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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生产力的良好意图与贫富分化 —— 反修斗争史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

2021-11-16 00: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911| 评论: 0|原作者: 紫虬|来自: 紫虬视野

摘要: 对生产力性质的认识,分歧始终存在。形成哪样的历史脉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斯大林对生产力的目的作了区别,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生产力有不同的社会属性。 

  3、在营造生产方式的活力中坚持以活劳动为主体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差异,对于释放生产力有直接关系。无论何种所有制企业,从培育企业活力出发,只有以活劳动为主体,变革雇佣制,调整人际关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紧密结合,才能紧密围绕客户需求,营造创新和主动的劳动,实现兼顾社会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良好投资回报,这既是企业内部改革的方向,又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同时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体现。

  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曾经经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公有制乌托邦,也经过了新自由主义“一私就灵”、供需自动均衡的私有化乌托邦。新时期的深化改革要汲取历史教训,总结人民创新,围绕主动、愉快的创新劳动,摆脱对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等死劳动的拜物教,才能优化组合机制,形成最有活力的生产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以活劳动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公企以调整人际关系成为同志式协作关系为根本,在私企适时调整所有制,捋顺人际关系,才能是优化生产机制的根本途径,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支撑有活力的生产方式,取得长期的生产稳定。我们可以从华为发展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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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华为2011-2020发展数据

  从1997年起,IBM、Towers Perrin、The Hay Group、PricewaterhouseCoppers(PWC)和Fraunhofer-Gesellschaft(FhG)成为华为在流程变革、员工持股计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顾问。与这些著名的跨国公司的咨询合作,使华为完成了适应数字化革命生产方式的技术组合,接鉴了社会化生产的理念与价值观。在生产方式的劳动组合上,华为从建立初期即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依靠客户与合作伙伴,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形成共赢的产供销、供应链共同体,注重在世界各经营地区的公益活动和社会责任,努力构建企业的市场生态圈;对内,为了吸引人才,稳定队伍,较早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生产资料共有,坚持以奋斗者为本,让贡献者得到合理回报,通过劳动力的资本化,变革了雇佣制,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在向世界著名公司学习中,优化了流程,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这些正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后指出的: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8]。“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29]

  也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所结出的硕果。

  华为的成就和实践,让我们看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方式的媒介、组合作用。作为最有活力、最革命的生产力,是通过生产方式中以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体现出来,其中活劳动的地位和核心作用,折射出生产力的政治、阶级属性,也是时代经济的普照之光。华为2020年持股员工占比60%以上,比上年增加15.97%,任正非个人持股降至0.9%。华为模式围绕“奋斗者为本”,在处理持股和非持股员工的差异等自身矛盾中运动着,但得出的一个启示是,在私营经济成分多的区域,劳动力资本化,既是通过生产资料共有,使自身劳动增殖,实质性解决一次分配差距悬殊问题,是共同富裕破局的核心环节;同时,面对股东权益最大化,限制创新投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普遍的生产力瓶颈,华为的生产目的、共有架构,能够用所有者权益约一半,两倍于年净收入的规模长期投入研发,显示了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痼疾的有效办法。虽然华为模式本身带有大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但是从美国用举国之力对华为的持久制裁来看,我们从矛盾的对立中,除了美国一贯的垄断霸权,也看到了分别以劳动和资本为中心,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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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华为企业案例代表了微观的生产方式运动,那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深圳、浙江、和浦东分别建立社会主义示范和引领区域,在我国经济最活跃区域,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和科技创新高地,是为了营造最先进的区域生产方式;而在国家层面树立人民中心理念,一方面果断纠正GDP崇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克服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国内大循环和双循环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在与市场化路线矛盾运动中坚持“基础、兜底、普惠”原则的国家公共服务变革,建立解决消费不足的辅助举措,是从宏观整体上营造能够容纳富有活力的生产力的生产方式。

  现代生产力的活力本源来自于科技创新和应用中的活劳动。依托科技发展,以生产力的活跃,在原有生产关系上,决定着生产方式的运动,这种生产方式,无论是微观的企业,还是宏观的国家层面,或是示范区域,追随区域,只有建立以活劳动为主体的经济机制,破除对死劳动资本的拜物教理念,在公有企业体现员工主体,在非公企业采取包括劳动力资本化的雇佣制的变革,从所有制到人际关系,以推动活劳动的主动劳动为中心的生产关系调整,才能得到可持续支撑。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原理的体现。它也反映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30]在就业主要由非公企业吸收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对于克服一次分配不公导致的消费不足,有重大意义。这种调整或者变革,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引导支持下,由市场主体完成,是市场运行中企业趋利避害的主动行为,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生产方式为了持久服从于生产力就必须要调整生产关系。

  华为案例,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探索中,实际形成雇佣劳动社会化的条件下,为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来自基层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运作模式。

  4、非公企业存量占比在共同富裕中的意义

  对待私有经济补充,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这种“尾巴”容纳的生产力没有释放完,对社会主义有利;问题在于作为补充,占比多少,这种宏观责任,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履行党章、宪法的职责,也是建国以来我党审慎探索的一个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

  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31]

  1960年底,在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退赔中,毛泽东指出:“自留地可以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可以议一下。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这个意见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之后的北京确定下来)。1962年,毛泽东又提出,“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文革开始后,毛泽东1967年11月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指示稿说,“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32]

  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次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审慎探索公私占比的原因。

  在经济成分的宏观掌控中,用生产力中性的理念,淡化公主私辅,是一种粗放的,实践证明也是一种错误的发展观,它引发经济基础演化质变,实践上相悖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这个目标出发,在“两个毫不动摇”中营造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回归公有经济成分在功能、导向、存量上的主体作用,是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举国大事,需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落脚点。十八大以后,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期理念的建立,公有制存量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例如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占比,在2016年实现止跌缓慢回升的拐点(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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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化趋势

  (图四说明,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表13-3、5、7、9“资产-债务”得出,“私有”为私营和外商(含港澳台)企业之和,“其他”为规模以上企业值与其他两项之差)

  确保公有制主体的宏观调控,与广大私营企业主和投资人服从价值规律的市场行为无关。马克思并不赞成资本家个人承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责任。马克思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3]

  在实践中,私有资本投资人和掌控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成员,自觉接受以国家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政策和方针的指导和约束,在市场配置生产要素中,结合关注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区别,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根据市场时机,积极参与直至推动雇佣制向合作生产的变革,既是企业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在为人民繁荣经济、造福社会,拥有合作共享、大有可为的光明未来。

  2021.7.20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4,49页

  [5]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8,129页

  [6]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7]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8]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9]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81年5月15日

  [10]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页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7页

  [13]紫虬:《国企改革的灵魂——自主联合劳动》,《昆仑策》,2020.5.27,

  http://www.kunlunce.com/klzt/guoqigaige/2020-05-27/143773.html

  [14]紫虬:《我国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产生的?》,《紫虬视野》,2020.12.5,https://mp.weixin.qq.com/s/o73Vuo8YKr529XnQV5Z9vw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9页

  [16] Terry Sicular,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54081468218393028/pdf/825220BRI0Ineq00Box379865B00PUBLIC0.pdf。特里·西库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Ontario)教授

  [17](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8967be44f58a6529647d27284b73f242336c31bd.html)

  [1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1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页

  [20]刘森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演变》,《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24页

  [2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9页

  [2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页

  [25]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察网智库》,2020.5.5, https://mp.weixin.qq.com/s/-Klmal_nyblLyjJtOU-roA;

  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主要出路》,《察网研究》,2020.5.13, https://mp.weixin.qq.com/s/gCHRb4lPcPnECCO674j99w;

  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唯一方式》,《察网智库》,2020.5.31)https://mp.weixin.qq.com/s/i1D_uG3jzM1VnwaQ8bst3g

  [26]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大要义》,《理论月刊》,2021年第1期

  [2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页

  [2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9页注(33)

  [29]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30]紫虬:《我国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产生的?——兼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紫虬视野》https://mp.weixin.qq.com/s/o73Vuo8YKr529XnQV5Z9vw

  [31]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32]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卷,第500页;第5卷,第138-139页;第6卷,第139-14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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