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通钢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下这篇文章，来自南方某自称“马列毛”小团体工人网（注：不是原来的“中国工人网”）。从作者的行文中，处处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盛气凌人、居高临下，挑工人阶级毛病，指责工人落后，而看不到工人阶级本质的、先进的方面；一有机会就要对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制度贬低一番。不过，文章对事件本身的叙述以及有些经验教训，尚可参考。附工人论坛上的若干讨论于下页。
“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恶毒的私有化 不论苏东各国“透明的私有化”，还是中国特色“静悄悄的、黑箱里的私有化”，其结果都是官僚层私吞，或与外资、“民营企业”合谋侵吞国有财产——工农数十年的血汗。复辟的进程也殊途同归，即强盗资本主义。同样是劳动者工作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急遽恶化，同样是骄奢淫逸而又极端无耻的新资产阶级的兴起。 中国的私有化已接近尾声。与这场抢劫国有资产的巨大浪潮相比，各地国企工人的抗争显得相当无力。工人缺乏自我组织，缺乏警惕，缺乏斗争经验，甚至出于对原国企官僚体制的憎恨而渴望改制，却从未掌握改制的主动权。官商早已做足了准备，工人则常常临到企业财产被掏空、变卖、停产、工人大量买断下岗时才开始抗争，结果总是极其被动。通钢工人也不例外。早在此次抗争事件爆发的前三年多，通钢已经改制过一次。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44位的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参股的条件就是“减员增效”，男职工年龄在52岁以上，或者工龄超过30年一律内退。“近一半的工人被赶出工厂，年龄最小的才46岁就让人家下岗，有人气病了，有人跳楼了。”[1]被买断下岗的工人和干部最后总计达24000人，占原有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未被裁减的工人则陷入火坑。员工要24小时待命，劳动强度大大增加，工资则从2000多元减至1000多元，还动辄罚款。2008年不景气时期，普通工人的月收入竟降至300元！相比之下，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工人称之为“黑爪子（工人的手）挣钱，白爪子花。”[2] 建龙对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国企）所实施的空手套白狼式的控股、并购、改制，在业内被称为“资源重组的经典之作”，但其实谈不上什么创意，而是一种风行全国、早已“成熟”的劫掠模式，并没有为中国式私有化贡献新招式[3]。建龙集团的做法是：与吉林省国资委及省政府狼狈为奸，在“引入民营机制”的幌子下把通钢的高层人马全部换成“建龙人”，从而攫取了通钢的经营权，再以种种手段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尽管建龙在通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却只占36.19%的股份，而且仅有极少资金到位。结果从“2005年底到2009年3月间，即建龙第一次入主通钢期间，通钢亏损近100多亿元，建龙却盈利100多亿”。以通钢老区作抵押贷款兴建的“吉林钢铁新区”完全由建龙集团掌握，并在2009年3月撤出通钢时，连同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都归了建龙集团。[4] 中国的资本主义先知爱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公有就是谁都没有”。这活脱脱讲出了走资官僚的心声：旧体制下的官爷——不论是骄纵奢糜的上层，还是清来清去仍旧“四不清”的中下层干部——虽然贵为统治者，手握调配国有财产之权，可以对国民经济瞎指挥，官位越高越能享受高薪、特权与特贡，但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并不属于他们，这使他们最终失去了“恒心”。出路只有一条：把公有财产化作他们个人的“恒产”，先富起来！至于头顶“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翁”和“社会主人”桂冠的工人阶级，也在不断的折腾、欺骗和失望中失掉了信心，而深陷迷惘——跟统治者相比，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支配连发言权都没有。 拿这句至理名言来解释建龙集团的所作所为，也非常贴切。尽管“省里有人，中央有人”的建龙老总“张志祥曾在北京总部对通钢几个处长说过这样的话：不管你们通钢怎么建，将来都是我张志祥的”，但在第一次改制时，通钢的财产的确不属于他，不属于建龙。前面说过，建龙只是“新通钢”的小股东，而且事实上没有投进来什么财产。这就难怪它对通钢的经营毫无“恒心”，“不管工人死活，不计后果地拼设备、拼劳动力”[5]，一门心思就是尽快地把它榨干。 “吉林钢铁新区”对张董来说则是十拿九稳的囊中物，因而对它颇有“恒心”。通钢工人抱怨道：“2008年在钢铁行业低迷的大气候下，通钢连续亏损，一再限产，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此时，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新区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正常生产时，吉林钢铁员工的收入也高于通化钢铁员工）。同企不同待遇……使通化钢铁员工意见很大。”[6] 莫非张董格外照顾“自己手下的奴隶”？或者因为他的“民企情结”太深，对国企则恨之入骨，所以要特别糟践通钢的工人？到百度的“建龙吧”读一读建龙工人的发言，就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凡是说建龙有诸多不好的，是有良心的人。建龙1、做表面文章，2、长期非法加班，3、视工人为牲畜。让你连续干12小时，不给钱，你说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帮领导就是该骂，担责任时老是把一线工人推到前线，人家胳膊都断了还罚2000，有人性吗……最恨的是那些个大长们，一开奖金就几万几十万，是工人的10倍百倍，担责任时却象个孙子的似的往后溜……就是一个字‘黑’。”[7] 建龙手下企业的管理模式，与通钢没有本质区别，同样的腐败与黑暗，同样对劳动者竭尽所能地压榨。有网民说：“民企都是血汗工厂来的。”建龙当之无愧。但由于张董的目标就是尽快把通钢搞到“不可持续经营”，以便将来可以低成本或零成本收购破产的通钢，因此在当前阶段要先把通钢变为“超级血汗工厂”。通钢工人被榨取得越厉害，张董越能够转移更多的财产： “通钢过去浇铸出的钢坯搬运时，工人们戴着面罩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非常危险！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烫伤！公司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改造了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龙来了以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让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继续用链子吊运！根本就不顾工人的死活……可以说我们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拼的不是血汗、甚至是生命！在这里通钢人要问问省政府：通钢为什么要走重组兼并这条路？？？”[8] 张董或陈国君总经理对待工人是何其恶毒，如何视工人的生命如草芥，即此可见一斑！这一切都服务于一个目标：恶毒的私有化。 2008年6月起，经济危机导致钢材价格暴跌，通钢严重亏损。到2009年2月，亏损达10亿元。3月，建龙提出“股权分立”的要求，也就是退出通钢。也有通钢工人发帖称：3月初有三千工人参加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加压力，导致建龙撤资。 总之工人们松了口气，一整天下来大放鞭炮庆祝。建龙入主通钢的三年多，对在职和下岗工人来说，都不啻一场噩梦。之后，随着钢材市场的回暖，靠着全体员工的努力，通钢至6月份已盈利6000多万元。谁知到了7月间，建龙又卷土重来，在吉林省国资委的牵头下再次入主通钢，并且要绝对控股（65%），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式。官方事先在通钢厂附近部署了警力。7月23日上午，吉林省国资委部分官员、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通钢召开重组大会，遭到100多名员工及其家属的包围冲击。第二天，示威工人打出“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呼喊“建龙滚出去”的口号，并封堵运输原料的铁路线，阻止高炉向外运送铁水，迫使各高炉先后修风停产。除了通化市公安、交警、武警组成的大批治安人员，政府还从外地及周边地区调来数几千名防暴警察和武警，但是面对着群情激愤的数万名工人和随时投掷过来的砖头和钢块，他们不敢贸然动手。官商的霸王硬上弓未能得逞，还赔上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陈国君总经理的性命，事件轰动全国。 一位资产阶级战士的死 陈国君死了。这位年薪450万（一说300多万）的职业经理，为了忠实地执行民企大老板建龙集团董事长的指示，对吉林通化钢铁厂进行控股（也就是吞并），命令示威抗议的工人复工，而挨了上万工人的拳脚，殉职在阶级斗争疆场上，“因抢救无效死亡”，且死状凄惨。 有人认为陈总是替罪羊，他仅仅在执行国资委或张董的命令：“他不是老板，只是私营企业的一个打工仔，说好听点儿，叫高级打工仔。他只是端人饭碗，忠人之事。为什么置他于死地？……”[9]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类“高级打工仔”是老板的代理人、大管家，他的任务就是替老板剥削和压迫同样是“打工仔”的工人，甚至砸掉工人的饭碗。这些捧着金饭碗的总经理和其他高管连工人贵族都不是，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份子。此“打工仔”非彼“打工仔”，此饭碗非彼饭碗——他们分属两个敌对的阶级营垒。 据说这位国企厂长出身的阶级战士在“公开场合讲话都会手脚发抖”，可见他胆小得很，难怪他的经理室长年都要由警卫把守。这造成了一个恶果：他不像我们的主席总理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他和多数大中型企业的老板经理一样，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扮演一个运筹帷幄的君主角色，惯于向直接的下属（二把手）发号施令。当工人的愤怒爆发时，他们的行动通常首先针对着，或仅仅针对着最直接的压迫者——二把手、三把手乃至基层管理人员，比如去年发生的工人打死炼轧厂厂长的事件[10]。陈总本人则像中央政府或主席总理一样，成了“奴隶们的救星”。个别戴着中下层管理者眼镜的“通钢人”，在对建龙入主通钢之后整套腐败的管理制度表示不满之余，又惋惜“陈总受蒙蔽，没把事情办好”[11]。 但更多消息否认了“陈总胆小”的不实之词： “之前，建龙集团主席陈国军曾放出过许多狠话：‘我要在3年之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这次，通钢人真的愤怒了！” “看到闹事的工人，出口不逊，什么‘三年要让通钢姓陈，要外招七千人，让通钢人全部下岗’等等等等。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就不用说了。忿怒的工人，工人的父辈——通钢的老人，群殴之。武警救不了，公安进不来（不知是不是故意救不了、进不来），于是乎，一条贱命没了。” “建龙总经理陈国军，像二逼一样上台演讲：‘我来了，我让你们通钢工人全下岗，你们还吊（屌）什么？’（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愤怒的人群，将其拽下台，进行殴打。陈国军跑到一个屋内将门反锁，愤怒的人群用暖气片将门砸开，将其二次殴打，此人宁死不屈，最后昏迷。起来后大喊：‘你别让我活着，要不你们全下岗！’通钢工人满足了他的要求……” “陈当天就说‘别叫他（我）活着走去通钢，只要有一口气就带人回来把通钢踏平’。这是陈的原话！！！装逼的下场就是满足他的要求！叫他躺着出去……”[12] 显然，“宁死不屈”的陈总决不是那种灰色的调和派、真真假假的改良派。他对建设和谐社会毫无兴趣。他是一位勇敢、坚定、经得起考验的阶级战士。他死得其所。资本家及其仆从理当对其肃然起敬，深切致哀。[13] 中立的进步人士想到“一条鲜活的生命”竟被成千上万暴民的拳头“活活打死”，他们的人道主义肠子就忍不住发酸，全身不寒而栗，于是跟着戴上面具的“贱聋（建龙）走狗”及网特站到了一起，对“不尊重生命”的可耻行为痛加鞭挞。卫道士们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说杀人都是不对的啊”、“杀人偿命，维护法律尊严”。假如善良且文明的社会主义者一面对工人的愤怒表示“理解”，一面对陈狗之死表示“遗憾”，我们只能说他太不能感受中国社会潜藏的爆炸性的阶级矛盾与冲突，我们只能请他照一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这面镜子或许可以照出：进步且无能的阶级调和人士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距离有多远！ 至于通钢工人，则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为自己，也为多年来一再遭受欺压与折辱的旧国企工人，乃至为一切被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网络上的叫好声、“祝贺”与“支持”压倒了一切。还有许多工人网民赞叹或羡慕通钢工人的觉悟和齐心：“什么时候，哈尔滨客运段职工的觉悟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也就不会再被迫害了。”为庆祝这场胜利——敌营大将毙命，建龙集团和国资委仓皇撤退——二道江区燃放起比正月元宵更为热烈、密集而长久的鞭炮礼花。那是他们渲泄并升华了的憎恨，是向压迫者复仇的激动，是凯旋的喜悦。 工人的欢欣鼓舞之情还通过另外一个渠道流泄出来： “当天（25日）钢厂八座高炉都在生产，7月26日生铁产量1.496万吨，创历史新高。……一位女职工告诉本刊记者：‘建龙走了，我们干劲高涨，我们不能把钢水捂那里啊，那是我们的饭碗。’”[14] “都恢复生产了，一切都正常了，没有领导我们员工照样干，而且干得格外有劲。”[15] 遭到工人暴打的不只陈总一人，“跟随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一同在现场安抚职工的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由于被误认是‘建龙的人’，也被错打，晕倒在地……还有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肋骨断了两根”[16]。“二十多名资本家（建龙管理层）被打得狼狈逃窜、伤亡惨重，全部挂花”，不少通钢干部也被打。在得知“建龙的老板张志祥和新任通钢集团总经理李明东就在通钢宾馆某房间”之后，工人便悄悄向那里聚拢。张、李立刻让武警官兵护送逃到了通化市。否则恐怕也难逃暴打，甚至“死于心脏病突发”。 但陈总终究是人，不是铁打的而是血肉之躯。第一次被群殴之前，陈总发出“让你们通钢工人全下岗”的威胁，是因为他把这些工人视为他砧上的鱼肉。后来继续嘴硬，估计是他相信平日里被他整得服服帖帖的工人不敢下重手，或者相信上层一定会派人解救他。当时，工人落在他身上的拳脚也不重。被殴后，他在保安的掩护下逃到焦化厂旧办公楼，并打电话向建龙集团的人员求救。由于有关部门迟迟不给群众明确的答复，义愤填膺的工人开始冲击焦化厂办公楼。有人拆下暖气片砸开了两道门，最后把躲在工具箱里的陈总翻出来再次暴打，且拳脚加上了棍棒。陈总起先还“很愤怒，让现场各厂厂长指认现场殴打他的工人”。直到此时（约下午三点半），他还有机会不死。人群中有人喊“注意，不要出了人命！”“遗憾的是他们（吉林省政府）让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向示威者喊话：‘暂缓实施’。工人觉得这是糊弄人的缓兵之计，于是他们再次把愤怒发泄给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君。”[17]等到下午五点多，吉林省国资委宣布终止建龙控股通钢的决定，已为时太晚。“随着现场的失控，陈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并开始讨饶：“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工人的答复是：“你要活，我们就得死。”[18] 在阶级的角斗场上，中国工人必将一而再地重申通钢工人的这个答复。 有人说：“悲剧”的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革制度，用暴力对付单个的人，比如“用拳脚把陈总活活打死”，要么做法不适当，要么无助于改变“悲剧”的继续发生。 这种议论隐含着把制度和阶级分开的假设，似乎在这样一个壁垒分明的阶级社会里，制度改造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无关，完全可以是进步的中立者或仁人志士的设计与建议，或是统治者“理智地”加以革新的结果。但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而在工人阶级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的总决战之前，必然要发生无数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游击战、阵地战，必然会有部份工人或资产者受到敌对阶级的暴力攻击。资产阶级系统地运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对付劳动者，通过各种方式致劳动者于死地，在习惯于“秩序”或“民主”的人来说，是天然合理的，最多可供社会运动抗议之用；但劳动者对统治阶级成员使用暴力，那就……“不妥”了。这样的文明人士只不过在支持这以维护剥削为宗旨的制度性暴力。他的“改变制度”的呼声对统治阶级效力甚微，对被统治阶级倒可以起到不小的阻挠与麻痹作用。 一切关于道德、法律的议论也是如此。对统治阶级来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要小得多（假如不是完全无效的话），但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总是意味着恐吓，意味着严峻的压力，生与死的抉择。面对“你们应该用法律的武器，你们太猖狂了……”的责难和辱骂，有工人反击道：“看来你若不是建龙一伙的，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你知道什么是法律吗？法律已被践踏，那些贪官们根本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甚至就不懂法律。同他们讲法律就是等死。他们才不理你呢。那些贪官们镇压老百姓时用法律，而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时，却把法律丢一边，法律？通钢人干的好，把无法用法律办到的事情办到了，好样的。” 复辟的中国要成为依法吃人的、“真正的”法制社会，比富人进天国还难。要彻底实现法制，即使是统治阶级单方面订立的法制，那就得成倍成倍地扩充监狱和劳改农场，以容纳多数资本家与官僚，容纳现有的整个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如何实现狼与羊的和解，对中国的曼德拉、图图大主教之流的明智而正直的骗子们来说，是太过艰巨的一个任务。 作为资产阶级走狗或战士的陈总，不是死于“非理性”的暴力，而是死于——用一位网民的话说——“工人执法队”之手。统治阶级和中立份子当然做梦都不会想到工人阶级竟敢有此权力！他们最进步和美好的愿望仅止于把“公权力”留在统治阶级的官僚层份手里，但要监督他们，使之“公平公正廉洁”地行使，但剥削阶级的存在、生产工具（也就是劳动人民生活的源泉）被少数人垄断，正是一切不公平、不公正，一切腐败和社会堕落的根源。 “工人执法队”未能将陈总公审，合乎手续地夺去其鲜活的生命，这只能说是个遗憾。工人阶级的确应当对压迫者进行公审，把他们的罪恶公诸全社会，假如有此条件的话。 “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国有情结” “个别人（少数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是每遇群众闹事，官方“定性”时的统一口径，罕有例外。可见各地领导及其秘书何等地缺乏创新精神。这可以拿网民们越来越放肆的嘲笑声来衡量。 陈腐归陈腐，管用就好。“少数人煽动”，说明天下本无事，我没干什么勾当，群众也无不满和吁求，只要把这“少数人”抓起来就好了；群众“不明真相”，看似无辜，但必要的话也可以请他们到拘留所讲清楚……总之罪名可轻可重，兼收撇清与恐吓之效。所以这次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照用如仪：“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19] 老话说：“言多必失。”吉林省国资委心血来潮发明了一个似乎带贬义色彩的新词“国有情结”，引来一阵哗然。这看起来像在大庭广众下抖露自己的“私有情结”和对“国企”的敌意，扯落了国资委原本立场暖昧的面纱。老左们对此紧抓不放，狠狠误读了一把，将吉林国资委嘲笑和抨击一通。更有人“欢呼工人的‘国有情结’”。至于工人到底有没有“国有情结”，假如有，又是什么样子的，似乎无需调查也无需过问工人。 其实王喜东的本意只是：通钢早已改制，“新通钢”不再是国企，而是“国有、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工人“身份已置换”，不再是“国企人”；经济补偿金也给了，虽然不是现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20]。此次拉建龙来控股，按照《公司法》，只要包括国资委在内的“股东”们同意就成，无需召开职代会，关你们职工屁事！官商一丝不苟地依法打劫，偏偏“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自作多情，仍误把自己当作“国企职工”…… 从通钢工人的网上发言，很难看出他们对“国企”以至“社会主义”有什么特别的“情结”，特别的热爱。“保护国有资产”的口号正如“维-权”一样，对工人来说，通常只是以合法的、容易引起“社会”认可与同情的、统治者所能容忍的武器来自卫，来从事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 “农民工”极少会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家”，如果个别人当真这样想，那只是奴隶的一厢情愿，或被“企业文化”洗脑的结果。相比之下，通钢工人的的确确表现出国企工人的一些特有的心态和情感： “通钢不是赚钱的机器，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家，想敛财，敛到把主人都赶出家门？” “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亲人，没有一个通钢工人会希望通钢垮下去的。我们不可能都举家迁移，外出求生。所以没有人能比我们更珍惜这个企业！” “我们都是喝浑江水长大的通钢人，可以说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靠通钢生存靠通钢吃饭，通钢今天的成就是二道江人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我们不容许任何人拖垮他，更不容许骗子来指手画脚，把国有资产揣进个人腰包！” 类似的发言很多。不少通钢工人追溯了从1958年建厂至今的历史，几代人的劳动和艰苦奋斗，来支持自己斗争的正当性。[21]建龙集团在他们看来，其罪恶不仅在于对工人的超级剥削，还在于他们是“掠夺我们家园的强盗”。在这里，“保护国有资产”意味着“保卫工人的家园”，跟“维护工人利益”不可分离。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联系。但工人的这种意识又带有狭隘、地方性、局限于单个企业的特征（“通钢人”，“二道江人”），与新老左派们欢呼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无甚关系。城乡分割制度、户口制度不仅限制农民，也限制工人自由迁徙的权利。旧体制还限制了工人自由择业的权利，像对待工奴一样把他们的一生和整个家庭禁锢在特定的单位里，尽管同时给予了他们工作保障和相对较高的福利待遇，作为“领导阶级”的证明。 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小三线’建设时期”，通钢作为一个“保密厂”而“与世隔绝”是出于特殊需要，那么此后仍然“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则明显是旧国企（尤其是大中型国企）的共同特征。这一模式执行着维护等级制和阶级分化的功能，大大强化了国企工人“以厂为家”的观念，也使他们在遭遇改制下岗之后，迅速沦于悲惨的境地，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被解雇的工人还要悲惨得多。 改制的方向和工人的幻想 垂涎于国有资产的官僚和资产阶级文棍们常把国企说成是“政府的负担”，体制僵化，（工人）吃大锅饭，要靠政府贷款或补贴才能生存。国企一轮接一轮“改革”的理由，大抵如此。按他们的布道，似乎不是劳动者供养着“国家（政府）”和官僚，倒是政府凭着通天本事从月球上搞来黄金和粮食，养活了国企和劳动者。但通钢正如其它多数国企，不仅是由工人兴建起来的，而且在毛时代同样长期厉行“高积累、低消费”。即使到了改制前的2004年，通钢集团仍然做到了“实际产量252万吨，利税15亿元，利润8.5亿元”。这还是在比其他企业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成绩。有工人家属告诉记者：“通钢的设备都是老设备，工人干活可累了，都是重体力，特别辛苦。”作为国企的通钢，以及通钢工人，是贡献者而非“包袱”。 《中国新闻周刊》的“深度调查”《通钢悲剧》对改制前的通钢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过去，通钢工人地位相对优越，收入不仅高于当地其它工厂的工人，甚至高于本地公务员；逢年过节分发鱼、肉、蛋；干部和工人之间较为平等；有成套的社会服务设施——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教育集团和建筑公司。这些都在“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的名义下改制掉了。[22]能捞到钱的项目（如游泳馆）就提价，需要出钱维护和修理的（如广场、体育场）就被建龙“当作包袱甩给了区里，但区里也没钱维护，于是就破败成这样子”。 这是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祸害之一：只要有在人民的钱袋上打个洞的机会，资本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活力”十足；对于无钱可赚的事业，不管人民多么需要，资本家都懒得理你。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报导的真实性有多处值得严重怀疑，包括改制前后工人工资水平的部份： “（退休的通钢监察系统职工）张健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千～6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千～4千。……而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左右。” 这个记录跟其他记者的调查以及工人发言中谈到的相比，出入太大。一名“网易吉林网友[通钢]”在跟帖评论中质疑道：“我就是一名通钢职工，有人说通钢4年前工人工资4000元，这是哪里来的资料呀？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工人工资平均2000元就不错了，我4年前不到1500元，建龙在时最少600元。” 报导当中的这部份内容既被老左们当作毛时代幸福生活和“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证据来引用，也让那些把工人福利视为大逆不道的老板和小右们兴奋得抓狂，似乎国企工人是“体制内吃皇粮”的特权者，这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反倒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国企工人都是小贵族”，“国企的福利成本过高，缺乏社会竞争力”，“妈的，就是惯坏了，吃大锅饭吃上瘾了，必须改制”，“这就是国企为什么会亏损的原因”，“人家农民工的工资才多少？”[23]……这些“非正式言论”比学者们一本正经又拐弯抹角的高论坦率得多。如果你以为剥削者在为农民工鸣不平，那就天真过头了。他们的意思是：高工资高福利？做梦去吧！工人肚子越饿，老板越有“效率”！ 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工人反对国企改制的斗争不应使我们忽略这样一个现象：许多国企工人事实上寄希望于改制。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双马水泥厂工人的斗争。[24]工人们希望改制能使他们摆脱腐化专权的官僚层，并且改变管理层与工人收入的两极分化。如果说通钢工人的幻想没那么强烈，大概因为在改制前企业仍有发展，尚未被原通钢高层这些蛀虫们掏空，因而满足于“原来并不富足，但却安乐的生活”。不过，他们对改制同样不无幻想： “原以为改制能使通钢发展得更好，我们没有提出疑问，因为工人们信任你们。可你们呢？”[25] “所有的通钢人都希望改制，但是那应该是真正的改制，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能够真正地提高。他们乐于付出，他们希望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绝对不是越改越差，绝对不是让人掏空通钢，那不叫改制，那叫巧取豪夺。” 但什么样的改制才叫作“真正的改制”？如何改制才能使“工人的生活水平能够真正地提高”？狼与狈合谋的改制怎么可能不是对羊的“巧取豪夺”？官商主导的国企改制方向就是资本主义化、私有化。改制后，旧有的官僚体制不仅没有弱化或消失，反而变得百倍丑恶。通钢改制的结果不是特例：一部分干部裁掉了，但其余干部的权力大增，和工人的收入档次比从前拉开得更大——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共同特征。有“通钢人”写道：“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通钢领导，除几名实干派之外，一群泛泛之辈，而且官本位思想、利已主义思想严重，心中无大局无大志，有的只是眼中的铜臭及私利。” “建龙正是抓住了通钢领导的心里，两者一拍即合，你把企业给我，我给你高‘薪酬’，这促进了通钢的混乱。其实，今天的通钢在跟建龙组合的时候，员工都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想领导也知道是啥结果：会使自己的腰包很鼓！”[26] 通钢工人很少直接控诉通钢本身的管理层，这多少有点“都是通钢人，家丑不外扬”的心理，但也谈不上信任他们。当有人攻击通钢原领导层时，工人也丝毫无意于为之辩护。724事件中，他们暴打了一些通钢干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把通钢董事长安凤成写成一个“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领导，改制后仍然力所能及地为通钢工人争取利益，但工人的网上发言几乎不提安董，倒是有工人气愤愤地说道：“收拾安凤成、张志祥那是早晚的事！” 如果说通钢高管跟建龙集团、国资委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因而在第二次改制中拒绝建龙入主，并因此在幕后支持工人，给工人提供某些方便，这不是不可能。但这批蛀虫根本没有把工人鼓动起来的威望。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从国企工人的日常利益出发，相对最有利的是团结起来参与改制，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生活，争取落实企业内的工人监督。但这需要工人觉悟和积极性的提高，需要通过自我组织来发挥力量。其次是拒绝和反对改制，就像当前的通钢工人所做的那样。这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所能采取的防御策略。最糟糕的就是寄希望于改制、期待改制，却任凭官商操纵改制进程。以往的普遍状况则是：工人无力抵抗私有化，他们的斗争主要限于在改制中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27] 尽管通钢工人取得小胜，但未来仍难以预料。三年改制留下了惊人的负债和一堆烂摊子[28]，令通钢元气大伤。“没有领导我们员工照样干，而且干得格外有劲”，从工人口中说出的这个真理，意味着一向以来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僚和资本家无非是些令人厌恶的压迫者兼寄生虫而已。领导们当然不会容忍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也不会容忍工人选举自己的领导。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已出任通钢集团董事长。斗争从高潮进入僵局。 官方收紧的绞索·斗争的僵局 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肯定陈国君是死在工人的棍棒拳脚之下，还是死于某些媒体所称的“黑社会”（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士）之手。建龙集团2005年第一次入主通钢时，把总经理、财部主管等最关键位置都换上自己的爪牙，这可能损害了通钢部分原管理层的利益。同时，原管理层与“通钢周边的私人业主”[29]之间的“共富”关系，也可能跟建龙及陈总的利益起冲突，比如有人称陈总“断了某人铁精粉财路”[30]。7月24那天，有许多不穿工装的“社会人员参与了对其殴斗”。假如砸在陈总身上的最后一个致命的拳头来自这些“社会人员”，也不是不可能。 “打得好！陈狗该死！”是一回事，工人如何自我保护又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官商利用“追查凶手”来报复工人，逮捕斗争中的活跃份子，恐吓、分化和瓦解工人，以掩盖自己的盗窃罪，乃至为下一步的私有化铺路——这才是官商的真正目标。通钢工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从网上流传的资料看，7月24日之后，通钢工人继续游行，每天有数千人在公司大楼前自发集会，警告官府不许“秋后算帐”。此外还有和通钢原属于同一公司和产业链、但在改制中被分离出去而难以生存的西北部铁矿、四平组合板厂的工人纷纷闻讯赶来，要求重回母公司。这些行动持续了多久？工人提出了哪些诉求？有何效果？都还不清楚。 关于官方举动，从报导看主要有：1、摸清查实“724”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2、调查陈国君死亡案件。最耸人听闻的是：通化市公安局长“纪凯平要求，各参战单位（各公安局和市局机关）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通化市局拿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障，以及时获得有价值情报。”[31]可谓杀气腾腾，阵云密布。 面对当局收紧的绞索，工人如不想坐而待毙，就应当有所准备。网上的传闻“通钢几万工人一起去自首”不失为一种机智的斗争方法（但要落实，则需高度的工人团结与纪律性），从目前局势看，效用可能不大。官方的矛头已直接指向——可能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事实上针对的是全体通钢工人，也就是通过“调查行动”实施对全体工人的恐吓、渗透、分化和控制。对工人来说，最好的防守是组织进攻和反击，首先就是发起一场针对建龙集团和吉林省国资委、要求彻查通钢改制事件、彻查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行动。从工人在网络上的零散发言可知，他们对此有明确的要求。例如： “建龙撤出了，但只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让中央来彻底清查，巨额国有资产是如何流失的，流失了多少，流失到哪了，更要查清所有这一切是怎样通过权力、利益相互勾结的，整个链条上都有哪些人、哪些机构，他们是如何使这一惊天阴谋得逞的。就算是有多大的后台，就算是亿万富翁、就算是身居高位，就算是诸侯称霸，总之，不管是谁，也都一定要严查严办！最后要由通钢人自己民选领导人，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真正构建和谐通钢，让工人们在和谐的环境中奋发努力、大干快上、发光发热，建设通钢、强盛通钢！请中央为通钢工人做主吧，指引一条光明的前进道路吧，否则通钢将亡，通钢工人将亡！”[32] 彻查改制事件、自选领导、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等等，对通钢工人无疑都是重要、紧迫与合理的诉求。[33]但是“请中央为通钢工人做主吧”这令人丧气的呼声，既表明了工人们做牛做马做奴隶的地位，又表明工人仍太缺乏“应当自己来当家做主”的意识。这不只是通钢工人，也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在解放道路上需要跨越的一道坎。他们总是半真半假地向“中央”哭诉地方当局蒙蔽下情，似乎哭诉的姿态是头等护身符。但全国改制企业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这护身符几乎一向不灵。残酷的现实让一些通钢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总是善良地祈求能有个好主子，希望他们良心发现能多给我们点赏钱。但这种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再说我们付出了劳动，天经地义地用不着感谢他们，所以不如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的劳动去要求制度上的保障”[34]；“宁愿相信世界有鬼，也不相信领导那张破嘴。”但……这说的只是公司领导、省领导啊。中央领导也会是那个样子？不可能！他们只是不知情吧？他们站在云雾缭绕的天庭上，满身光环，不时地向下界挥手并作出和蔼可亲的微笑，他们一定和陈总一样公正、无辜而善良…… 对上级、中央的期待，不只束缚过通钢工人的手脚，把他们拖进了改制恶梦，而且一直束缚着中国工人阶级群体，麻痹着他们的意识和对敌人的警惕。这些敌人自称公仆，但一直以来都以父亲、当家人、监护者的面目出现，要带领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工人只要听从安排、相信他们就行（不听从或不相信，那当然不行）。 不论工人有多少幻想，事实是——通钢工人靠着自己的行动才阻止了改制进程。724事件之前，已有不少工人组织了赴省、赴京上-访，或在本地游行，并且试图找媒体曝光工人在改制中受侵害的事件。只不过这些行动没有效果或被压制，于是造成了724的总爆发。 关心通钢工人运动的人都会希望工人自己能够组织起来。但从已知的消息来看，工人不仅没有组织，而且不敢有组织，也不敢有领头人。 “有工人自行发起了‘通钢职工互助会’，工人们说：我们并不是要成立什么反动组织，只是希望有个可以为我们广大职工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在关键时刻可以为我们说实话的组织！”[35] 这反映了工人对自我组织的迫切需要，同时反映了工人对当权者的深深畏惧。长久以来，在操着“革命语言”的统治者那里，除了作为统战对象或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之外，凡是不受党控制的群众组织，都被冠以“反动组织”的罪名严加取缔。即使在最后一点点革命气味也早已消失殆尽的今天，“打左灯，向右转”、“挂羊头，卖狗肉”仍是有效的统治术之一。 “枪打出头鸟”是统治者的另一个惯伎。官方如此，老板亦然。被压迫者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中国的工潮或其它“群体事件”常常表现为“无人带头的集体骚乱”。最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东莞市台资兴昂鞋厂骚乱和2005年大连市14家日企工人联合罢-工事件。统治者的应对之道是杀鸡儆猴。找不出带头人，可以抓积极份子；没有特别明显的积极份子，或者积极份子“太多”，官方仍可构陷部分工人，总之要给刁民们一个下马威，瓦解全体工人，挫败他们的信心。兴昂厂的陈南柳等五名工人就这样被拘捕和起诉。大连市开发区管委则威胁工人：“只要有说‘我们停工吧！’即视为煽动停工者，并交公安机关处理。” 724事件（“这是一场自发的，没有任何组织的工人运动”[36]）和此后通钢工人的集会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没有领头的，工人不敢带头，也没有人敢出头。”[37]不能由此推论：“通钢人似乎暂时还满足于‘高度的自发集会’”[38]。工人意识到自我组织的重要性，只因为官方的镇压力度之大，使得工人不可能形成一个组织来筹划和领导这场运动，而只能暂时依靠“齐心”的优势：“所有的通钢人都相当齐心，自发的程度令人吃惊”。[39] 如何突破这个瓶颈，促成工人的自我组织，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来说，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2009年8月12日 -------------------------------------------------------------------------------- [1] 《通钢事件的双输悲剧》（商务周刊，2009年8月2日） [2] “新通钢”工人工作条件之恶化，工厂管理之腐败，参见《吉林通钢工人反抗私有化事件报导》（作者：Allison）：http://www.xinmiao.com.hk/0001/20090730.03S.htm [3] 关于建龙如何转移、侵吞通钢的资产，左大培对多家媒体的相关报导做了整理和分析，参见《通钢私有化——“阳光下的改制”同样黑幕重重》。《中国新闻周刊》的“深度报导”《通钢悲剧》中的“建龙：并购重组的十年”则像是给张志祥脸上贴金，似乎张董或建龙集团手握灵丹妙药，真让一个个濒于破产的国企起死回生，并使在岗工人的收入有所增加，唯一需要安抚的受害者只是被买断的下岗工人。这和建龙入主通钢的案例相对照，恍如神话。 [4] “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全部股份，持有100%吉林钢铁股份公司股份和板石矿23%的股份。”见《通钢悲剧》 [5] 《空手套的骗子，把建龙赶出通钢》（署名“通钢子弟”） [6] 赤血石《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关注吗？》 [7] 百度建龙吧：http://tieba.baidu.com/f?kw=%BD%A8%C1%FA [8] “通钢子弟”《空手套的骗子，把建龙赶出通钢》 [9] 钟雪灵《通钢事件的真相》 [10] “2008年，通化钢铁炼轧厂出现了一起因为管理矛盾而引发的命案，死者是炼轧厂的主管厂长。在短短的3年间，通化钢铁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各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赤血石《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关注吗？》）另据《通钢悲剧》：“‘2008年底死掉的宋凯，跟陈国君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宋是通钢炼轧厂厂长，2008年平安夜，一个工人因为过圣诞喝了点酒来上班，被他当即开除。宋后来也因此被那个工人用锤子打死。” [11] “陈国军是个人才，他也有口才，但通钢的实际他所了解的还不够，据我所知，他还没有过与基层员工进行过对话”；“陈总管理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他想把每一个企业都选好领导，他只顾一把，没顾二把、三把……关键他没有基层员工的支持，应该联系本厂的实际，解决几项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病是找到了，但药方开错了”；“对于科级领导的变更，他只是把权力全部下放，不去了解，也不去把握”；云云。（《腐败的通钢》） [12] 本文引用网民发言时，尽量修订了错别字。许多亲历工潮的通钢工人发言时，转述过陈总的这些“原话”，个别字眼稍有出入，但这更加证明上述“原话”在意思上的真实与可靠。 [13] “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通钢悲剧》 [14]《吉林通钢事件始末：警察多次试图强行救人未果》，（《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8月3日） [15] 《通钢工人为何如此憎恶建龙》（齐鲁晚报 鲁超国2009年7月30日） [16] 《通钢悲剧》（《中国新闻周刊》） [17] 钟雪灵《通钢事件的真相》 [18] 《通钢悲剧——吉林通钢总经理被职工打死事件全记录》（《中国新闻周刊》） [19] 《吉林通钢股权调整引发打人致死事件》（新华网长春7月27日电） [20] 《通钢事件的双输悲剧》（商务周刊，2009年8月2日）。这些股份自然随着“新通钢”财产的缩水而缩水。 [21] 例如：“1958年建厂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当时我们的父辈们住的是席棚，他们顶严寒、战酷暑、肩背人扛、风餐露宿，克服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为通钢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生命……”（“通钢子弟”《空手套的骗子，把建龙赶出通钢》）至于“通钢人特有的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精神”，当然也不是通钢人特有的。不论工人或农民当中，这样的精神并不缺乏。 [22]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连女士”对记者发表的关于通钢事件的评论也是这一类的老调重弹：“国有企业改制的初衷是因为原有国企包袱大，负担重，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进行收购兼并……”（《何清连分析通钢事件 为什么能胜利？》） [23] 网络上有关通钢事件新闻后面的“网友评论”的随手摘录。 [24] 参见劳动民主网林聪《在官僚和资本之后——四川双马工人抗争事件述评》（http://www.xinmiao.com.hk/0004/0100-0168S.htm）的《对官僚层的憎恨和对改制的幻想》部份引用的双马工人发言：“作为双马工人，我们坚决拥护改制，因为双马的领导把一个中国第一（58年）的厂搞得快要破产。”“我们双马的广大员工对拉发基的进驻是持欢迎态度的，之所以出现罢-工的事件是因为长期以来双马普通员工的收入和领导阶层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25] 通钢工人发帖：《通钢：三月二日，为了日日夜夜的幸苦！！！》 [26] 《腐败的通钢》 [27] “当时改制先从东北开刀，在工人组织程度很低的形势下，任何人都抗不过这一形势，工人们看得很清楚，工厂夺不回来，所以通过斗争能多拿一点就多拿一点，这样就已经不错了。后来像造纸厂等例子，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能够夺回工厂，但直到现在也拿不到营业许可，不能正常开展生产。事实上，私有化分子不允许出现一个集体自救成功的工厂，这就是他们讲政治的地方。”（打靶归来《苦读马列，深入工农》，2007年4月一次座谈会的讲话记录） [28] （一位通钢干部对记者说）：“是不是建龙走了，通钢的天就亮了？不是。通钢以后的路肯定比以前还要难。”他以冷轧投资29.4亿的项目质疑领导的能力说，“30个亿投入，扔了4年，现在还没正式投产呢。”（《吉林通钢事件始末：警察多次试图强行救人未果》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08月03日） [29] “看看通钢周边的私人业主，他们是如何发家的？都是千万富翁！”（《腐败的通钢》） [30] 一些“通钢人”透露：“从朋友的电话中得知，企业‘跑、冒’非常严重。一个供货商，一车铁精粉，在厂内转了八圈，销售给通化钢铁八次；并且市里面好多领导，亲属都在做通钢的生意。工人多次反映，也没有得到解决”；“铁精粉供货商（据说是一间叫‘海通’的公司，有很硬的后台）与通化钢铁相关人员内外勾结，通钢以高出市价几倍的价格购买该厂商的铁精粉，工人无法可管”；“一车铁精粉换牌照可以过十次台秤”；“他（陈国君）为了控制通钢厂区里的铁粉，及其他的送货权利，曾从长春调来400多人的黑社会和通化的黑社会火拼”。 [31]《吉林通钢打死总经理事件将严查组织者》（新京报，2009年7月31日） [32] 《通钢工人建言》 [33] 2008年底有通钢工人提出“重组职代会”、“工资集体谈判”以及改变工资、奖金和管理制度等要求。2009年3月份，有工人向公司提出“有重大决策时必须开职工听证会（职工同意执行，职工不同意不执行）”、“取消领导任命制，实行职工选举制（好领导我们自己选）”等。 [34]《吉林通钢工人反抗私有化事件报导》整理的通钢工人发言。 [35] 《吉林通钢工人反抗私有化事件报导》（作者：Allison） [36] 赤血石《必须要用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关注吗？》 [37] 《收购通钢当局让步？工人群龙“无首”继续抗议》，2009年7月28日 [38] 《简评吉林通钢工人7月反私有化抗争》吴灿泽 夜火急，2009年7月29日 [39] 同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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