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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邦到帝国(五)—— 人民主权与现代自由主义

2021-11-8 06:1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56819| 评论: 9|原作者: 草庐棋士

摘要: 现代自由主义的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从不在于什么“机会平等”或者“积极自由”之类的空话,而在于前者是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对日益壮大的发达国家劳工运动的实质让步。只要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江山永固,就算是披上改良外衣,操起“进步”话语,又有何不可呢?

天行有常,人道大光——人民主权与现代自由主义

作者:草庐棋士

 

      在上一期的“从城邦到帝国”中,我们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端和演进的历程。古典自由主义是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资产阶级利益和野心的逐渐扩大,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定义也逐渐宽泛,对国家权力也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霍布斯的国家是无所不包的保姆,洛克的国家是有事才介入的仲裁人,斯密的国家就只是帮着资产阶级看门的守夜人罢了。

      当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理论都在高歌猛进的十八世纪中后期,其他阶级在干什么呢?英国和法国北部的农民在圈地运动中被赶进城里,成为了现代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尚未发展出成熟的阶级意识;法国南部、北意大利和南德意志的农民正在分成制农业制度的枷锁下缓慢衰落;东欧的农民正在遭受“第二版农奴制”的残酷剥削。全欧洲的贵族和高级教士要么早就成为了顶着贵族头衔的工商业资本家,要么正在加速改造自己的封建领地,使其成为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总之,后世思想家预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针锋相对的局面尚未产生,各个阶级都在其所处的具体时空环境下与其他阶级和阶层进行短暂的合纵连横,统治阶级尚未就通过何种方式(如市场、国家指导或者传统权威等)分配剩余达成共识,各个被统治阶级也因为各自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处在时而结盟,时而敌对的不确定关系之中。在这个情况下,夹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就仿佛具备了左右逢源,“为汉则汉王,为楚则楚霸”的力量。

那这些“中间”阶级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他们首先包括小店主和经营状况尚好的自耕农,他们掌握一些生产资料并主要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和服务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他们也包括伴随民族国家政权正规化而兴起的中低层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私有和官营企业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他们主要通过直接向雇主出售有专业和管理技能的劳动力来维持再生产;他们还包括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手工艺人,他们有时像小业主那样直接出售产品,有时从包买商那里购进原料并以事先商定的价格将制成品出售给包买商,有时也接受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被长期雇佣。总的来讲,第一类传统小资产阶级正在感受资产阶级的竞争压力,第二类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影响还很有限,第三类“中间”小资产阶级则在经济关系和专业技术上都仿佛独立于其他阶级的控制。其相对优渥的收入不仅保证了生活水平,也提供宝贵的闲暇时间,所以这一类小资产阶级在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极大的创造性。比如发明和改进蒸汽机的纽科门(1664-1729)和瓦特(1736-1819),以及改进纺纱技术的哈格里夫斯(1720-1778)和阿克莱特(1732-1792),都曾当过手工业学徒工。而在这个时代万千身体和思想都很活跃的手工业学徒工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卢梭(1712-1778)。

卢梭出身于瑞士日内瓦的钟表匠家庭,当时正值瑞士制表业兴起,卢梭的家境尚属殷实。不过,不像古典自由主义的几位牛津高材生,卢梭并未接受系统的学院派教育,而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这种野路子出身让卢梭得以接触从机械、化学、雕刻、数学、制图到古典文学、历史、音乐、戏剧、舞蹈等一系列知识,为其后来激扬文字、笔战群贤打下了基础。

 

1:瑞士机械手表的内部结构。卢梭时代的手工工匠掌握制造当时尖端产品的能力,因此在保证优越生活的同时也在政治上颇有话语权。

 

卢梭政治写作的开端是一场关于“科学和艺术对人类社会影响”辩论。卢梭生活在启蒙时代,启蒙时代是资产阶级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大自信”完全确立的年代。在完成了对民族国家国家机器的控制以后,资产阶级开始依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就要破旧立新;要破旧立新,就必须师出有名;要师出有名,就要做出厚今薄古,横扫腐恶的姿态。要实现以上目的,就必须论证人类社会是在不断改善和进步的。而要让这种“进步观”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须论证资本积累和与资本积累相关的技术手段(科学)和意识形态(艺术)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遵循着这样的思路:人类的本性中包含理性和激情两个部分,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对科学和文化艺术的认识肤浅,无法正确使用理性的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的行动往往被激情所把持。启蒙思想家多数认为,在激情的控制下,人类追求荣耀,崇拜偶像,滥交淫亵,幻想能与自然界和神灵产生直接的精神联系。但是他们实际想说的是,激情主导下的人不会尊重私有财产和法律权威,导致资本积累过程难以控制,资本积累的结果难以保全,资本积累的秩序难以维持。科学和艺术就是驯服激情的手段,科学和艺术越发展,人性就相善有序,社会就越进步美好。启蒙思想对科学和艺术的看法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形式上掌握国家机器之后仍然需要在实质上要掌握社会的历史任务。

卢梭的观点与启蒙思想家们完全相反,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自立、并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艺术、乃至一切“文明”的发展都意味着人类的腐化而非进步。在卢梭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畏惧的那些由“激情”导致的社会灾难,是由社会对人性的扭曲而非人性自身所带来的。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卢梭也设想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不过,由于卢梭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其对“自然状态”的阐述和对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差异。

霍布斯和洛克尽管在人类自给自足的能力上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都认为,人类的本性必定包含对财产的占有欲望,而且这种欲望是恒定的,不随历史变化的。因此,在缔结社会契约之后,国家只能调解不同个体在财产占有问题上的冲突,有效吓阻人类因为欲望驱使而相互攻伐从而引发社会崩溃,但绝不能消除人对财产的无限欲望。因为人性自私且不变,社会组织必定有一个最适合人性的均衡状态,“自然状态”颠沛流离,“万能国家”令人窒息,那只有保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有限政府最能够适应人性,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最优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看来,人类政治史的前半段就是在不断试错中探寻到资产阶级国家这一最佳组织形式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后半段只不过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下处理一些时不时冒出来的小麻烦。在一些意得志满的资产阶级文人眼里,历史走到今天已经实际上“终结”了。卢梭的观点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人性的现状虽不敢恭维,甚至确如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所言一般丑恶,但是人性是可塑的。马基雅维利把目光投向罗马共和国,并把民族解放(罗马复兴)当作是重建公民美德的必要过程。卢梭的眼光则放得更远,他认为在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时期,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家庭统统不存在。人如同独居动物一样自给自足,独来独往,饱经雨露风霜,精神质朴平实,身体精瘦健壮。偶遇异性相吸,则幕天席地,畅饮巫山朝露,如若龃龉不欢,则大可拂袖而去,不须痴恋芳泽。不知父母,不知国家,了然一生,终无牵挂。这就是卢梭心目中的“自然状态”。

表面上看,卢梭的自然状态和洛克的自然状态有一定类似性,两者都能大体维持和平,但两者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洛克将私有财产视为自然状态下本身就存在的事物,先于社会契约存在的社会本身就是一套没有明确仲裁机构的私有财产关系网络,社会契约造就的国家不过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而卢梭的自然状态并不包含私有财产,相反,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堕落的关键环节。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交往之中逐渐发现了分工协作的的必要性,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产品和躲避自然界的苦难而结成社会。但长期在社会中的生活使人类失去了独自生活所必需的坚强意志和体魄。愈发频繁的社会交往让人类意识到了彼此的差别,语言的诞生又让彼此之间的差别成为了优劣比较的依据,优劣比较又开始驱动人类去追求自然状态下本不存在的美感与才华。在卢梭看来,这些不过是优越感和虚荣心的体现,而当虚荣心成为了人际交往的主要推动力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在自然状态下知足常乐的本性。为了满足虚荣心,又要获取更大的物质财富,为了获取更大的物质财富,就要进一步发展分工协作,把每一个人都更深地嵌入社会当中,但这又会造成虚荣心的竞争意识的泛滥。结果,看起来人类仿佛创造了自然状态下不可比拟的物质财富,但是物质财富却成为了社会人的囚笼。越是通过积累物质财富从而在追求虚荣的路上得到部分地满足,越是需要在未来积累更大的财富去填补更深的欲壑。在光鲜衣履的外表下,是依靠精细食品才能苟活的肉体,在华美辞章的掩盖下,是渴求崇拜方能自持的心灵。

在卢梭看来,这种只能通过压别人一头而取胜的虚荣心“军备竞赛”最终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只有私有财产才能稳定地将满足虚荣心和优越感的物质资料占为己有并代代传递。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有产阶级就必须要建立国家作为攫取物质产品和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工具。在这里,卢梭的政治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发生了两个尖锐的冲突。第一个冲突集中在国家的性质上,卢梭的国家并不是为了全体公民服务的,而是为了特定阶级服务的,谁的私有财产越多,国家就越为谁服务。这样,一方面是掌握大量私有财产和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越来越一无所有的劳动人民,两者之间时刻处在摩擦和冲突当中。同时,一国统治阶级为了积累财富扩张权势,也时常会发动对外战争。这就引发了卢梭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冲突。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和冲突是国家诞生之前,或者说自由财产得到制度化的保证之前才有的现象,是“自然状态”的产物。但从卢梭的逻辑出发,战争和冲突正是由于人类背离了自然状态,占有了私有财产,并组建了国家之后才有的事物。

走入文明,形成社会,占有财产,组建国家,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人类历史趋近于完美的进步过程。但对于卢梭而言,这些却是人类肉体虚弱,精神萎靡,欲壑难填,纷争不止的根源,脱离自然状态是人类的堕落而非改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就是卢梭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2:卢梭画像。卢梭是启蒙时代最有名望的学者,但其政治思想却与启蒙思想家大相径庭。

 

但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一直呆在枷锁之中,尽管人类对社会的依靠几乎是不可逆的,但是仍有希望建设更加能够保障自由解放人性的社会。卢梭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是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卢梭的社会契约是一种未来的目标,而不是某种已经达成的事实,这也是卢梭政治哲学最为革命的地方。在旧制度的卫道者们看来,卢梭显然是要谋反,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卢梭也是妄图篡改已经订立的社会契约。如我们在上一篇所讲,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要保护的是消极自由,卢梭的看法与之大相径庭。卢梭认为,理想社会的的社会契约应当是国民“公共意志”的体现,个人在服从社会契约之时,不仅是服从国家,同时也是服从自己。因此,公共意志与个体意志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彻底的统一。古典自由主义者显然不吃这一套,他们的社会契约是为了解决个体之间利益冲突而制定,为了防范国家侵犯个人自由而修订的。如果没有公共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那么社会契约本身也不必存在。对此,卢梭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未来社会契约的缔结就意味着个体将所有个人权利完全地、无条件地交付给国家。只要个体意志在公共意志面前完全消解,那么个人自然就无条件地成为了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两者之间自然就不存在任何矛盾。

卢梭的社会契约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个人”的彻底扬弃。如果说霍布斯主张的社会契约是以个体生存为出发点,利维坦式的国家是以不侵犯个体生存权为界限的话,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字面含义就是公民自己把生杀大权交给国家,并随时愿为公共-个人意志的统一体献出一切。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许多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源头。

首先,为公共意志牺牲个人意志,意味着个体完全成为社会的螺丝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如友谊、亲缘、恋慕等完全被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所取代,“他人”只是与我同属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另外一个螺丝钉罢了。机构惯性和组织章程替代了传统习俗和个人魅力,构成社会权威的支柱,这种组织拜物教衍生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官僚理论。

第二,个体无限卑微,整体无限伟大,整体成为了个体存在的条件。个人只有化身为民族的一份子时才能被其他个人认同并且找到情感上的强烈归属感。这种思潮又和十九世纪以来崇拜乡土山川风物和质朴民俗的民族创始神话联系了起来,成为了民族主义理论的先驱。而当民族作为整体试图实现统一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地位的爬升时,某些政治和军事强人就会成为民族整体意志的肉体化身。再进一步,当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正规化和集权化,并且扫除少数民族群体对金融、地产和税收的把控时,民族主义就会成为针对本民族国家境内异民族的斗争工具。十九世纪末的反犹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就是典型代表。而当反对境内异民族的斗争与本国劳动人民试图维护自己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结合起来时,就会衍生出群众性的种族主义甚或是法西斯主义运动。

如果我们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卢梭的社会契约,认为这就是个体向整体献出一切而不求回报的话,那么我们就彻底丢掉了唯物史观,陷入了用思想意志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陷阱中。事实上,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本身,还是由此衍生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主体民族劳动人民来说,都是试图保卫现有社会契约所提供的和许诺提供的客观经济利益的社会运动。穿透卢梭集体主义的话语迷雾,其社会契约理论的本质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为谋求政治参与、谋求经济利益、谋求将原本仅仅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社会契约扩展到自身的意识形态武器。而这个意识形态武器最集中的论述,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

卢梭认为,在新的社会契约条件下,个体与整体的无条件统一,一方面是前者向后者无条件交付全部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后者无条件代表前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威不是来源于“哲学王”的道德和学识,也不是来源于上帝交付给君主或教会的神圣使命,而是来源于全体人民的直接意志。既然是代表全体人民的直接意志,那么就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既然小资产阶级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是既有财产也亲自参加劳动的阶级,那么小资产阶级就天然地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般代表,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和社会契约也天然地是最能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最佳选择。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能量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第三等级”的主力军,巴黎的小业主、职员和手工业工人数次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冲锋在前。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并获得部分本属于教会和贵族土地的法国自耕农也成为了法国革命军和后来拿破仑帝国军队的主力。虽然在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法国经历了一段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但是法国大革命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却作为当时一切进步运动的旗帜深入人心。不过,这看似浑然一体的三大理想内部却是矛盾重重的。自由,是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政治统治不可动摇的确认,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划定的人权范围的确认。平等,是小资产阶级渴望自身政治参与、渴望就业稳定、渴望平抑物价、渴望遏制金融投机、渴望国家干预过度竞争的体现。博爱,作为三大政治理想中最模糊的部分,则是小资产阶级试图拉拢当时尚处幼年状态的无产阶级而开出的空头支票。


3: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法国大革命的三大政治理想被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乃至部分资产阶级所接受。

 

不过,小资产阶级自诩的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幻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大工场手工业的普及让独立手工业者迅速失去了竞争力;英国圈地运动的完成和法国的土地细分让自耕农要么消失,要么陷入赤贫;金融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对流通环节的控制让不堪债务重负的小店主们纷纷破产;机器的广泛运用和迅速改进让技能工人相对于雇主的谈判力急剧萎缩。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处在全面衰败的前夜,现代小资产阶级尚未取得重要地位,西欧社会正在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个缓冲区逐渐消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也就是在此时,诞生了我们以后会讲到的科学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仅仅凭借武力镇压已经难以在政治上打垮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就又想起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改良倾向。英国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密尔(也译作穆勒,1806-1873)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中这次改良主义大转向的旗手。

密尔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核心是效用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一样,效用主义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但是从效用主义创始人边沁(1748-1832)直到密尔的时代,效用主义都主张人与人的效用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如果假设吃一个苹果可以给拜登带来一单位的效用,特朗普吃同样一个苹果会给特朗普带来五单位的效用,那么将这个苹果从拜登的手里拿走再分配给特朗普,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就提高了四个单位。边沁甚至提出了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论述,即富人增加一英镑的收入所获得的额外效用要小于穷人增加一英镑收入所获得的额外效用,在收入从富人向穷人逐渐再分配的过程中,社会总效用水平就会增加。如果一个理想社会是一个总效用水平最大的社会,那么这样的社会只能通过均贫富的方法实现。早期效用主义思想的革命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其与自由主义者保卫(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政治意图直接冲突。更进一步,如果资产阶级阻挠均贫富这种扩大社会共同利益的改革措施,那么资产阶级的局部利益就实际上与社会整体利益直接敌对。如果这种思想被当时日益贫困化的劳动人民所接受的话,那么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所鼓吹的资产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直接一致的幻想也就彻底沦为笑柄。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密尔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既要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做出一定阶级妥协提供理论支持,又不能让这种理论直接破坏私有财产(即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的道德合法性。换句话说,他既要接受法国大革命、人民主权和效用主义的部分理论原则,又要守护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私有财产天然正义的利益底线。面对这双重任务,密尔选择了最大胆的解决方案:我全都要。

两个都要,就意味着两个都不能完全得到,因此要在两个目标之间划一道界限。对于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利益来说,这个界限就是密尔所谓的“无伤原则”。无伤原则指的是在进行任何性质的社会改良时,都不应侵犯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不应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对于社会改良本身而言,密尔提出了在民主参与、教育启蒙和女性权利三个方面对无产阶级做出实质性让步。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包含民主制度的内容,其所坚持的代议制有限政府完全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掌控,其立法机构往往有十分严苛的财产门槛限制。密尔认为,应当给予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定的政治参与空间,让其诉求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合法渠道解决。这种政治妥协一方面可以削弱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拉拢和安抚小资产阶级,分化其于无产阶级之间的可能同盟。在教育问题上,密尔认为无产阶级不服从现存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不通文墨、不闻王化。如果由国家补贴并开办基础教育,则一方面可以教工人识文断字,从事更加复杂的机器操作,另一方面可以启迪民智,唤醒理性,让群众摒弃过度的口腹之欲,不要问雇主要求高工资,而应有更多精神生活。就女性权利而言,密尔则希望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夫人们普及教育,让其参加政治和社会管理工作,填补正式和非正式官僚机构的空缺。同时,也能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和谐。

密尔的改良思想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主义的起点。现代自由主义对于自由有着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即免于遭受政府对个人生命、政治自由和财产的恣意剥夺。在法律面前,人人有形式上的平等。但是如果生而贫穷,无论是冻馁之灾还是飘零之命,都要自己负责。密尔的现代自由主义则是走向积极自由的尝试。通过普及教育和政治参与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提供积极地自我实现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于出身不同而造成的人生机会的不平等,同时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为资产阶级所用。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是今日福利国家理论的先驱。


4:密尔。密尔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也是自由主义女性运动的旗手。

 

密尔的改良主义势必导致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谈判地位提高,从而要求高工资和福利国家待遇。幸运的是,密尔正好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成果迅速普及,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时代。而且也赶上了殖民帝国迅速扩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从海外殖民地大量攫取剩余价值的时代。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更多资源可以进行阶级妥协,他们可以在利润率不明显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维持工人阶级较为体面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也正是在这种国内阶级大妥协的背景下,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自诩的革命政党在二十世纪初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转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投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趋于实现,但是其实现的代价则是欧洲不同国家的一整代工人阶级在保卫彼此“祖国”的厮杀中跳出堑壕,举着刺刀,嚎叫着冲进弹雨。

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四个老大帝国(俄、德、奥、土),也让战胜国的资产阶级筋疲力尽。战争的锻炼让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提升,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到了普选权,也有的成功进行了革命,战前水平的阶级妥协已经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了,然而资产阶级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飘忽不定的金融市场(美国)、恢复金本位的尝试(英国)、和对战败国无止尽的索求(法国)都大大削弱了各国资产阶级相互协调和进行各自国内协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应对机制。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投资是宏观经济总需求中变化最大也最脆弱的一环。投资是今天针对未来可能的利润进行的决策,未来是不可预知的,越是久远的未来,投资收益就越不可能准确估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复杂程度的提高,投资的回收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发展让企业投资越来越依赖从金融市场上获取的资本。金融市场越是“自由化”,金融资产(股票、债券等)的价格越是会脱离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基本面)而由纯粹的投机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相互纽结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不断发出真假难辨的信号,投资前景又因为长期的和短期的原因而扑朔迷离。资本家无法掌握形成正确判断的信息,故而只能依靠历史经验进行投资决策。但是未来越是不确定,资本家觉越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历史经验。最后,与其冒险投资,不如静观其变。没了投资就没了就业,没了就业没了工资,没了工资就没了市场,没了市场投资就进一步下降,走向恶性循环,历史上经济危机走向萧条的过程大体如此。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危机造成的失业愈发不可收拾,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也不会轻易接受随时被解雇的境况。资本主义第一次走到了不进行重大改革就要灭亡地步。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如何发挥资本主义最后一点历史进步性,使其免于当场灭亡的改良方案。如果说密尔的改良主义是在基本不侵犯资产阶级直接利益的情况下满足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需要,那么凯恩斯的改良主义就是将整个资产阶级动员起来,牺牲一部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来满足这些需要,从而为资本主义续命。凯恩斯认为,既然投资的不稳定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对未来投资收益没有把握,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让国家许他们一个未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去购买那些私人资本家在萧条期根本不会去购买的资本品,从而提振商业信心,让资本家认为有钱可赚进而追加投资。政府去购买那些劳动人民买不起的消费品并低价获免费转手给劳动人民,用以稳定民心。政府直接投资无法产生直接利润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为未来利润实现提供便利的同时还能吸纳大量失业人口。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遭遇挤兑危机时向其发放大量低息贷款,充当“最后借款人”,防止商业银行连锁倒闭引发债务链条连锁崩溃。中央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压制投资的金融成本的同时维持金融资产价格。除了这些在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凯恩斯还认为过度自由的金融市场是金融动荡传导到宏观经济的罪魁祸首。因此,在金融市场上应当加强管制来压制金融投机,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当将私人投资整合进国家指导下的投资计划,避免私人投资盲目性造成的协调混乱。


5:凯恩斯。凯恩斯是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自由主义发展到顶峰时代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大政府资本主义”大大扩展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妥协。

 

所有这些政策在哪怕是密尔时代的“开明”人士眼里看来都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进犯。政府购买资本品和消费品是在破坏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对低效企业的宽容就是对高效企业和勤勉企业主的惩罚。开办公共工程扩大就业更是蓄意制造“大锅饭,养懒汉”。国家投资计划则是对企业如何进行投资的直接干预,是对私有财产使用权的直接破坏。金融管制更是直接限制是市场正常运行,阻碍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资。然而,正是这些直接破坏了“无伤”原则的僭越之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战争动员,让美国和西欧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保护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大大降低,并在战后20年迎来了劳资妥协双赢的“黄金时代”。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提出了重新修订社会契约的呼声,主张把民族国家人口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容纳进以社会契约为名的广泛阶级妥协之中。法国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刺激资产阶级,让其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人物密尔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实现这种妥协。现代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改良消磨了发达国家工人的革命意志,但是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不稳定问题。为了让资本主义不至于走向自我毁灭,凯恩斯及后继者提出一系列稳定宏观经济,维持和扩大现有改良措施的理论和建议。就这样,资本主义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走向了其历史的顶点。


6:美国经济增长率。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大削弱了经济周期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为美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阶级关系的意义上说,现代自由主义的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从不在于什么“机会平等”或者“积极自由”之类的空话,而在于前者是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对日益壮大的发达国家劳工运动的实质让步。现代自由主义不会严格遵循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市场规律不容践踏的教条。私有财产可以让渡,自由市场可以牺牲,只要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江山永固,就算是披上改良外衣,操起“进步”话语,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近三百年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并不是统治阶级一味让步的历史,在条件有利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找准机会反击的。在下一篇“从城邦到帝国”中,我们就来谈谈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反击的主要理论工具——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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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Mooope 2023-7-15 20:20
酣畅淋漓,不过这都23年了,怎么还没更?
引用 报与桃花一处开 2022-10-25 12:18
starlight: 草庐棋士同志还会把这个系列写下去吗?想看下一篇
引用 starlight 2022-10-19 19:44
草庐棋士同志还会把这个系列写下去吗?想看下一篇
引用 俞聂 2022-8-25 19:56
催更催更。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11-8 22:20
井冈山卫士: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穆勒和帕累托还是有区别的。穆勒认为的效用是分层级的,比如道德和精神的满足就比口腹之欲的满足要绝对地优越。所以,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政策 ...
有道理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11-8 21:50
远航一号: 相比起卢梭、密尔、凯恩斯,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富裕”实在是等而下之,既无内部社会改良的实惠,也无外部“民族共同体”开疆扩土的虚荣 ...
我又仔细想了一下,穆勒和帕累托还是有区别的。穆勒认为的效用是分层级的,比如道德和精神的满足就比口腹之欲的满足要绝对地优越。所以,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政策对于资本家而言可以在损失一定“劣等”效用的同时换得不分“高等”效用,因而也算是资本家自己的道德修行,也算是“无伤”。帕累托的效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效用只来自于消费。因而任何再分配政策只要造成了资本家消费的减少,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穆勒进行社会改良的条件是“道德双赢”,帕累托则是更严苛的“绝对双赢”。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11-8 08:22
远航一号: 密尔的无伤原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肯定有渊源,说不定帕累托就是受到了穆勒的启发。不过穆勒的无伤原则看起来更加笼统,实际操作空间较大,帕累托最优就是个典型的一毛不拔。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11-8 06:45
相比起卢梭、密尔、凯恩斯,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富裕”实在是等而下之,既无内部社会改良的实惠,也无外部“民族共同体”开疆扩土的虚荣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11-8 06:41
密尔的无伤原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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