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以后，不知不觉，我就不喜欢接触未婚女青年了，而将目光投向有夫之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战略转移。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当时北京大龄未婚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很多女青年想嫁人却找不着合适的对象，急不可耐。中央书记处还为大龄未婚青年问题专门开过一次会呢。我很怕自己被未婚女青年套牢。我的一位恩师是著名导演，招惹了一个小20多岁的未婚女青年，闹出了大乱子。该女逼婚未遂，便终日在文化部几位正副部长家门口静坐示威，还找到妇联要求妇联老大姐为她做主。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此事。结果我的这位恩师行政记大过，工资降了一级。这是前车之鉴。一个女人铁了心要缠你的话，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五花八门的招数办法，防不胜防。第二，毕汝谐是何等敏感之人，自从在电线杆子上看见第一个老军医治性病的招贴，我就明白，改革开放的社会已经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完全不一样了，过去闻所未闻的性病已经悄然蔓延了。像毕汝谐这么惜命的人，自然要万分小心。有夫之妇罹患性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每个丈夫都是活试纸！而且，有夫之妇的性经历比未婚女青年单纯，毕竟有丈夫在身边盯着呢。第三，我已经不再是毛头小伙子，咣当咣当，打夯机一样；而是非常注重事前事后的情绪铺垫情趣享受，希望与对方深入探讨性技巧，精益求精；每个有夫之妇都是无日无之的性操练者，不妨开诚布公地华山论剑。另外，作家兼特约记者这个职业要求我保持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联系、掌握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渠道。第四，作为女体美的一以贯之的倾慕者、崇拜者，步入中年之后，我更加心仪已婚已育妇人。
彼时，我还不知道，恰恰是这一英明决定挽救了自己的脑袋！1983年严打那些著名的杀头花案：朱德孙子案、陈再道儿子案、青艺话剧演员许可案以及后来1986年上海胡晓阳陈小蒙案，全都坏在未婚女青年身上！她们一进公安局便胡说八道，把一厢情愿的苟合诬为强暴，良心大大的坏了！封建社会讲究奸出妇人口，1983年严打登峰造极——干脆是强奸出妇人口！妇人害你没商量！妇人咬你，比蝮蛇咬你还可怕！
而毕汝谐在1983年严打中没有沾惹女人麻烦，原因就是那些有夫之妇的丈夫是毕汝谐的守护神！
哎，我之所以要写出这一专题，并非哗众取宠，而是要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性习俗和家庭婚姻状况提供真实可信的供词。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晚期；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有心人自会将现今中国的社会风貌与我所叙述的一切加以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带有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流弊，与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相对应的，是普通人事实上的婚姻终身制。当时，每个人都被紧紧禁锢在一个单位里，抬手动脚都要通过组织；结婚要组织批准，离婚更不必说了。我看过全国妇联的内部调研报告，认为当时中国的婚姻家庭是低素质、高稳定。
那个时候，年轻人工资很低，婚后多多少少都要指望父母帮衬，从而造成父母对儿女婚姻拥有超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一桩婚姻甚至不仅仅是两个青年男女的结合，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然而，让父母满意的婚姻，往往不能够尽如年轻人之意，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也为婚后出轨埋下隐患。同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婚姻有相当高比例是校园恋爱的结果；那个时候，高校的恋爱基本上都奔着结婚目的，玩世不恭者很少。在学校谈了几年，一毕业马上就结婚，屡见不鲜。然而，校园恋爱那一套与社会上的婚姻模式差距太大，婚姻不幸福，丈夫不尽责，这就使得很多有夫之妇婚后大为失落。
还有一个要害问题是性。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讨论性的问题（甚至包括毕汝谐）；由于缺乏性知识，夫妻性生活不和睦的实例比比皆是。性苦闷在婚内普遍存在。而社会上尚未出现小姐鸭子这样的商业化的性缓冲器，因此，有夫之妇在婚内不能得到性满足，便只能向婚外发展；一旦她们遭遇才貌双全、助人为乐、理论实践兼而有之的性专家毕汝谐，其后果可想而知。
那年头没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种说法，但是我却钟意纳粹德国的一句话：好的女人是为坏的男人准备的。同样一个意思。
毫无疑问，婚外情或者婚外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成为解决婚姻苦闷的重要办法；证据是：1981年秋，北京晚报广辟篇幅，大张旗鼓地讨论第三者插足问题，足见这个社会问题之严重。
上世纪80年代前几年，我的猎艳活动轨迹遍及北京干部子弟圈和高知子弟圈；那时，男人女人都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金钱交易，也没有利益输送。
夫妻之间有很多话是不能说的，情人之间却可以畅所欲言。我因而获知了很多绝密的隐私。生为女性，何其危险！在毛泽东时代，强暴猥亵幼女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涵盖不同阶层的罪行（将军之女也罢，工人之女也罢），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得到惩罚和揭露。这类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所谓叔叔伯伯或者大哥哥，以糖果点心零花钱为笼络手段，肆行其恶，而事后则威胁幼女不得声张。一个情人告诉我，小时候总有一些道貌岸然的长辈有事没事撩起她的裙子，吓得她整个夏天不敢穿裙子只能穿长裤。许多受害女子有苦难言，无法知会父兄丈夫，只能向毕汝谐倾诉；女人不喜欢保守秘密，却被迫保守这么可怕的黑色秘密，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这种事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了。于是，毕汝谐一身担任告解神父心理医生双职，慨然宣布：你无罪无错，你是纯洁的！从而有效地医治其精神创伤。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教皇在德国大肆出售赎罪券；而毕汝谐却是免费发放口头纯洁证书，善莫大焉。
那时候，即使在夫妻之间，性也被视为龌蹉事情，少说为佳。许多有夫之妇傻乎乎地以为，天底下只有一种简简单单的姿势，却不知毕汝谐精通十几种姿势，炉火纯青。而且，就像每个锁有一把钥匙，每个女人都其特殊的兴奋点（甚至有可能是耳垂）；有夫之妇们不知道自己的兴奋点在哪里，她们的丈夫更不知道，只有毕汝谐这样勤劳勇敢的勘探队员知道，并且诲人不倦。
那时候，弗洛伊德在中国大陆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我依靠生吞活剥得来的弗洛伊德的皮毛知识猜度少妇心思，八九不离十。
许多有夫之妇对于性以及性保健等等问题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我嘱咐她们给丈夫吃核桃仁、六味地黄丸（最好是兰州中药厂的）；去中药店买海狗肾柴狗肾，炖鸡汤炖排骨汤的时候扔进去，可以壮阳。这些粗浅的小儿科经验，竟然被奉为圣旨。
作家这个工作的好处，就是不用坐班；除了每星期六上午的政治学习，所有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如果提出采访任务、创作构想、体验生活计划，则可以申请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