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鲧带领羌夏盟族创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

2022-2-9 00:03|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12544|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一切石峁遗存“无史料记载”、“独立于夏文化”论及“除了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第三节 石峁文明的来源、族属及其与唐虞、夏文化的关系 ... ...
摘要
西方刻意捧出各种奖项和发表机会, 在文学艺术上,, 诱使 国人搞出迎合西方胃口的作品 , 让中国人自己辱华;在学术上,诱使国人搞“除去文字”的“中华文明探源”,让中国人自己虚化、矮化本来就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中华传统文明的精华和历史。请看此文揭示的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石峁文物上的文字,大都是以数字组合和图画形式出现,这些就是前辈古文字学家唐兰和郭沫若所说的“数字组合文字”、“图形文字”。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搞“除了文字”的文明探源, 是造成石峁遗址成为众说纷纭之悬案的内因。其外因则是上了西方中心论双重标准的当,让中国人每发掘一个先秦遗址就留下一桩历史悬案。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将实证:
石峁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对证相关古籍记载而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石峁文明的创造者——鲧为首的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民族先辈,创建了青铜文明时代早期世界最大城市!厉害了,我们的西夏方国!一切石峁遗存“无史料记载”、“独立于夏文化”论及“除了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2022-02-3 06:19阅读量:大于16K
第三节 石峁文明的来源、族属及其与唐虞、夏文化的关系
三、石峁与陶寺遗址之间关系的古史新证
石峁遗址发掘领队邵晶先生报导他们已经认识到:“从4300年前开始,黄河中游晋陜大峡谷两岸,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陜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两城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显现。……陶寺和石峁,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有著太多的关联和相似特征,也透露出太多的互为影响和相恨相杀。崇玉和用玉,朱绘和彩绘,“暴力现象”和人祭行为……种种背后,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个待破解的谜题”。
其实,陶寺和石峁遗址出土的文字材料,早已确切地回答了这个谜题。正如本书系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二卷第四册所列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包括其中天文观象台遗存内在的天文历法体系,和墓葬出土扁壶(H3403)上的朱书古数字“∧×”组合的“文”字和卦象文字“尧”字,作为其子民对唐尧王的“尧文”称谓,为陶寺古城作为唐尧王朝都邑的历史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
与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些文字及其他内证性材料相对应的是,石峁文化遗存中的文字证据链是如此显著,以致无需查遍中国的古籍记载,就可找到一系列古籍记载,在准确的时空参照体系中,正好同陶寺和石峁古城遗存的一切及其间的关系相对证。下面就就在其出土文字材料的示踪下,将考古学家们对石峁与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报导作为新证,用来同古籍所载的相关史料相对证:
1. 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两个遗址之间的“暴力现象”,如对陶寺文化晚期出现毁坏大型建筑,并捣毁大中型墓葬的遗迹,高江涛认为“不排除陶寺文化晚期外来人入侵‘一视同仁’地捣毁所有早、中期大墓的可能性”。这种有意识的破坏行为并不局限于陶寺遗址,同时期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也有同样迹象。何驽则直言“捣毁清凉寺墓地的外来主体是石峁集团”。韩建业和邵晶持相似意见:由于石峁B段以来所“累积”的影响力,石峁遗存中晚期(B、C段)对陶寺文化造成强烈冲击,直接催生了陶寺晚期文化(邵晶 2020)。张国硕(2010)明确指出:“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入侵、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
与这些考古发现相对证的是,《吕氏春秋•行论》、《史记•五帝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尧舜两次“殛鲧”的一系列记载:一次是鲧发起夺权挑战被尧以其“治水失败”为由而殛;第二次是鲧反对舜继尧位而被殛。第一次“殛鲧”,除了上面所引《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外,还有《竹书纪年》载:“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至于第二次“殛鲧”,《吕氏春秋•行论》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于是殛之于羽山。”这两次“殛鲧”都是指诛杀鲧部族的首领,逐其族众到边远地区。
第一次“殛鲧”后,其族众中的一支被驱逐到江南“以变东夷”,可对证李龙章(1988)、王富国(2012)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融合了东夷的三苗正是石家河文化的族属”、“石家河文化最终被王湾三期文化所取代”的证据;另一支就通过晋中南迁移到了关中地区,可对证徐锡台(1996)发现的“距今4300年前后豫西一带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王湾型文化遗存,及其与陜西关中地区以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之间的“很多相似因素”。鲧部族这两个分支的大迁移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其“Z”形族号文字,而以其特定时空定位被标定在其族号时空分布图中(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
第二次“殛鲧”后,鲧为首的羌夏盟族族众对尧都发起的暴力入侵,正好同上述学者在陶寺遗址晚期遗存中的发现相对证。他们发现的“石峁集团对陶寺文化的破坏”,在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尧只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的形势下,为舜提供了理由和机会,来趁机囚尧而取代其“帝位”,把王都迁移到平阳以外的地方。这就进一步具体地回答了邵晶(2020)所问:“石峁遗址对陶寺遗址的中晚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可能起到了改朝换代的作用。既然说陶寺是尧都,石峁有能力去在尧都那里搞破坏,那麽石峁又会是什么样的文明?” 这个石峁文明只能是鲧为首的羌夏盟族为主体的文明,是只有他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创造的文明;也只有来自尧唐部族所敌对的异族——鲧为首的羌夏部族的入侵、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使尧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惨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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