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提示：这是多年前网上流传的一篇旧文，近日华岳论坛再次刊发出来。虽然是旧文，还是值得一读。王沪宁在20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的副教授历经三任总书记的提携，升迁为身份显赫的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成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是姓马还是姓修？他给中国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看看此文，或许就明白了。
2013.5.30 04/29/2013: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一）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象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号召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盖棺论定，雅氏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19年过去了，苏 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内部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其实，若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为了使人们，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理性地了解王沪宁到底要 说什么、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核。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二）
——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沪宁以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参与了中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文件工作。同时期还出任总策划，谋划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亲自写作了其中重要章节，甚至用长途电话遥控书的勘正和出版。他在这个《报告》里，宣示了将如何颠覆中共的“战略路线图”。莫大的讽刺是，他居然带着这么一份礼物，调入中南海，献给赏识他的中共首脑人物！《报告》共分九个部分，王沪宁主写了“导论”和“政治篇”。这个《政治篇》恰似一部变天书。王沪宁在繁琐辞藻掩护下，定就了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王沪宁在未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之前曾说过：“别看我平时不声不响，我还是有自己追求的”。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不声不响的追求”吧！要害是“军队国家化”《政治篇》在两处集中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处是第37小节，另一处是第46小节。慑于当时的国内外气候，王沪宁以其政治变色龙的嗅觉，自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相反，他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写入小标题。但是，就在他虚晃一招的小标题下，却贩卖了极其恶毒的货色。
首先，王沪宁歪曲我党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史。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政治指挥员还是军事指挥员，都是党派出的、代表党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干部。军队对党是听从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所谓“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我军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基，不是靠某个指挥员对麾下的“慑服”，而是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作用。我军更不是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家培植个人权威和用来同党讨价还价的工具。而王沪宁却胡说，中国军队历任领导人都是“克里斯玛式的文职人员，只有这种领导人才能沟通军党关系，才能创设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才能对纯粹的军人构成巨大的慑服和感召力量”（《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7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说江泽民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寄托了对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的希望”（第75页）而第37小节的标题也赫然是：“军队组织型权威初步形成”。（第74页）对王沪宁的“妙论”应该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在他说这通“妙论”之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个人权威”维系的，这是非制度化的领导，不具备合法性。而只有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初步形成”的“组织型权威”代替，才具备合法性。他这里所说的“组织型权威”，显然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是另有所指，下文再叙。王沪宁就是这样篡改我军历史，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进行历史铺垫的。
其二，王沪宁抹黑军队同党的关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 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进一步松动了这样多少已经只限于象征意义的关系”，“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第74页）够了，够了，这还需要别人再作什么解释吗？！王沪宁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军队将抛弃“政治性”，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军队将不再“圣化”，即担当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而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军民关系只限于象征意义。明眼人不难发现，这些貌似谈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词句，包藏着什么祸心？
其三，王沪宁是中央委员以上高级干部中，“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一的系统鼓吹者。在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上两重铺垫之后，王沪宁关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系统观点跃然纸上：
1、军队非政治化“政治作用转变。……在现代化规律的作用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的广泛参与，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机会上都大大转变。”（第74页）“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第86页）
2、军队国家化“推动军队由政治军队向国防军队转型……有助于军队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第75页）“提高军队专业化程度……还取决于新文化的植入……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与普遍主义”。（第86页）
3、军队非党化“进程在组织型权威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宪政模式”的特点。”“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也开始渗透到组织型权威中。93年军报发表三篇长篇通讯……可以视为树立新领导权威的努力。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烈现代化取向的领导权威对组织型权威的确立从而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是有很大作用的。”（第86页）不妨稍为诠释一下这些晦涩的语言。
按照王沪宁的解读，军队的政治作用就是“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应该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政治集团、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的枪杆子等等吧。倘若把这种政治作用转变了，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岂非要发生根本改变？这不是赤裸裸地非政治化吗？
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我军由政治军队转型，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将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和普遍主义。言外之意是我军从来没有国家意识，不效忠国家。这与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恶毒攻击我军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有什么分别？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自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常识。对此，挂着政治学教授招牌的王沪宁，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曲意制造两者的对立？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所谓“组织型权威”，其实是指“宪政”。而宪政是什么？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两党制那些老套路。但是，王沪宁在推崇西方民主的同时，不小心露出了封建主义的尾巴——溜须拍马。他祭起自己几年前为吹捧赵紫阳而编造的“新权威主义”，东冠西戴，居然又吹捧起“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来了，并指江泽民也寄望于宪政（“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吹捧用意何在？标题为“加强军队建设”的第46小节最后一句话，彻头彻尾暴露了他不怀好心，即借助江泽民“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勿容讳言，这就是他所谓“加强军队建设”的全部立足点和落脚点。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玄机在于，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曾批判“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反动谬论，而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他一定是参与了这些讲话的起草。那么人们不能不发问，是什么原因使王沪宁能够做到这样心口不一呢？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三）
——“资本家入党”的策划者 江泽民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上王沪宁的当，但是在“资本家入党”问题上则可能中了招。中共建党80周年的讲话，其中一部分引起党内的质疑和批评，不少资深年高的革命家甚至发表了公开信，令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尴尬不已。而焦点之一大概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
谁是始作俑者？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应该就是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方媒体热炒的“理论化妆师”。实际上，早于80周年讲话六七年，王沪宁就抛出了这个一度害了中共威望的“计策”。《政治篇》在“展望与政策”一栏，开宗明义地提出：94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依然应该是开发政治资源。（第81页）怎么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出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将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共自身。在标题为“尤其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第40小节开场白，他振振有辞地声称：“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第81页）这是什么意思？党的功能要变，岂不就是要改变与党的功能互为作用的党的性质吗？党的基础要变，岂不就是要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吗？党的目标要变，那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这个眼前目标，岂不是可以取消了？
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原来发端于六七年前的王沪宁。他是他们道道地地的祖师爷！谓予不信，请看王沪宁的具体策划。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 （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紫阳任上结结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紫阳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第二副是“吸收各界精英分子入党”（第81页）。他不顾我们党挫败分裂阴谋以后高度团结统一的事实，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共“这种超大规模的政党，人员、组织均难以做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说，为了适应“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第81--82页）。不但吸收，还要“尽量”吸收，胃口不可谓不大，好象中共党员队伍中，严重缺了文化知识界和工商管理界成分似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所谓“精英”，不是中共党章关于入党条件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而是新生的资本家阶层。用“精英分子”这样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表述共产党员的标准，就为“资本家入党”开了口子。这也算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不声不响追求”的成功一例。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副是改组党的组织。他说：“学校、企业、公司、村镇的党组织相当部分已经只有名义，应该重新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第82页）。“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党组织变成松散的地区团体。这是赵紫阳试图改造党的一个计划，王沪宁又把它检了起来，真是情有独钟！
第四副是“政策建党”。他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恶毒地说，改革“削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建设的吸引力”，“人们的政治评判标准从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转移了（第82页），从而提出政策建党。什么“传统意识形态”，什么“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何不明说出来呢？不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王沪宁对之痛恨一至如此，是有原因的，后文将会逐一披露。当然，他在这副药方里也貌似全面地提到思想建党，但也只是这一句而已。总起来看，所谓政策建党，实质上是要用实用主义哲学，改造和武装我们党。他竟然荒谬地提出“党的纪律主要为这一政策过程服务”。几年之后，中共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家入党”的大论争，王沪宁这个乱党分子功莫大矣。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四）
——向“台独”妥协的政治投降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还在台上，台湾政坛的“台独”分裂主义，已经暗潮汹涌。王沪宁在《政治篇》中自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又给出了什么“妙计”呢？他在第47小节里向中共领导人建言，“要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台独与分裂，无论从历史、民族、传统，还是现实，都应该防止”，“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第86--87页）你看，王沪宁说的多深奥，又多轻巧！照他的意思，对付“台独”分裂主义，我们不必坚决反对，仅仅用一个“防止”就够了。而再看他使用的句式，似乎“台独与分裂”都还不是现实。这究竟是掩耳盗铃，还是故意麻痹人们的神经？恐怕只有多次打着中共政治学新锐学者旗号，去过台岛，并与那里政界和非政界人士有联系的王沪宁自己明白。“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又是什么玩意？翻遍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陈述，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用磨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概念以售其奸，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乃至阴谋家惯用的手法。后面的连载中，我们将更多地欣赏到这种把戏。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绕来绕去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他的真意。说穿了，所谓“事实判断”，是说台湾已然是独立的，我们应该承认“台独”的孪生兄弟“独台”；所谓“价值判断”，就是我们的主权观念、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方针。（参见第76--77页）要我们“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是什么意思，恐怕只具有理工科思维的人也弄得明白吧。好了，若然承认“独台”，若然不谈主权要求，等等，那么王沪宁自然会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问题。实际上，他“妙计”的这最后一句，才是他的真正企图所在。请问王沪宁，台湾老百姓在世界各国没有旅游、经商、消费、居住、上学、交流等的权利吗？如果有，请问你还要为他们争取什么权利？熟悉的人都知道，王沪宁一贯做贼心虚，他在这里所说的“台湾民众”，其实就是台湾当局；“实际权利”，就是允许它同世界各国进行政府间交往的政治权利、外交权利。请问，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做这样的决策？！
历史常常有雷同之处。苏联波罗地海三国，由出现分离倾向到在西方干预下终于独立的情景恍如昨天。王沪宁的这些投降主义谬论，又与当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对事态的一再忍让妥协，何其相似乃尔！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五）
——蹩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传道士
王沪宁本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极为贫乏，但是这个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精英”，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新出笼的东西，却表现出如蝇逐臭般的敏感和迷信，在代理和推销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并且长驱直入打进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王沪宁似乎从中看见了中国经过“六四”风波之后，重返西方道路的希望。于是在《导论》和《政治篇》中，用词不多却欣喜若狂地贩卖起新自由主义的货色来，并大大地“发展”了。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第8页）“中国社会，政治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化政治’的特性。”“‘经济化政治’是目前以至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59页）“与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一样，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途径一样，中国政治日益显示了一种‘经济化政治’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客观的力量所致。”（第5页） 众所周知，西方新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是“经济人”，由此才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王沪宁好象嫌“经济人”概念用在中国，力度还不够，还引不起振聋发聩的轰动及效应，竟然声音提高8分贝地喊出“市场人”“市场社会”，企图唤醒13亿“计划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殊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西方传道士嘴脸。至于他所说的大趋势——“经济化政治”，是不是鼓吹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带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不是鼓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诸君自会明断。如果以上还不足为论，还不足以证明王沪宁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变天，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他的下述“重要思想”更露骨的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既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存在等级——阶层。”（第9页）“93年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在于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第66页）我们不禁要问教了多年政治学的“精英”王沪宁，等级和阶层是可以划等号的吗？你是第几等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第几等级？在人民内部分等级，这种模糊以至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修正主义伎俩，若干年后结出了苦果，严重误导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判断及对社会成员的认识，以至闹出“资本家入党”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笑话，演出了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变天的序幕！
我们还要问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王沪宁，不管你怎样拐弯抹角，我们都已看出，1994、1995年的时候你就断言，“从长远来看”，“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是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倘若连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改变了，你要建立的是哪家的法制经济？
以上分析了王沪宁在《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中反马克思主义，乃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系统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是王沪宁偶然的或一时的认识失误，而是他长期的一贯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决定的。下面将披露他在几个重大和关键时刻，是何等阴险，包藏着什么祸心？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之六）
——背景
同王沪宁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相比，《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的《政治篇》，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明确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第一次明确鼓吹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让“精英分子”入党也就是资本家入党；第一次明确鼓吹所谓“事实判断”，要求中央政府承认“独台”；第一次明确鼓吹“市场人”“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必将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问题是，王沪宁何以在1989年政治风波才过去不多几年，在中共14大坚定重申四项基本原则过去仅仅一年，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尚不敢胡言乱语之时，就敢于道出这种极其鲜明、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有什么背景和来头吗？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但不管怎说，《政治篇》作为王沪宁本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登峰造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同时又与他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一脉相承。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但是，当时某个大人物，却独独对这个不仅在1989年以前，甚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还朝共产党泼粪的人那般偏爱，这是为什么？
远的不说了，我们且透过王沪宁1988年、1989年打着学术名义的两篇代表作，看看这位“学者”骨子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第一篇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第55-64页，以下简称《转变》）。
研究过政治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转变》无论就其方法论还是基本观点，都抄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后者是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直接拨款和指导的官方学派，所设计出来的一套官方理论。它的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促使其和平演变，并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它的要义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所谓“现代化理论”，归根结底是要人们相信，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是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头脚颠倒地解释和说明历史，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本来属于上层建筑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感情、心理、态度等，即所谓“政治文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背道而驶。
王沪宁的《转变》，可谓彻头彻尾贯穿着这种唯心的历史观和反动的政治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批驳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歪理邪说，这里只揭露王沪宁文中所表达的政治目的。
《转变》在抄袭西方“现代化理论”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时，从纵的方向上把中国“政治文化”分成“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刨去王沪宁那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废话，所谓古典结构，其实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对于近代结构（王沪宁有时也写做“现代结构”——引者注），王沪宁讲得比较坦白：“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现代结构的内在含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资产阶级民主吗？！
什么是最近结构？王沪宁十分肯定地说：“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这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社会主义民主。
王沪宁做这样一个区分，是为学术而学术吗？显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第一个算盘，是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大力吹捧，自然是为着向人们兜售。王沪宁声称，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古典结构，“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体现西方政治文化的近代结构，“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利、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是以制度为中轴的政治文化。王沪宁对后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赞美道：“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且不说他的比较是否正确，这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境界吗？！联系到他把所谓最近结构，也算作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其褒谁贬谁不是十分清楚吗？！联系到他在1988年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文章中所说，“不走向政府功能的国际化不利于四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应当在这个新维度下，推进全面改革……”“国际经济也会向政治体制提出自己的要求，将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新的力量”，云云，王沪宁乞灵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达到望眼欲穿的地步了吗？！
同样是这个王沪宁，在即将调入中南海前夕，却突然连篇累牍地在上海《文汇报》等媒体上，发表衷心拥护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文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然而，这既无耻又无济于事。猎手们都懂得，恶狼即使披上羊皮，也遮不住那双贼眼。历史会留给王沪宁原形毕露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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