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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2021-11-18 01:2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832| 评论: 0|原作者: 天明|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共同富裕必须定位于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才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在分配领域兜圈子,对初次分配放弃治疗,寄希望于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而必须要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

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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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天明


近期,共同富裕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在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文件中,已经针对这一议题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促进共同富裕”。引人注目的是,六中全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

韩主任这句话,涉及到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笔者同意韩主任说的把国民收入平均分配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平分财富是古代农民起义的纲领,这当然是脱离时代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在现在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的情况下,共同富裕是否可以实现,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要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

翻看各种文件,除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句话外,官方并没有对共同富裕的标准进行明确定义。按照《汉语词典》的定义,富是指财产多,裕,衣物饶也,富裕可以理解为财产和生活资料都很丰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这个定义包括共同富裕的手段(劳动和互助)和衡量标准(丰衣足食)。通俗地说,共同富裕就是大家通过劳动和互助,共同占有很多财产,共同享受丰富的生活资料。

各级政府文件虽然没有看到共同富裕的定义和标准,但还是能看出一个大致思路。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简言之,就是发展第一,分配第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试点省份,发布了试点文件,细化了一些政策,其中除了在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些改革措施以外,还提出了在生产关系领域要“培养创业创新创造动能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100万户,人人享有尽展其才、梦想成真的发展机会,新时代活力浙江基本建成。”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浙江全省人口6400万人,也就是平均5.8个人培育一个“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主体的规模之小和可行性可想而知。

政府文件相继出台后,吃瓜群众一般还是很难理解,央视二套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安排了三位专家进行解读,分别是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浙江大学教授李实。

三位专家讲解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但共同点是要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其中,李实教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2035年,达到人均国民收入25000美元,2049年,达到人均国民收入5万美元,2121年,人均国民收入处于全球前10%。人均收入为什么要处于全球前列才能叫共同富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专家解读的共同富裕,没有一个提到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基本上都是说共同富裕的提出是要避免西方社会出现的两极分化,实现更好的发展。他们在举例中所谈及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群体,全是中产阶级和农民,共同富裕的手段都是产业发展、增加财产性收入、税收方面的改革,甚至发展股市。没有一位提到只拿工资的工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没有一位提到发展集体福利的问题。

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结合浙江省要发展1100万个“市场主体”,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纲领,即通过保留和壮大小资产阶级队伍来避免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

但资本运动的规律是必然发挥作用的。现实当中两极分化还在持续加剧,2020年为全球众多富豪提供咨询服务的瑞银(UBS)和普华永道(PwC)在上海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该报告称,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再创新高。截至2020年7月底,亚太地区以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人数(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多的地区;其中一半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尽管受疫情影响,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仍持续增长,并创下新纪录达到415人,其中包括145名新上榜者,新增人数为全球最高。

另外根据胡佛的财富报告,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及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增速较往年均持续上涨。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约65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16-2018年的12%升至2018-2020年的15%。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到296万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将突破90万亿。

而贫穷一端,根据一些调查显示,2018年以来,工厂工人不仅实际工资而且名义工资都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大城市的工人在加班的情况下也只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个工资应该来说维持自己生活都是有困难的。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内卷加剧,躺平盛行。有权有势者占有多个女人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底层人民结婚难。

怎么办呢?文件中提出:“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个提法看似合理,给底层人民以希望,但其实质是西方社会学家为维护社会稳定创造的一种理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橄榄型结构并不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当中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阶级还存在,“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本身意味着还有“下”,低收入群体连结婚都困难,即使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因为在私有制竞争下也必须要卷,争取能卷入高收入群体,所以,这个社会照样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社会问题、人们的心理问题频发,共同富裕包含的精神富裕从何实现呢?

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只能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所主张的工人要拿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指出社会总产品要做出两次扣除才能分配给个人,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在分配领域兜圈子的庸俗社会主义者,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列宁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中的一个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毛泽东说: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革命导师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分配问题上要先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后解决分配问题,分配方面也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增加公共福利进而增加个人福利,消灭人们的阶级差别,人的社会性得以回归,人们的集体意识、幸福感、安全感都会提高,精神富裕就会实现。


现在的国民收入水平是否已经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呢?这就涉及到前面提及的标准问题。如果按照大企业高管和高干生活的标准,现有的社会财富肯定是达不到的共同富裕的,但不是出差住800元的套房、每个人都开上玛莎拉蒂、住上200平米的大房子或者大别墅才叫共同富裕。

按照之前所说,共同富裕应该理解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共同劳动且共同享有有差别但不分等级的充裕的生活资料。我们来算一笔账,看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万美元,14亿人的总国民收入就是100万亿人民币。笔者去过的不盈利也无补贴的食堂吃一顿饭大约8元,有牛肉、排骨之类的肉食,可能有过集体生活经验的人也会觉得集中做饭的话,差不多一天20元能吃的很好,一个人一年吃饭大概7000元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买衣服一个人也就一两千元,30平米的住房建造成本是6万左右,住30年,每年折旧大概2000元,学校和保健设施在一个公有制社会每个人最多两万元,再加上其他一些管理费用和公共开支,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没有资本、贷款利息、租金剥削的情况下,他要过上比较丰衣足食的生活大约在三万块钱左右,全体国民大约在50万亿人民币下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充裕生活。有的人说,啊,怎么可能?一年花三万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请仔细看前文,是在没有资本、贷款利息、租金剥削的情况下!而且,是平均花费,这里面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社会消费的金额实际上能节省很多钱,比如在公共食堂吃一样的东西,肯定比外卖要便宜很多。

举个例子,按理说,现在的国民收入应该把吃饭问题解决了,但城市白领、农村老人等许多人是没有解决的,最近的成都两所高校短期内放弃了市场化办食堂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具体请看子夜呐喊的《一场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这里面就是调整了食堂的生产关系,按照学生形象的说法就是“打饭手不抖了,打的菜冒尖尖”,照样还是那些饭和菜,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步,共同富裕不能理解为怎么样让人们能从点15元的外卖变成点40元的外卖,而应该理解为我们怎么能把公共食堂搞好,保证人们吃饱吃好,家庭做饭和点外卖的就餐方式都是历史的、过渡性的方式,因为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在营养和健康上也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对于劳动力也是一种束缚和浪费,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吃饭问题也必须要社会化解决。庙堂之高的人其实也是深谙此道的,他们自己吃饭的食堂一般是不会承包出去的。

那么,现在每年创造100万亿国民收入为什么很多人还过得这么苦呢?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利得比例很大,它本身在挤压劳动收入的比重,这是经济学家都承认的,这使得只能靠工资生活的人得不到足够的合适的生活资料,被迫节衣缩食,精神压抑;另一方面,就是严重的浪费,竞争失败的共享单车的坟场、建好后被炸掉的房子,比比皆是,但荒谬的是,很多学校里的学生又没有自行车可以骑,很多人又没有合适的房子住,如果说这些房子本身位置不好,但再偏僻的房子至少可以做成养老院啊,而那么多老人又住不进便宜的养老院。

共同富裕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确实有某种紧迫性。刚刚看到一个新闻,郑州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因为疫情导致的不景气,自杀身亡,一方面,很多人不能吃上便宜的有营养的饭,另一方面,餐饮店也不景气,为什么老板、员工、就餐者不能组织起来?使得社会财富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而不浪费。这背后还是有高昂的租金的问题,租金又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问题。

住房问题也是如此。近几年政府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住不炒被定为国策,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建房子是为了使用价值也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交换价值,但是大城市打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说还是很严峻,其中以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最为严重,政府为此提出了职住平衡,发展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但公租房一般是以单身状态为标准设计的,户型一般偏小,很难满足结婚之后的需求,所以买房还是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职住平衡更是需要对产业、人口和住宅进行全面的合理的规划,在私有制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深圳的情况最为明显。

总之,共同富裕必须定位于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才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在分配领域兜圈子,对初次分配放弃治疗,寄希望于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而必须要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改革生产关系,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集体福利,在教育、医疗、食堂、养老、住房方面实行新式计划经济,人们生活在有差别但没有等级的社会里,使得全社会朝着消灭低端、中等、高收入这些词语背后反映的阶级分化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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