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马列托主义者对我“毫不留情的批评”，马列托主义者一直对我“毫不留情”，所以不必客气。 马列托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值得讨论。要说清楚他提出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长远目的，当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全球范围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革命是不可能由各“先进民族”同时发动一步到位的。现实的革命只能在民族国家中一个一个进行。 在民族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从长远来讲，我们要通过无产阶级斗争的长期积累，破坏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再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直至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力量对比，造成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 从短期来说，则是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剥削，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促进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增长。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主要武器是有形或无形的组织，资产阶级则可以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器。除此以外，影响双方斗争力量对比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大小以及准备的程度。这是任何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工人和资本家都了解的。如果参加斗争的工人在数量和质量上比较难以被代替，工人就有可能迫使资本家做出最大程度的让步；反之，资本家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家也是往往用招募新工人或者搬厂来恐吓现有工人的。 所以，无产阶级斗争要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产业后备军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劳动力市场与跨国劳动力市场（包括准跨国市场，如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斗争策略是不一样的。 就中国的国内劳动力市场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客观上就是起了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国企工人、推动私有化的作用。对此毋庸讳言。正是由于农民工的这种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复辟作用，自由派知识分子才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和农民工的代言人，一说社会主义就是对农民剥削（这一特点，现在还深深地嵌入马列托主义者的头脑中）。 然而，由于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发生在统一的、无法割裂的国内劳动力市场范围内，尽管资本主义复辟必然给城市工人带来巨大痛苦，尽管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打败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前辈，尽管有这些不幸，这在历史发展中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根本变化，只有随着农民工的逐步城市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使得农民工枯竭，从而农村产业后备军枯竭后，才可能根本改观。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躺平尽可能加快这一进程，同时在思想教育方面努力加快最后一两代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重点批判吃苦耐劳、勤劳致富。 而当问题涉及跨国劳动力市场或者准跨国劳动力市场时，情形则完全不同。 马列托主义者说，在香港的托派同志努力提高在香港外劳待遇。很好啊，香港的托派同志这样有觉悟，这样有善心，为什么不主张撤销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界，让内地工人都自由去香港打工？至于内地工人工资比香港工人工资低很多，不要紧吗，等他们去了香港，经过托派同志帮助，争取把他们的工资提到和香港工人工资一样就可以了吗。托派同志神通广大，来多少外劳，都可以保证提高到和香港工人一样待遇。是不是这样？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很大增长（包括后来的日韩港台）。这一方面是因为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了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族国家的边界造成了各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内劳动力市场。没有后一个条件，西方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际资产阶级妄图通过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移民来打击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撕毁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契约。这个时候，作为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正确的斗争策略不是站在国际资产阶级一边，充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农民工”，压迫核心国家工人阶级降低生活水平；而是应该支持核心国家工人阶级努力捍卫历史上的改良成果（尽管这种改良成果包含了来自外围和半外围的超额剩余价值），因为在现阶段，只有这样做，才会最大程度地增加国际资产阶级的困难、提高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成本。 这才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确应用。 就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要维护历史改良成果，当然要努力争取团结移民工人。但是更主要的，也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是必须限制现实的或潜在的产业后备军规模。要限制潜在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主要靠限制资本流动和贸易保护；要限制现实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势必就要限制移民，特别是要制止非法移民。 否则，非法移民源源不断，资本家随时可以找到更加“吃苦耐劳”的工人来代替现有工人，不仅不会有工人阶级团结，反而会造成工人阶级像细胞裂变一样分裂，要不了多久，连原来还有工会传统的地方也将迅速原子化，全世界工人都“幸福”享受996或者007。 全世界的工人都农民工化，难道这就是托派的国际主义理想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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