问题，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不用我说，大家都会想到，是非常重要的，是革命导师自己对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最权威的解释，是我们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好的指导。

    我这里所谈的就是我的一点学习的体会。

    恩格斯这里着重批评的是把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思想现象截然割裂开来，甚至完全对立起来的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对这一误解的发生，恩格斯做了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对马克思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一种误解，并且，十分谦虚地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这一误解的发生，也与当时马克思和他着重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强调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分不开。

    我认为恩格斯的分析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对此，我们也有切身的体会。从前苏联，到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甚至直到现在，也存在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误解。就此而言，恩格斯的批评没有过时，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本文，也可以说，就是一篇学习恩格斯教导的体会。

    我们分析误解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到，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在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段经典表述的误解。

    大家都熟知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但是为了方便讨论，我还是把这段话引用在下面。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要说，如果真正仔细地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这一经典表述，应该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正如恩格斯分析的，我们的误解，恰恰就是出在对革命导师这类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做了片面地机械地割裂地理解。

    经过重新学习，经过反复地再思考，我有了一点新的体会。

    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继而写《资本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序言”里马克思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和这一研究对象相统一的。所以在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后，紧接着写了那句著名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我认为，这里需要认真做思考的是，在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时候，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还是人类社会形态，这在对研究方法表述的侧重点上，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点，过去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当时论述的重点，确实是侧重于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革命导师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研究，就不会发生偏差，恩格斯反复举例的马克思的著名著作《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天，为了避免重犯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解的错误，我们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以今天的新的认识水平为基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做再思考。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自己创造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在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一再使用“人们”这个概念，就是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

    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思想活动，都是以“人们”为主体从事的实践活动。因此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不能离开“人们”。从创造社会生产力，到结成社会生产关系；从广阔的经济基础到庞大的上层建筑，直至万紫千红的思想文化，都是“人们”在从事这些实践活动。没有“人们”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做唯物主义考察的时候，不能离开“人们”。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只见物不见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仅必须包括人，而且是把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去把握“物”的。而且只有这样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符合、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辩证运动发展的规律性。

    革命导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主要是从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去说明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能忘记，这种生产活动的进行和发展，都是“人们”在从事着的。说生产活动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生产活动发展的水平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相一致，实际也就是说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甚至，只是从生产工具上看历史发展。马克思在1847年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是有这样一句话：“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我们常常在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时候，会发生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错误。显然，马克思这句话是针对欧洲历史而言的，如果由此从方法论上引申出一种“生产工具决定论”，那在认识方法上就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社会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生产工具和人的关系上，人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中，辛勤地创造出社会生产力，掌握、运用着社会生产力，并不断地推动、发展着社会生产力。可见，“人们”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是辩证统一的，而且，“人们”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主导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正是以这样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为起点，才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说，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和人类的发展相统一的，都是人类自己活动创造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的时候，不能忘记这是包括人类的发展水平的，不能和人类的发展水平割裂开来，不能离开人类去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克思所表述的那些矛盾、革命、变革，都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又都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所以，应该认识到，人类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不能离开对于人类自身的考察。这才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彻底贯彻于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观点，也就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正因为人类的发展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这样重要的决定的意义，而有精神活动又是人类独具的特点和独具的复杂性，在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发展还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条件的制约，这就必然地会给人类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带来无限丰富的历史多样性和历史差别性，从而会必然地出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类发展的社会内容和形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存在着各种差别性、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从社会生产力到社会经济形态、到社会政治形态、到社会思想文化形态，总而言之，整个社会形态，都会表现出各自的历史特殊性。

    这正是真实的生动活泼的人类社会历史所展现给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我们了解、我们面对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难道不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