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战争未了》的讨论之四 —— 佛朗哥将军的“悟道”

电影《战争未了》的讨论之四：旧秩序与新秩序、佛朗哥的悟道与乌纳穆诺的跌倒（一组对话）

A:

　　正如片名所揭示的，佛朗哥是”战争未了”之时的国家元首，所以原本可以三个月打下来的马德里最终打了三年。而三年后，弗朗哥的内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了。内战不仅仅是纯军事的战争，不是简单夺下对方的大本营就能取得胜利，内战同样也是阶级战争双方的内部大洗牌，为了重建或毁灭阶级社会的秩序。

　　值得一说的是，片中巧妙展现了佛朗哥对“阶级战争为何物？”这个话题的认识成长：

　　起初，正如片中其他叛军头领的评价，他过分谨慎而又狡黠，总想最大程度利用他人来满足自身利益（例如私下扬言“榨干德国人”），而又不显露自己的野心。然而，要想取得大权，这些手法不过只是小聪明。

　　原本的佛朗哥和其他将军一样，认为举兵叛乱只是为了恢复1936年以前不那么”左”、“具备正常理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从他在军营里率先改用旧帝国的双色旗那一刻开始，西班牙反革命最高领袖的位置，就确定非佛朗哥莫属了。

　　他比其他将军更先一步认识到重建秩序的重要性，当其他将军还在试图纯靠枪杆子夺权时，他从阶级搏斗的现实中找到了更为有力的支持——被赤色威胁逼到绝路的旧资本主义秩序。

　　他认识到了，所谓共和国，只是秩序的外貌，而要想击败已经组织起来进攻的工人阶级，就必须为建立新秩序而战。家庭，宗教，旧日帝国的荣光，这些看起来与军事无关，是些或反动或保守的元素，被佛朗哥主动统合进了法西斯群众运动中，使得叛军行动上升到了阶级战争的严肃高度。

　　1936年以前的共和国时期，本来就有法西斯群众组织，比如长枪党，但他们只算是政治生活里的杂音。佛朗哥高举重建秩序的大旗，让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团结在旗下，升华了原本凌乱的法西斯运动，而自己得到了旗手的位置。

B:

　　是的。兄弟和战友的抱团式支持，远不如身为秩序的守护者要稳定，毕竟今天能支持你的人，明天也能为了一己之私反对你。但守护秩序可以让自己上升到超脱琐屑权谋的神圣高度。

A:

　　从电影之外的文献来看，学会了这一点（充当秩序旗手）的佛朗哥，一改之前的作为：

　　原本他只从军事上考虑，认为救援托莱多城堡只会错过攻占马德里的时机。现在，作为旧日帝国荣耀的守护者，他要当英雄临危解难，从赤军手里救下了被围而不降的忠臣，用亏本的象征性胜利巩固了自身威望与民族象征。

　　原本他对妻子的祷告嗤之以鼻，认为胜利只能是来自自己的双手。现在，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守护者，他要像旧日的基督教骑士熙德那样（当然，要忽略其历史上在穆斯林手下打工的时光），从自身的祷告开始发扬宗教的作用——为乱世中无所依靠的个人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剂，强心针：教堂的钟声每日定时敲响，信徒的日课每天都要做，教堂每周都要去，圣日每年都要过，每座城市都要有主保圣人——这就是最大的秩序

　　原本他把家庭放在工作事业之后，在战友面前多次表示不关心家人。对一个好军人来说，舍小家为大家是可贵的品质，但对于一个好元首来说，小家反而更重要，因为家庭乃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秩序的稳固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现在，作为家庭的守护者，他从自己的小家开始爱护，让自己的夫人替自己出面，作为一个模范妻子来笼络保守势力。

　　正是在旧秩序的赞歌中，佛朗哥走向了新秩序权力的巅峰……

C:

　　是的。反革命进程中的佛朗哥，也完成了他自身的“新生”：他从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普通右翼军人，成长为一切旧秩序的集大成者，以便粉碎工人阶级的改天换地。而这，恰恰就是佛朗哥高举的“新秩序”大旗……

B:

　　佛朗哥有些迷信自己的“天命”，比如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从未受伤。他的成功也确实为自己带来了“天命之子”的光环。可以说，20世纪的每一场反革命，都有自己的“天命之子”：高尔察克，蒋介石，吴庭艳，苏哈托…… 当然，个别人运气不好。

A:

　　所谓”天命”，可以从概率学上来讲：阶级战争中，反革命阵营有千万个”佛朗哥”参与内部洗牌，最后总有一个相对质量均衡的”佛朗哥”活下来，作为最后的领袖。至于具体是哪一个，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建立/重组了资本主义秩序？比如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的反共联合战线里，白崇禧、蔡元培、汪精卫甚至张作霖，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谓群“贤”毕至，但最后是蒋介石胜出。回过头看，与其他人相比，蒋总司令确实具备了反共斗争的“均衡质量”。

C:

　　与“大彻大悟”的佛朗哥相比，本片的男主乌纳穆诺是一个守护秩序的惨败者。在阶级社会的日常状态中，像他这样的人无需从政，也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稳定的日常状态有着“尊敬”、“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等等如蜘蛛网一般的存在，将正式权力的一小部分分享给周遭的体面人，或者说，把“狭义权力”扩展为“广泛权力”。内战意味着广泛权力的萎缩，交战双方为了狭义权力展开决斗。于是广泛权力中的许多人像踩空一样纷纷落在泥坑里~

　　可以说，乌纳穆诺对阶级战争这头大象，始终只摸到了象腿上的皮毛，不知道社会已经天翻地覆，依旧试图在冬日播撒夏种，也就是片尾浓墨重彩渲染的那场演讲。

A:

　　这种剧变通常体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无论是面对外部敌国还是内部敌对阶级的威胁，统治者都需要收缩并牢固自己的权力——在长久没发生过地震的地方（日常状态），建房设计时并不需要考虑抗震（社会动荡）。然而，地震总有发生的那一天，为此必须临时加固房屋……

　　就乌纳穆诺这种知识分子来说，主要体现为原本能说的话不能说了，原本能做的事不能做了——因为原先的“自由”本来就源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默许，而权力一旦自身难保，他们这些人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要么适应新环境，要么只能灭绝。

　　另一方面，是群众性政治行动对社会的改造，即对旧有日常状态的毁灭。

　　日常状态和政治变革是水火不容的，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都趋向于打破原先的日常——因为在原先的日常中，群众——无论是无产者还是稍微高级一点的“小资”——是没有权力，没有自己声音的，只能默默承载起像乌纳穆诺这种体面人的日常，扮演背景、路人、追随者和供奉者。

　　在掌权之前，政治化的大众（本片中只拍了法西斯群众）是旧统治者的威胁，在掌权后（或与旧统治者共享权力后），崛起的大众势必要把权力重新分配，让原本”无资格”的新人（自己人）来管理国家，同时相对的，把之前默许给有产阶级中“非自己人”的那部分权力收回来。

　　乌纳穆诺对上述过程知之甚少，以至于在法西斯的队伍开进萨拉曼卡大学城后，依然天真地默认自己仍旧是权力的共享者——这一点可笑可悲可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