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左派”民族主义者 —— 评汪晖

本文为旧闻，发表于2020年12月13日。（注：本篇文章部分链接缺失。）

转载自：  LAUSAN 流伞 誰是中國的「左派」民族主義者？

英文原文：LAUSAN 流伞 Who are the Chinese ‘left’ nationalists?

日文译文：JRCL官方BLOG 虹とモンスーン 中国新左派の更なる右傾化

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许多人都在寻找一些历史隐喻，以描述国际事务现状。其中一个势头强劲的隐喻是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这隐喻以多种形式呈现，包括“赤纳粹（Chinazi）”之类粗俗用语，或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Xitler”──这都是一种透过与纳粹主义联系构成羞辱的形式。因着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大规模再教育营，加上其他向维吾尔族和原住民强行种族清洗的措施，所引发的广泛愤慨得以进一步强化中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1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对纳粹思想家的论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施密特反对个人主义、高举国家至上，以及捍卫中央集权于单一领导人的思想。有趣的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分明都来自左翼传统，并且属于诸如中国新左派之类的广义群组的一部分。我且称呼这些知识分子为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

中国艺评人暨前学者荣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左派民族主义者汪晖，引起了一时轰动。荣氏将汪氏比作纳粹党成员及支持者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荣氏认为，汪氏主张诸如列宁和毛泽东等具备超凡魅力的政治领导的二十世纪革命人物的重要性，并捍卫了日益增长的习近平个人崇拜。这一论调让人想起海德格对元首希特拉的阿谀奉承，将之高捧为其法西斯主义本体论中的核心造神人物。

反新自由主义与民主

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信奉一种区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被视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分别；又或者以现代一点的说法，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别。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这种差异本质在于中国语境中的政党和国家首要地位以及西方语境中的自由市场或民主政制主导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因为施密特推祟民族国家概念，这正是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会倾向施密特这种人物的原因。的确，只要中国民族主义者继续以二元的方式设想当前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在冷战时期已经存在，且于今天以中美地缘政治中再生），施密特将政治活动简化为“敌友”之分，对中国民族主义者有其吸引力。放宽对施密特思想的理解，将容许他们尊崇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且合理化加强边界以抵抗外来威胁的欲望。

过去几十年，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借鉴了欧美左派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将中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转向自由市场，与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相扣连。在这种脉络下，诸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之类的西方理论家倾向将中国新左派视为同道中人，这关系可从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批判论著如《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和《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中大量引用汪晖中看出端倪。然而也是在这段期间，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开始对施密特表现兴趣。

汪氏亦一直为中共辩护，指中共尽管并未实质实行民主，却实施了表达民主共识的思想。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群众路线”的重视，而这是毛泽东在制定政策时用来征询群众的一种策略。汪氏辩说，这些实践是西方模式未能实现的民主表达：“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2 汪氏亦为国家无法主张民主作出辩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具有强大的能力来应对问题，则表明该社会包含着民主的要素和潜力。但是因为我们的民主理论太过集中关注政治形式，因而忽略了这些实质性潜力。”3

捍卫党国

人常说，一部反应灵敏的国家机器不一定民主，但也许是有效率的。有些时候，连假装民主的功夫都省掉的威权国家会通过声称它们的政制比民主制度更有效率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

的而且确在历史上，不少政党和国家都声称为人民发声，实际上却只代表了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人正是如此批评当代中国党国：它只是一个机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少数强大、有政治影响力的创党家族，而不是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机构。正如尼采所说：“国家是最寒冷的怪物，冷冷地说着谎，从它嘴里爬出这样一句话：‘我，国家，就是人民。’”

汪晖在党与国家之间作出了区分，认为党与国家“不完全”相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而在邓小平时期，两者日益衰落，这优势就消失了。 即使如此，汪氏仍试图恢复党国双方。

这基本就是简化的国家辩解书；他将对国家的评价与西方政治模式相提并论，认为相对于中国政治体系中国家较强势的地位，西方政治模式主要缺点是国家的角色较弱。这种对党国的辩护试图破坏人民、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汪氏经常归顺于群众路线的同时，也认为党国可以代表某种卢梭式的公共意志。

当然，这里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国家（或者在中国情况下是政党国家）。由于无法讨论没有国家的人，汪氏自然对自决的原则作出负面评价。特别是，他不认为无国家的自决诉求值得认真考虑。正是基于这种分析角度，汪氏同时广泛地反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自决。他认为在中国治下，独立的藏族和维吾尔族身份将随着历史而消失。他对香港和台湾身份的看法是一致的；根据汪氏，这些身份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也可能突然崩溃。

如此看来，如胡鞍钢等熟悉中国左派民族主义的人士甚至直接主张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也就不足为奇。胡氏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任何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稳定都建基于建立具有统一种族（国家种族）的制度之上，以加强国家种族身份并稀释其他族群身份。”期后胡氏的论点被用以支持鼓励汉族与维吾尔族通婚的做法以淡化族群身份，从而使汪氏对身份的观点得到合乎逻辑的结论。

“革命者人格”

汪氏对党国的强悍辩护，最近转向为习近平“革命者人格”辩解，这实际上却与他的早期论说背道而驰。过去汪氏通过辩称群众路线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决策系统来合理化党国体系，最近则发声支持领导地位取代所领导政党的个别领导人物。他称这领导人物为“革命者人格”。

在汪氏最近于2019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撰写的文章《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中，他指出：“以神话方式完成其使命的个人既是政党的领袖，又不能等同于政党体制本身：在许多历史关头，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常常与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导路线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通过持久的、有时是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党内的领导权。”因此，汪氏再指出：“在工人运动、阶级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人格）在20世纪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当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没有意义。”在这里，政治领导人的例外主义观点似乎压倒了他对国家计划的支持：“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

因此，对于荣剑来说，汪氏的“革命者人格”让他联想起海德格对元首的看法，也许并不足为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革命者人格”与弥赛亚主义脉络中的其他思想人物进行比较，例如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或尼采的超人论。但是，汪氏在习近平舍弃旨在防止另一位如毛泽东或邓小平模式权力不受约束的领导人崛起保障措施之时，书写“革命者人格”的重要性，必然也跟习近平政治权力崛起有关。即使汪氏并没有公开推崇人格崇拜，他对“革命者人格”重要性的评估也佐证了习近平的祟高地位。

伪装成国际主义的扩张主义

汪晖以及其他中国新左派人物的论说已经明确表明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并无意在无国家人士之间建立团结，而只是渴望在中西之间的大国竞争中获胜。这是一种偏狭的观点，危险地否定了面对全球资本作为一种集结力量，只有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才能够与之抗衡的逻辑。反之，汪氏视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领导的党国。

根据这些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西方代表资本主义，只有中国国家政权能与之抗衡。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仅与国家权力紧扣，并完全被构想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而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消亡”后的无阶级社会。他只不过以“社会主义”的名字代表一种民族繁荣的有限视野，并提不出任何全球后资本主义的未来。

这种关于国家权力和后资本主义未来的辩论基本上并不新鲜，目前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苏联成立初期以及第三国际成立时也曾为争论焦点。但是，就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而言，声称推进一个国际性社会主义计划的第三国际实际上只是促进苏联国家利益的部署。（荣剑指出，汪氏赞许以列宁而非斯大林为主的“革命者人格”，回避了公然主张斯大林主义的人格祟拜复兴。）

习近平与斯大林苏联的类比，可延伸到非西方帝国主义计划和当今帝国主义的形成。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以促进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济统一。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为之护航，声称这是一个可以克服西方现代性的世界历史项目，而西方现代性被视为破坏了日本“传统”的具体概念。1942年在东京举行的“超克现代（近代の超克）”会议是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臭名昭著的试金石，但他们似乎仍然故意无视日本帝国知识分子为国家作出的辩解与他们自己的政治计划的相似之处。4 正如中国对日本强烈敌意所显示 ，其他团体几乎没有一个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解放性的。伪装成国际主义的中国国家计划也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的“左派观点”实际上植根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作为社会生产资料的根本性重整。结果，大模斯样的国家主义计划诸如漠视中国周边地区的自决抗争、为内部殖民主义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辩护，都被错误地归纳为左派国际主义的倡议。

相对地，美国的帝国主义并自我正当化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在这方面，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以一种类近西方另类右翼的角度来构想当代世界秩序，后者同样将中美冲突视为文明冲突。因此，当前的全球资本危机激起了中美之间的平行应对，两者均着重于加强和维持其边界。在中国，这很明显地体现在强调西藏或新疆内部边界的治安，以及对香港和台湾等外部边界的操控。对于美国, 这显现为日益激烈的反移民言论和国内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因此，中美冲突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两者共同拥有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行为，尽管双方的民族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都无法接受这种趋同实践。

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帝国工程的残骸。前殖民国家或因不平衡发展而处于不利位置的国家已着手推行民族主义自强工程，导致一种取代主要西方强国的试图。尽管反对西方霸权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但许多此类工程最终都以西方一直占据的全球霸权地位为目标，而不是去完全摆脱大国竞争的循环。这就是我们目前在中国所看到的，也是中国左派民族主义者依靠极右计划和法西斯主义理想所大力拥护的。不反对这些思想的话，我们可以预期，现代帝国之间的这场冲突也将以类似昔日帝国主义的方式行进。

脚注

1.在此“新疆”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又称“新疆（Xinjiang）”、“西北（Northwest China）”、“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维吾尔亚（Uighuria）”、“伊犁（Ghulja）”、“塔尔巴盖（Tarbagai）”、“阿勒泰（Altay）”、“宗喀则和阿勒泰沙尔（Dzungarstan and Altishahr）”或“宗喀则和塔里木盆地地区（Dzungaria and the Tarim Basin Region）”，以下简称“新疆”）。追溯词源，新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专有名词。乾隆皇帝最早于十八世纪使用该词，并于十九世纪末左宗棠重新占领该地区后正式将其命名为“新疆”。在普通话中，它的意思是“新的领土”、“新的边境”、“新的边疆”。

2.Wang Hui,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Retreat and the Road to Equality, ed. Saul Thomas, London: Verso Books, .140.

3.Ibid p.160

4.Harry D.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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