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 通向资本主义的新长征

注：文件原稿写于2006年4月，在同年7月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全球大会上经讨论和投票通过。

第一部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1949年的中国革命虽然具有官僚主义变质性，但仍然是继苏联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消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可是现在，资本主义正充斥着中国。这是如何发生的？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回顾从1949年革命到毛泽东时代结束这三十年间的历史事件。

绪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它消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片广阔领土上的统治。

在俄国革命中，在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建立了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然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建立起的却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畸形的工人国家。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工人民主最基本的条件。这里没有苏维埃，没有工人管理，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真正的工会，甚至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其原因是开展这场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者所领导的农民军队，而不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农民军队是波拿巴政权的惯用工具。毛泽东依靠农民军队，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操纵不同的阶级，把红军作为武器先反抗地主、再反抗资本家。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离不开一系列特殊的客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帝国主义干预失败。其次，在资本主义下，特别是在完全堕落的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政权下，中国无法获得发展。再次，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苏联，就在中国的边境上。

毛泽东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以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为蓝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这是对工人国家的糟糕模仿。因此，1949年中国革命开始于俄国革命结束之处。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不管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不正确的观点，中国革命仍然消灭了资本主义。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要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他赞同斯大林的“两阶段论”，即在落后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第一阶段需要开展“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当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有可能成功。然而，这一理论却被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历史进程所推翻。

在初始阶段，毛泽东与一系列资产阶级政党组建了“统一战线”，这让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将“背叛”革命。这是因为在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统一战线”就被用于约束工人阶级的运动。但1949年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本质的区别。政权掌握在毛泽东手中，“武装队伍”也并非由资产阶级所控制。在资产阶级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留在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具备与共产党开展真正合作的实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统一战线”成为遏制城市工人、防止他们突破斯大林主义政权所设的约束的工具。但是，由于缺乏能有效管理和运营国家和经济、建立“民主”资本主义中国的“进步资产阶级”，同时由于真正的国家政权由红军所掌控，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管经济制高点。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证明了不断革命论。

尽管中国革命并没有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仍然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它将中国的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没有中国革命， 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就曾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家官僚能够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相对进步的作用，但是这些官僚的变质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人民只有通过开展第二次政治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工人政权。

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1949年到1979年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比较。两个国家初始水平相似，但中国的增长率在这30年间一直都远远高于印度。这要归功于中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尽管在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下经济还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但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计划经济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所带来的发展也是当今中国所依靠的基础。

但是，官僚阶层存在很多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也是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特征。如果中国和苏联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国家，那么它们将与东欧各国一起组成社会主义联盟，并制定一个国际生产计划来综合、理性地运用各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正如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和苏联官僚阶层各自的民族主义观点最终却导致了冲突。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官僚阶层试图将中国控制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但这是中国官僚阶层所不能容忍的。不同于东欧许多国家，毛泽东上台并没有依靠先进的苏联军队；与铁托相似，他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当时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对斯大林而言，毛泽东可能是第二个铁托。随着冲突的爆发，苏联斯大林主义者撤回了他们的援助和专家等等，这给中国当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正是在这之后，中国官僚阶层开始走上了一条彻底反动的自给自足的道路，把中国从世界经济、也就是从国际分工中孤立出来。

为了给与苏联断交寻找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毛泽东谴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但从本质而言，中国官僚阶层与苏联官僚阶层并无区别。中国官僚阶层也在试图建立中国版本的“一国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是一个大陆尺度的国家也无法实现“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落后封闭的中国无法获得当时技术相对先进的苏联的帮助，不得不从很低的水平上开始发展生产资料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伴随着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价。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一个帝国主义的游戏场，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虽然拥有种种缺点，中国官僚阶层还是取得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而这正是没落的中国资产阶级彻底失败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顺利完成，生产资料国有化则为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打下基础。

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1957年到1970年间，工业生产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同阶段的增长率不及中国的一半）。1952年，中国每年只能生产1000辆拖拉机，这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国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已达到190000辆。

这些还都是在有诸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进的干扰的情况下实现的。大跃进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倒退，直接导致夺走1500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7年至1968年间工业产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这样两次重大的干扰后国民经济仍能恢复，这主要依赖于国家计划。

1974年，世界其他国家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这是战后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世界生产减少了1%，而中国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长。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相似，这充分体现了国有计划经济的优势。

迅速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并将其带入了20世纪。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到1975年，93%的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在医疗、住房等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革命前严重的贫穷被消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45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0岁，到1970年增长至70岁，已接近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再也不用裹小脚，并能够参加劳动。

托洛茨基论官僚

尽管官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历史必要性的社会阶层。计划并不需要依靠官僚才能运转。相反，我们应该说，尽管有官僚的存在，计划还是运转了。在托洛茨基的书信文章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有一篇写于1939年10月的文章分析了当时俄国一些同志对于官僚的错误看法：“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

托洛茨基在之后的分析中解释了，与此相反，官僚并没有历史未来。它是苏联在极端落后和封闭的条件下走向退化的产物。然而，中国政权却以这样的斯大林主义俄国为蓝本，中国的官僚阶层与苏联官僚阶层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官僚的存在意味着，在各种口号和说辞下，中国存在着社会特权和社会不公。比如：1976年，一个每周工作48小时的工人的行业工资为每月12美元，但专业人员却能拿到超过120美元，也就是说工资上存在着10:1的巨大差距。

在苏联，列宁接受了4:1的收入差距，但这是为了让经济更好地运转而采取的“资本主义的妥协”，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等待世界革命展开时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国际视野，认为自身唯一的出路在于世界革命。他们认为，一旦更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本主义，那么经济就可能更和谐地发展，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向落后的苏联提供更多的现代技术。不幸的是革命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失败了，苏联变得更为孤立，也从而正式开始了其走向官僚变质的进程。

中国官僚并不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看待收入差距。革命后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由于革命孤立和经济落后而采取的暂时的“资本主义”妥协，而是官僚阶层巩固财富和特权的方式。官僚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工人，这也为未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伏笔。

只要计划经济能确保他们的权利、收入、特权和威望，官僚阶层就会捍卫计划经济。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针对苏联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不会只满足于基于行政职务的特权，他们还希望能把这些特权传给下一代。要让这成为可能，财产关系就不得不发生变化。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9章中说道：

 “让我们假设第三种情况，即既不是革命的政党也不是反革命的政党获取政权。官僚继续担任国家的首脑。即使这样，社会关系也不会定形。我们不能期望官僚会和平地自愿地为了社会公平而放弃自己的地位。如果官僚在目前操作如此不便的情况下，都已经开始设置等级，他们在未来必将在财产关系上为自身寻求支持。也有观点认为，只要能确保一定的收入，大官僚并不关心财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种观点不但忽略了官僚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忽略了他们子女继承的问题。家庭中的新一代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特权不能传给子孙，那就只相当于只值其原本价值的一半。但是继承权与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光做企业的领导是不够的，需要成为股东才行。官僚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领域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成功转变为新的有产阶级。”

他接着写道：

“要把苏联政权定义为过渡性或中间的政权意味着要摈弃既有的社会类别——资本主义（也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这个定义也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现在的苏联政权只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向资本主义倒退也完全可能。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也必然会更加复杂和繁琐。”

 “苏联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矛盾的社会形态：(a) 生产力还远没有发展到使国家财产具有社会属性的程度；（b）欲望导致的原始积累倾向从计划经济的各个毛孔中爆发出来；（c）保留资本主义特征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d）经济发展虽然在缓慢地改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快速形成；（e）通过社会对立，官僚将自身转变为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控制的阶层；（f）被执政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g）积累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走向社会主义，同样也可能导致向资本主义倒退；（h）要向资本主义倒退，反革命则需要击败工人阶级的反抗；（i）要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需要推翻官僚阶层。归根结底，这一问题将由当前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现有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

 “毫无疑问，教条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这种不同可能性的探讨。他们喜欢明确的公式：是——是，否——否。如果社会现象都具有确定的特性，那社会学问题自然会简单一些。但是，为了逻辑的完整而抛弃现实是最危险的，今天或明天违背这一构想的元素在未来可能会完全推翻该构想。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避免给没有先例和相似案例的动态的社会构成下粗暴的结论。科学和政治的任务，不是给未完成的过程下确立的定义，而是关注它的各个阶段，区别出其中进步的倾向和反动的倾向，揭示他们的相互关系，预测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并在这一预测中找到行动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认为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具有明确的可能性。他指出，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官僚手中是不安全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某一阶段复辟。

根据定义，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政权，它或者被政治革命所推翻，或者倒退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它第一次产生于退化的俄国革命。这是生产力发展中不必要的阶段，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或必要的社会形式。如果俄国革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传播到发达国家，斯大林主义就不会产生。

虽然有诸多缺陷，这些政权仍然使生产资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具有进步性。这种进步性来自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对此作出分析并预言：“只要这种政权能够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它就能获得某些成功。但是随着经济的复杂化，官僚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僚所消耗的财富比例逐渐增加。随之而来的则是浪费、腐败和对工农所生产的财富的大规模掠夺。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复杂化之后，这种政权的官僚指令系统将无法处理更为复杂的经济的各个细节。官僚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桎梏转变为绝对桎梏。

托洛茨基也强调了生产力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理解斯大林主义政权如何以及为何在东欧和苏联崩溃的关键。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一章中这样写道：

 “苏联工业的动力系数是无法比拟的，但这仍远不具有决定性。苏联将自身从极低的水平提升起来，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从很高的水平下滑。当前的力量关系并不是由增长率所决定，而是由两大阵营的整体力量所决定。整体力量表现在包括物质积累、技术、文化以及最为重要的劳动生产力等各个方面。当我们从这一统计角度来考察该问题，情况一下子就转向了对苏联极其不利的方向。”

他之后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但是，苏联仍将面对在全世界范围内谁战胜谁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上，更体现在经济力量上。军事干预是一种威胁，但运送资本主义军队行李的火车中的廉价商品的干预则毫无疑问是更大的威胁。”（《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

早在1925年8月，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文章，很有远见又极其深刻地剖析了年轻的苏联所面对的问题。文章题为《苏俄向何处去》（后被名为《通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托洛茨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全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指苏联）的发展速度是怎样的？”

他这样回答道： “正是因为我们的成功，我们开始进入到世界市场，即我们进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中。同时，我们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将决定我们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压力以及抵抗全球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压力的力量。”（《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Pathfinder, 1975, 第330页）

托洛茨基在1925年就着重强调了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增长率就是决定性因素！”他继续写道： “很明显，在我们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过程中，我们的希望在增加，我们的危险也同样增加。与其他很多问题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我们农业经济的分散性、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与我们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优势……”（同上，第344页）

 “从根本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在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比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更物美价廉。换句话说，当前，仍遵循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在旧有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方法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熟知历史的基本规律：胜利最终属于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高经济水平的社会制度。”

 “历史争论最终会由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系数所决定——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上，第345页）

托洛茨基的这些论述对于理解几十年后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蜕变显得至关重要。虽然计划经济让苏联在生产资料上迅猛发展，但它仍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只要官僚仍然有能力持续发展生产力，那斯大林主义政权就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力不但在继续发展，而且在以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主义政权在那段时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而党内的亲资本主义倾向则不成气候。

托洛茨基也解释了，发展到一定阶段，官僚主义会从生产资料发展的相对桎梏转变为绝对桎梏。增长会减缓，资本主义复辟也将重新成为可能。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苏联的情况——首先经济增速下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之后经济则陷入停滞。

托洛茨基指出，一旦到达这一阶段，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工人推翻官僚，保留计划经济，并将其纳入工人对生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中；要么，反动地回到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复辟是这些国家的结局。苏联和东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 一旦经济无法得到发展，政权就会倾覆。由于苏联解体非常突然，苏联经济在动荡好几年之后才逐渐稳定，再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

吸取经验的中国官僚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官僚仔细观察苏联的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派官僚从苏联吸取经验，并与自身的经验相结合。中国人口众多，可与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也无法脱离世界经济而独自发展。“一国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要失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官僚所试图建设的独裁政权已经显示出局限性。

邓小平一派目睹了苏联和东欧政权进入危机，并在1989到1991年间相继崩溃、走向资本主义。他们看到曾经统一、强大的苏联政权如纸牌屋般倾覆。在东欧和苏联等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经济严重衰退。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官僚失去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在一段时间之后，经济才稳定下来，并重新开始增长。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他们决定不重蹈覆辙，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变。

在同一历史时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国官僚证明了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下场。苏联解体和六四事件对中国官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从之前“利用市场机制取得生产力发展，保持国有经济占主导原则”的阶段进入到加速改革的阶段，最终形成了今天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局面。

与苏联类似，毛时代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官僚的欲望扩张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不协调的加剧。这也是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现象的原因。毛泽东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抑制影响政权稳定的官僚的发展。

官僚集团的过度发展会影响官僚阶层整体的利益。正因为此，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保持政权稳定而打击了官僚内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枪决了一些官僚，即为了挽救官僚这一整体而打击其中最为腐败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国官僚受到了攻击。毛泽东哗众取宠地攻击了“资产阶级当权派”，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权的更极端的腐败形式 。

从本质上而言，文革并不像西方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工人和青年通过官僚表达他们意志的一场运动。曼德尔等人将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较，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事实真相。他们把一派官僚为了打击另一派官僚发起的运动，与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起义相提并论。他们没有认识到文革从始至终都是由上层——以毛泽东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们所解释，毛泽东通过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经济，相反却造成了经济严重的错位和混乱。长达三年，工农业生产完全崩溃，而所有的学校和大学都被关闭。邓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现实所惊吓，并开始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

我们必须明白，计划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在各个层面上的监督下才能高效运转。计划需要在各个层级由工人们充分地讨论商定。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民主、工人阶级控制和管理是计划运行的关键要素。工人，同时作为消费者，确保计划在各层级有效执行是对其切实的物质利益的保证。而官僚只关心保证他们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产品的质量或者这部分产品的生产是否与其他生产相协调。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无法决定生产的每个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决定，那会造成严重的错乱和低效。整体计划需要由工人在各个层级上进行检查。这也是大跃进和文革失败的原因。无法通过官僚手段打击官僚。因此，这两个尝试最终以官僚引起的混乱而告终。

文革对于理解之后邓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毛为首的官僚依靠群众来打击另一派的官僚。通过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他们激发了来自底层的力量，但这也存在危险。允许群众进一步行动意味着官僚有可能会失去控制权。毛和他的追随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过度发展，就开始压制他们发起的运动，并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这一运动。而主要的口号也从“人民群众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所说的是正确的”逐步演变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确的”。

群众被压制后，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资派的手中。也就是说，一旦毛泽东限制群众的力量，力量对比就由官僚内部的力量对比所决定。毛泽东有理由担心发动群众，因为当时出现了各种罢工行动和来自底层的运动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发生了这样的运动浪潮——工人们通过形成大量的工人组织，来表达他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不满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想要超越官僚设立的局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官僚虽然想要捍卫国家计划经济，但并不愿意为此而将权力拱手让给工人，因为他们也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发展经济的问题。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唯一的办法是实行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这当然也是官僚阶层最不愿意做的。我们不应忘记，维护计划经济的一派官僚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关心自身的权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护苏联而言，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他们可以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苏联的利益，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官僚阶层的本质。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结束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回到稳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官僚开始讨论要在经济中引入一些市场刺激。

毛时代的结束

毛泽东一去世，“走资派”就开始发动反攻，他们提出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市场的问题。事实上，邓小平等人从某一层面上而言是正确的：要将中国从世界经济中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它势必会参与到世界市场之中。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阶级民主的情况下，世界市场可以用来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会排除某种新经济政策，就像布尔什维克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所做的那样。只要经济的主要杠杆由国家通过计划所控制，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刺激和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

列宁在西伯利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妥协的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考虑——西伯利亚有很多原材料，但经济却很不发达。当时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国家没有办法发展西伯利亚。所以列宁坚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获得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投资和技术，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国外资本作出妥协。他的设想是通过确保资本家的利润，苏联可以发展这部分地区，获得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等，从而为革命服务。

在他1918年的著作——《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指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从一流资本主义专家那里获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线上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员会理事会上递交了一份决议，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员会理事会……原则上认为向外国资本代表做出妥协在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的条件下是可以允许的…”不同在于，1918至1919年间的苏联在国家性质上毫无疑问是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或者说最起码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这样的妥协可以用于增强、而非削弱工人阶级国家。

而且这一妥协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迟的压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济制高点由国家掌控，那么这一妥协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国外资本家在1921年并不想与苏联建立经济条约，而是打算摧毁苏联。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外国资本家愿意与特权阶层进行交易，即使是反动的尼克松都能够与中国官僚取得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向境外资本开放的想法在官僚中获得支持，而邓小平则是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认为闭关自守的政策失败了，中国不能在孤立中发展。

邓小平曾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领导职务。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职务之前，邓小平不但担任总理，还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军委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之外的第二人。尽管具有如此高的职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谴责为“牛鬼蛇神”、密谋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领导。但是他仍然能保留党籍。一般失信于“伟大领导”就最起码意味着被开除党籍。但邓小平却是个例外，这也说明他在党内享有较高的支持。根据事后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官僚——最起码大多数上层领导都支持邓小平，之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地位而无法采取行动。

党内对邓小平的广泛支持在毛泽东死后被进一步证实。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在毛去世后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导的一派已经明确了观点。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此后再也没有夺回权力。1978年，邓小平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者。

中国的现状可以在那时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党内开始就针对外资开放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一派提议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毛时代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存在动乱时期，中国经济在约25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需要承认的是，随着经济日益的复杂，官僚指令系统的局限性开始展现出来。与苏联相似，中国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存在投资失衡；一些产品生产过剩， 而另一些产品却生产不足。贻误、腐败、怠工、浪费和无序大规模存在。工业生产率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膨胀的趋势、消费产品的短缺以及社会不满。

工人和农民已经开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则进一步让他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切本可以通过引入工人对经济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决，但这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换句话说，官僚统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会轻易放弃权力。邓小平一派认为，只有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

虽然当时中国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超越英国等国家，但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和苏联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危机以增长率大幅减缓的形式表现。而在中国，邓小平一派官僚认识到引入最发达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必要性，而这只能通过向外资开放和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实现。

如果国家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就能够被工人阶级所遏制。但是国家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资本主义激励机制，则可能最终导致计划经济的彻底瓦解。

但是，我们不能采用机械主义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容易“放马后炮”地说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官僚们就有预谋地引入资本主义。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官僚是凭借经验，根据既定时期的需要而不断做出反应。即使在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也曾有过对市场力量高度开放和高度分权的时期，但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权。这是这部分官僚为了经济运行而做出的尝试。官僚们明白，如果他们不发展生产力，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部分

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但一旦中国官僚走上了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道路，整个过程就会遵循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使中国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们将分析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8年邓小平的转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对外资开放是出于以下考虑。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就新的转向进行了讨论。尽管会议指出中央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导形式，但已开始尝试将权力下放，并鼓励开展私营经济。其背后的想法是通过引入市场来满足经济需求。

这最终促使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门附近、广东省和福建省建立4个经济特区。这些就是即将对外资开放的区域。最初，针对以什么程度向外资开放以及对何种外资开放等问题都有很严格的限制。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论述——即使邓小平一派也只是把这些尝试视为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公有制经济不动摇的情况下、促进生产力现代化的手段。一开始，他们非常谨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让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四个经济特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这些限制有所放松。比如，外商独资企业获准进入特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按经验主义行事的官僚并没有一个完全构思好的“计划”。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这条道路，之后的发展就会开始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官僚发现市场的力量越来越难控制。如果他们希望资本家来投资，那他们就必须为资本家们创造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相似的进程也在农村展开。土地集体所有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私人生产。土地被承包给农户。虽然在法律上土地仍为国家所有，直至现在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继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卖和作为遗产留给子孙等现象。

这也导致农民的贫富分化——一些农民发家致富；而另一些农民则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陷入贫困的农民。由此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则为城市中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一过程与1861年米尔解体后俄国的经历非常相似（米尔是俄国沙皇时期的一种村社组织）。随着米尔的衰落，农民开始向城市迁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而当今中国这一过程的规模要远大于当年的俄国。这也可与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相比——当年英国农民被残暴地驱逐出土地，被迫进入条件恶劣的城市生活。这甚至可以与美国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西进运动相比。尽管与所有上述历史先例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的这一过程却有着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

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创造“劳动力市场”。部分国有企业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劳动“终身制”，使解雇工人成为可能。

1983年，改革更进一步——国有企业可以与新招工人签订有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制的实行意味着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国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万工人作为合同工被招入国有企业，另外还有600万工人从固定工转为合同工。

同一时期，个体私营劳动力开始增长。1979年个体私营劳动者人数只有约25万人，到1984年就发展到340万人，他们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业中工作。最初，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设有限制。到1987年，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还有一种变相私营企业获准发展，即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归地方政府管理，但它们以营利为目的，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经营。（之后我们将单独讨论乡镇企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国有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占主导，引导整体经济进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劳动力仍占总城镇劳动力的70%。但这些工人的地位却在变化，他们中有越来越多人被转为合同工。

国有企业的倒闭使得失业现象首次出现。推行“市场改革”后不久，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引起社会不安。出于对政治后果的担忧，政府在1981年决定减缓改革进程。之后每次出现危机，政府都会采取这一措施。但我们也看到，每当减缓改革稳定局势后，官僚都决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从未有过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时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1984年，改革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和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高。大多数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放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可以看见，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辞中都开始显现。十四个新设立的口岸城市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特区所覆盖的范围。一年以后，珠江三角洲、闽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加入经济特区的行列。此时，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所有区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资开放。

1986年，开放进程继续加速。一些新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外商投资，例如：对外资征收较低税金，更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员工，以及更容易获得外汇。与此同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平均工资制，打破劳动“终身制”，让工资与生产力挂钩，并签订短期合同。这些制度都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所熟知。

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工业产能的增长带动了对机器及其它货品的进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国贸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胀压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两年的通胀率均达18%。这使得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受到重创。

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进程。1988年底，政府迫于压力减缓所谓的“改革”，企图收紧货币供应并控制通货膨胀。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景象 – 1989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切使得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罢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抗议运动酝酿而生。

 “六四”事件说明了什么？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学生走上街头，青年们唱着国际歌，仿佛在对政府和世界舆论说，“看，我们不赞成资本主义，我们不是反革命”。

然而，运动从一个学生和青年的抗议活动逐渐发展到工人当中。这让政府感到十分惧怕，并让斯大林派决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彻底粉碎这场运动。正是通过这种残酷的镇压，政府确保社会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许会问何时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我们所分析的是开始于将近三十年前的整个进程，所以要确定这样一个时间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加速这个进程的关键事件确实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更合适的问法是这一复辟过程存在哪些转折点。毫无疑问，“六四”事件就是这一系列转折点中的一个。

 “六四”运动被粉碎后，形势进一步右转。“六四”点燃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众最终却被击败。“六四”之后，政府搜查所有运动主要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失踪或入狱多年。同时，官僚为重新稳定局面又暂时放缓了市场改革的进度。但之后当它认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的东欧和苏联发生了什么。1989年所有东欧前斯大林主义政权相继倒塌。随着官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混乱时期开始了。苏联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随着前斯大林主义政权于1991年崩溃，它也最终屈服于同样的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些政权已经糜烂到如此的程度——当其倒下时官僚内部没有任何抵抗。俄罗斯曾一度存在发生内战的可能，但态度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如此的腐败，他们无力抗衡任何成气候的反对力量。他们所代表的制度已经达到它的极限。

这些事件无疑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形成影响。 直到那时，他们都在实施市场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对外资开放；然而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并且共产党的立场是公有制经济将继续维持主导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着掌控经济的杠杆。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仍有逆转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逆转的打算。正如我们所说，他们从未向回迈出过一步。面对不稳定的时刻，改革过程会有所减缓，但却从来没有逆转。

1992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事件、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对中国官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决定加速市场经济改革。他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他们自身危机的解决途径，不过他们坚信这个过程必须在他们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质上，这意味着官僚们在准备着将自身转变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尽管官僚正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前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成功。声明意图是一回事，实现意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和1929年大萧条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会以不同的结果收场。但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西方经济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能持续增长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经济增长只是在进一步积累新的矛盾，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但是，中国官僚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整个进程，而只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应对这些事件。他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繁荣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却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确表达了自己针对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结论。在那年的党代会上，他们正式放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提法，并宣布将建立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邓小平开启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阶段。他在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南巡旅途中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也是政权内部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市场机制已经在中国运营了一段时间。1992年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们决定缩减国有部门。在那以前，私营经济只是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发展。而现在，政府决定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首先选择了2500个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100个中央所属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些企业的改制于1998年完成。

1994年，他们扩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将继续控制的1000个最大型的国有企业外，其余所有国有企业都可以被个人租赁或买卖。到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共雇佣8300万员工，这只占总就业的12%、城市就业的三分之一。与1978年国有部门占城市就业的78%相比，变化极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国有经济对GDP总产值的贡献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又进一步提出所谓的“放开搞活政策”，即国家放松和放弃控制。国家继续放开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年内所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将不再实行国家和集体拥有制。到2001年，国有企业只占制造业总就业的15%，国内贸易就业的不到10%。

中国之所以能幸免于东南亚经济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具有控制，同时人民币也尚未实行自由兑换。这两个因素使中国能够屏蔽危机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反而在危机中增强了实力，并在该区域形成了主导。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改革进程进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确。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完全相信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国有企业是在官僚计划下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在工人管理下高效运转的国有企业。

一篇名为“中国的所有权转换”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该文章发表于2005年，由国际金融公司（隶属于世界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写，发表在国际金融公司的网站上（www.ifc.org）。

作者强调私有化正式于1992年开始。关于1995年作者这样写道，“政府决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由私人租赁或买卖”。文章解释说，这一决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为1997年，5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持有37%的国家工业资产，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由中央政府控制。

关于加速改革，文章解释道，“这一趋势反映出的理念是，一个企业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管理层必须拥有多数股份”。而这在中国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出现。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口号将信息传递给民众。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勾勒改革的过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这样解释，“如果这（六个样本城市）是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代表，那么中国已经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