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1周年。本文是黎巴嫩左翼思想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发展研究系教授吉尔伯特·阿卡写于2002年的一篇纪念文章，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
“看来我们要把研究行动的伟大著作归功于致力于行动的人。由于命运的羁绊，他们无缘于荣耀加身。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善于行动，也善于抽离于行动之外。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士兵或政客们所受的束缚与约束，也能够客观地（冷静地，而非漠不关心地）观察吊诡的命运，俯瞰无人可掌控的社会力量之间那不可预见的博弈。”
上述文字选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献给克劳塞维茨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1]。我们可以一字不差地用这些话来形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将军”
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这位密友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军事领域有着短暂而果敢的实干经历。1841—1842年，他曾经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当时，他利用当列兵时的闲暇，去旁听谢林的哲学课程，同时开展他那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次服役经历使炮兵军士（下士）恩格斯有信心投身到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首先是在他的家乡爱北斐特（1849年5月）。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被驱逐出去，因为人们担心像他这样的“红色分子”会扰乱当地的公共安全。1849年6-7月，恩格斯加入巴登及普法尔茨的起义军。后来在普鲁士军队的攻势下，恩格斯与残余部队流亡到瑞士。
在行动中，恩格斯对起义者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他亦无意于谋取起义队伍的领导权，认为这样做是对革命的讽刺。不管如何，恩格斯表现出了行动者的勇气，不希望看到共产主义者被指控是一群懦夫（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那时已经是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模范）：“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2]
在参战中，恩格斯也希望增进自己对军事问题的了解，他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里已被认为是军事问题上的专家。作为从事军事评论的革命者，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集中在1848-1849年“人民之春”时期（译注：指1848-1849年欧洲革命）。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到恩格斯讨论匈牙利的文章被认为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3]无独有偶，十年后，当恩格斯所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与《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在柏林匿名出版时，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出自一些不想被曝光的普鲁士军官之手。[4]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之所以深入研究军事问题的各个方面，是因为他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鼓舞，即决心服务他们自认归属的工人阶级。正是这种动机激励了马克思极尽所能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准备了批判的武器[5]，而恩格斯则致力于对武器的批判。
1850年末，恩格斯开始定居在曼彻斯特。此后他埋头于系统性的阅读，进而对军事战略与军事史都有了比较精深的了解。在做学术上的准备工作时，恩格斯始终坚持锻炼自己的体格，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时能够重返战场。在恩格斯64岁那年，即马克思去世一年半后，他在信中向一位担心他身体近况的通信人说明自己能够还可以骑马与服兵役。[6]在恩格斯去世后，威廉·李卜克内西宣称：“如果在恩格斯在世时，又再次遇到一场新的革命，他将会是我们的卡诺，是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军队组织者，是我们的军事头脑。”[7]恩格斯曾经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称呼自己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8]
但恩格斯无缘于实现这一“荣耀加身的成就”。他从未有机会实践他设想的军事计划：包括他在1849年作为新手时制订的计划，以及当22年后他成为公认的军事专家后，据说是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量身打造的、用于抗击普鲁士军队入侵巴黎的军事方案。他将自己精深的军事学问用于分析自己亲历的半世纪里头的大多数战争。恩格斯在伦敦报纸《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上发表的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公众与军事专家们的强烈兴趣（尽管他未能在战场上亲自检验自己的观点）——他也因此被马克思一家热情地称为“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分之一岁月里，恩格斯在自己的圈子里始终被保留着“将军”的称号。
军事理论家
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在对战争技艺与战争史感兴趣的圈子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声誉得到了坚定的认可。然而，这种声誉所依据的理由并非总是合理的。例如一些人看到了苏联军事教条经常表白一些用来粉饰自身的信念，便想证明恩格斯的思想是苏联军事教条的先声。话说回来，要想严肃地研究战略的发展，就无法绕开恩格斯。从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的经典著作[9]（其中由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负责的一章专门研究马恩，尤其是恩格斯）[10]到新近出版的杰哈德·沙利安（Gérard Chalian）的长篇文集[11]，再到以色列上校与教授杰胡达·沃拉克（Jehuda Wallach）的著作[12]，恩格斯的思想贡献获得了认可。
杰胡达·沃拉克将恩格斯的革命战争理论与风格更为传统的军事论著区分开来。作为这两方面的专家，沃拉克言简意赅地评价了恩格斯的军事论著:
“恩格斯重要的军事著述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完整的研究，这些著述涉及到战争科学的方方面面。恩格斯探讨了组织与武器、工业革命时期战争技艺的发展、国际政治的军事观点、战略与策略、将军的指挥与素质等问题。他同样地对战争的未来发展作过一些预言（并且在‘一战’经受住了应验）。在许多问题上，恩格斯比老兵们的见识还要精明。”
“恩格斯在讨论西欧与西南欧军事形势的匿名文章中，起草了一个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是四十五年后的德国‘施里芬计划’的蓝本。恩格斯证明了为何一旦德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采取这样一种计划，必然会遭遇失败。他精准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损失规模与结束条件。”[13]
对于熟悉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里头的军事研究的人而言，恩格斯是19世纪无可争议的杰出战争理论家之一。在研究恩格斯生活年代的军事史时，无法不参考他的军事研究成果。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在制订战略时，无论是对于一般的战争学说还是专门的革命战争学说，恩格斯的军事研究成果是否仍有参考意义呢？人们尚未能非常肯定。恩格斯与他崇敬的克劳塞维茨一样，并不是要创建一种完备的、无所不包的战争学说，仅是要评论战争与实际形势在具体条件下的发展。[14]
既然恩格斯经常强调军事技术的狂飙式发展（一些武器“在投入使用前就已经过时了”）[15]，他又怎么可能会想着建立任何系统化的军事学说呢？
在思考战争时，恩格斯主要关注的不是他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军事建议（哪怕是关于“革命战争”），而是他对工人运动关键问题的探讨。这些关键问题包括：对非革命战争的态度、战争与革命的联系、不通过战争来赢得革命的战略可行性。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也不怎么受欢迎。因此，作为战争理论家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家的恩格斯提出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未过时。正如下文将要简短地表明的：恩格斯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不仅预示了人们在20世纪要处理的问题，还有可能关乎到我们今后的时代。
对战争的态度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成型，工业文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辐射到大规模移民到达的海外土地。这个时代给地球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仍然影响着我们当下。在恰逢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熟时期的那一代人中，有些人并不真正知晓这一体系是在几时最终成型的。由此看来，恩格斯是在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关键阶段离世的。
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收尾阶段，此时的欧洲大陆尚未完全告别那漫长的封建时期与农业主导的时代。两人经历的战争是这一社会转型的表现。诚然，这些战争或多或少也是征服性战争，并且是“一战”这场巅峰级别的强盗战争的预演。1870年的普法战争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历史性转型年代的复杂性。对于德意志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是增进德意志人内部团结的机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德意志的统一是进步的伟业，即使让他们遗憾的是这一伟业是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庇护下执行的），也是一场征服性战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德意志人手中。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客观历史意义的角度，修正了对他们所处年代的战争的态度。即便决定战争进程的政治并未发生变化，他们仍然区分出普法战争的主要参与者的两面性：对于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即使不积极地支持，也应予以消极的支持；对于具有压迫性的一面，人们应转而支持反抗的一方。
事实上，这种思考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他们并不在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观点，即不在意某场战争是何种政治的延续（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关注这一观点）。相反，两人关注的是战争体现出怎样的根本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两位指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而言，不应根据战争发动者的政治观念来评价一场战争。从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立场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把自己的判断立足于战争对生产力解放的客观影响上（消灭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16]由于当时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德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战争对劳工运动（最终的解放手段）的影响，作为评价战争的首要标准。从这一标准来看，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欧洲腹地的战争与革命之关联的评估。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激发了德法两国的沙文主义思潮，从而加深了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敌对情绪。这场吞并孕育了一场新战争的可能性。而这场战争将会把欧洲其余地区都卷入其中，各地的工人将会自相残杀。
这就是所谓 “上帝已数算你王国的余日，要你的王国就此完结”（Mene Tekel Upharsin）。在1870年7月与9月，由马克思与恩格斯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17]宣言继续指出：“……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德国将不得不）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18]
此外，只要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并未达到这样的技术阶段，即尚未“走向极端”，并且尚未确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会“彻底地使敌人灭绝”，那么它仍可被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暴力催化剂”。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予以采纳。1870年普法战争引发了疯狂的军备竞赛，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破坏力上看，欧洲列强蓄积的战争工具都是惊人的。因此，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欧洲爆发的全面战争，日益成为毁灭性灾难的温床，而非革命的导火索。换言之，即便从长远来看这样一场战争终将引发革命，那也会是引发革命的最糟糕的方式。它的代价将会是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世界大战的预言者恩格斯并非当时唯一注意到以上变化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我认为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能像他那样全面地估计到我们所称的“全面战争”的到来。这个术语出自一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好感的反战主义者之口。[19]正如沃拉克所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恩格斯“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面貌。说真的，对于下面这一段由恩格斯写于1887年底的文字，我们只能用“先知的预言”来形容了：
“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20]
这段话讲得很全面了，就连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条件都考虑到了。工人阶级革命在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爆发，并且在德、匈两国以失败告终。恩格斯预料到军队的溃败将会在战败国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创造条件。恩格斯之所以不希望战争爆发，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希望革命在最糟糕的形势下发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紧要的考虑）是他认为战争的爆发将是社会主义政党失败的铁证，并且意味着它们的处境将不甚乐观。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本该是坚决地反对战争，让政府不敢发动战争。如果政府还是执意宣战，那是因为政府相信这样做能够得到国民的一致支持。因此，恩格斯在写给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来的焦虑而悲观的情绪，与他在公开发表的著述中仍然体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21]
到了1889年，恩格斯对世界大战后果的预期甚至变得更为悲观，因此他的预言也更为准确：
“至于战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可能性。否则我会完全不理睬法国这位太太的任性。但是这场战争将卷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士兵，仅仅为了供养这些士兵就会造成空前的破坏。这场战争将使我们的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归根到底使衰竭现象比1815年之后的反动时期还要厉害十倍，而反动时期是建立在伤尽元气的所有各国人民极度贫乏的基础上的。与所有这一切对比，这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革命的希望却极小，——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22]
这些标准与预测决定了恩格斯晚年的立场。恩格斯的动机并不是德国的爱国主义或对巴尔干民众的偏见，而是因为预料到任何确实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欧洲工人运动走向的确切影响。他怀着近乎难以释怀的忧虑，希望避免日益迫近的灾难。这解释了为何在1871年以后，恩格斯对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正如马丁·伯格（Martin Berger）所言：“因此，恩格斯曾经鼓吹战争是革命的催化剂，如今却主张以革命来防止战争的爆发。”[23]
恩格斯与马克思
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革命做好准备。这逐渐成为恩格斯的名言：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24]
恩格斯在1891年的著名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当中也表达了上述观点。[25]他担心法俄联手向德国宣战的可能性，而在他动笔时，这种可能性看起来是非常大的。作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恩格斯提醒他的法国同志们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支持法国政府与沙皇联手对德复仇的做法。这篇文章体现了恩格斯不偏不倚的立场：一方面，他谴责了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表示比起德意志帝国，他更偏向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他依然认为法俄联手对付德国的战争，只会具有反动的性质。一旦俄军获胜，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被“来自德国外部的敌人”或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消灭。[26]
在如此有针对性的假设下（即法俄联手对德作战，并取得胜利），恩格斯主张德国社会主义者实行“防御主义”，但必须只是“革命的防御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体现的正是“革命的防御主义”。接着，他提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8页）
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伪称在恩格斯的这篇《德国的社会主义》中，找到了“爱国防御主义”（‘patriotic defensism’）的正当理由。这些人不得不严重地歪曲恩格斯的观点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方式。[27]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私人信件中看到他在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的犹豫。虽然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警醒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受对德复仇主义的蛊惑，但我们不该忘记恩格斯的这篇法语文章也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看的！[28]
为革命做好准备，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便这句话言之有理，但仅仅是在脑海里构想如何用革命来制止战争的爆发（“渺茫的希望”），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立即为革命做准备，认真地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找到将分析成果落实在行动上的方式。为此，军事与政治专家恩格斯试图寻找达成战略目的的合适途径。
恩格斯认为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提出的美妙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纽文胡斯提议以总罢工与不服从来回应战争的爆发。这一设想的美妙程度比得上1912年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威胁要把战争变为革命，但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了。不过这些“振聋发聩的提议”并未得到社会主义者的采纳。当时，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忙着从纲领中删去相比之下没那么激进的目标，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内容会招来统治者的镇压。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动员，这些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发挥积极的斗争作用。为此，恩格斯提出了他的建议，以求兼顾现实情形与革命目标。在1893年为《前进报》撰写的几篇文章（其后收录在标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小册子）当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恩格斯提议“通过国际协议渐进地缩短（军队的）服役期限”[29]，目的是最终将常备军转变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
恩格斯是这样解释他的思路的：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30]
为此，恩格斯运用他丰富的军事知识与自信，证明了：如果人们认真考虑各国政府宣称的纯粹防御的意图，那么他的上述提议将会满足国家安全的要求（他的提议被提交至德国国会）。恩格斯出于实际的考虑，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单边裁军将不可能得到落实，所以他主张通过国际协议开始动态的裁军。他指出德国若要比他的对手们更加主张和平，是具备心理优势与道义优势的。这也让恩格斯关于战争的理论又有了一层实际意义。如果恩格斯的这一提议被各国政府接纳，要么可以制止军备竞赛，要么可以在欧洲开启裁军进程。不过，如果这一提议被拒绝（这当然更有可能），也能够揭露军队的真实角色，从而有利于让民众提升反军国主义与反沙文主义的意识。当然，这离不开社会主义政党利用这一提议开展鼓动工作——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这么做。[31]
很久以来，恩格斯就主张普遍服兵役（只针对男性），以及“渐进地”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制度。[32]他首要考虑的是革命的准备工作与防范反革命。1865年，他首次以工人政党的名义介入到关于普鲁士军队的讨论中：“学会使用武器的工人越多越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任何政变企图的决定。”[33]如今，恩格斯认为选民也有义务制止大战的爆发。因此，恩格斯对革命准备工作与防范反革命的考虑，都围绕着对军队的分析，而这是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战略的主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