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罗布．苏沃尔于2018年撰写的文章。由哔哩哔哩用户「赤红色の小泉同志」原译，经《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发现并校对后发表。）

列宁的著作《怎么办？ 》（What is to be Done？）是关于建立革命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这本书也是改良派和学者们批评最多的文本。

我们在历史学家安东尼（Anthony Read）的著作《火上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所读到的对列宁尖酸刻薄的污蔑就是一个例子：

「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开创了今后90年的先例。列宁没有时间搞民主，没有对群众的信心，也没有对使用暴力的顾忌。他想要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由强硬派专业革命家组成的小型政党，他们将完全按照他们被告知的来行事。」

这种公开的仇恨不应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当马克思被资产阶级评论员对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赞美」时，列宁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救赎。他遭到一个邪恶同盟的无情攻击和诽谤。这是因为列宁建立了一个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并向世界上的工人们示范了怎样才能具体地推翻资本主义。

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就试图埋葬列宁政治工作的真正本质，宣扬斯大林主义（Stalinism）与列宁主义（Leninism）「本质上」别无二致的观点。这个想法得到了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改良派、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同。

不管这些毫无根据的诽谤，《怎么办？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值得那些想要改变社会的人认真研究。

这本著作之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是因为书中有过于夸大的成分，列宁过于夸张地说，工人阶级靠其自身只能达到工会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从英国宪章派（Chartists）开始，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确实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socialist consciousness）的。事实上，正如书中所示，列宁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German Social-Democracy）、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后来的领袖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那里借用了上述的思想。

事实是，在这单一一次的参考后，列宁就也不在重申这个错误的表述，甚至在个人著作中承认：这是一个「武断的公式」和「过于简化」的错误。

尽管这件事过于夸张，列宁的《怎么办？ 》当中仍然包含着关于革命政党重要性的宝贵知识，这一点今天值得更多的研究。事实上，实际上，列宁的妻子和同事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敦促进行这项研究的「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出行动，而不是泛泛空谈的列宁主义者。」——《列宁回忆录》

这本书于1902年初出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小圈子里得到了极大的赞扬。 「《怎么办？》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克鲁普斯卡娅解释道。她说：「这本书为一些重要并紧迫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每个人都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有计划运作的地下党组织。」

她说：「这本小册子对组织作出了热烈地呼吁。它概述了一个广泛的组织计划，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不管这个齿轮多么小，对机器的运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处同上）

列宁这本著作是俄国革命运动早期的一项重要贡献。本文应与他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一并阅读，特别是《从何着手？》（Where to Begin?），来作为《怎么办？》的阅读补充。

意识形态清晰

为了意识形态清晰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而后者主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人恐怖主义；然后是「合法马克思主义」（Legal Marxism）的倡导者，他们则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

列宁在书中提到的争论是与「经济主义者」（Economists）的机会主义有关，而这种机会主义已经变得突出起来。正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

从列宁的著作可以明确看出，革命政党的发展是一个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同阶段，甚至几十年形成的复杂过程。革命政党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出现之前，它的生产痛苦是无比痛楚的，并且会受到持续的结晶化过程中的重新组合甚至是分裂。《怎么办？》就是这一结晶化过程的一部份

可以说，列宁的著作对今天特别重要，因为就在俄国革命百年之际，有着来自资产阶级们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攻击，以及当今各路宗派团体的政治倒退。这些宗派派团体由于他们的极左主义而玩火自焚，然后就放弃了所有希望，在机会主义的方向灭亡。

这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一个特殊特征，这个自称是「列宁主义」的组织，多年来建立了诸如反法西斯联盟（Anti-Nazi League）、尊重党（Respect Party），停止战争联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和反对种族主义联盟（Stand Up to Racism），但他们在这些组织内没有半字提到社会主义，以防疏远他们的自由派支持者。同样，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England and Wales）希望通过将其名称从「工党战斗派」改为政治上较为平淡的「社会党」而受到更多欢迎。

这些组织一旦接近工人阶级，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宣传，以适应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环境，同时将粗俗的「激进主义」升格为灵丹妙药。他们所提供的只是细微如他们的「大众」报纸一般的政治稀薄，这些报纸在性质上日益加深了改良主义。在紧缩政策时期，英格兰威尔士社会党在呼吁拒绝政府削减开支的同时，就如何调整和平衡预算向地方当局提供了「合理」的建议，仿佛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案。这样，他们就成了过去在俄国「经济主义者」的镜像，就如列宁所说：「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

对于俄国的「经济主义者」来说，工人们应该只对经济或「面包和黄油」问题感兴趣。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工人主义」，是企图把政治水平降低为群众的「捷径」。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倾向，尽管有其煽动性，但知识份分子的势利性，他们认为赢得工人的方法是迎合他们所谓的「偏见」。然而，这种讨好群众的企图却没有成功。

列宁在1901年末和1902年年初写了这本书《怎么办？》，回答了关于组织的「我们运动的紧迫问题」（th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右派。这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他们的报纸，即《火星报》（Iskra）周围，在健全的理论原则基础上进行了革命党建设的斗争。

毫无疑问，列宁的著作是对理论的重要贡献，并解释了革命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列宁一生的工作在理解党的本质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天才使他在这场运动中对党的重要性的看法比任何人都清楚得多。

对列宁来说，为了领导群众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党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明白，这样的政党是不可能临时组建的，「因为在爆发和炸裂的时候组建这个组织为时已晚。」相反，党需要在这类事件发生之前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并从聚集一群「专业革命家」开始。

专业革命团队

考虑到革命党所面临的任务，它不可能是一个业余松散的组织，而必须建立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原则之上。这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民主组织形式。

在此基础上，在内部进行民主讨论后，多数人将决定其政策和优先事项。这将成为全党的官方政策。列宁的概念并不是新的，而是以列宁过去很欣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party of German Social-Democracy）为榜样。

他本人强调他在俄国社民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缺乏独创性，他说「我没有意图提升我自己的表述，就像在《怎么办？》中以『纲领性』的层次，构成特别的原则。」（《列宁全集》，英文版第13卷，第107页）

今天，在改良派和前马克思主义者中，否认列宁立场的本质，试图把列宁的立场说成只适用于当时沙皇俄国的情况，是一种时尚风气。但是说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是由于俄国的例外性质是不正确的。

当然，沙皇俄国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地下的工作方法。例如，由于担心逮捕和镇压，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在俄国境内举行。这就是1898年俄国社民工党成立大会的命运，在那之后不久，主要参与者就被逮捕了。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的劳动解放社（Emancipation of Labour Group）集团只能在流亡中运作。同样，《火星报》必须在国外出版并私自偷运到俄国进行传播。

然而，列宁的组织理论并不仅仅是由俄国的条件决定的。它的基础是需要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政党。这样一个政党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而这个斗争通常是你死我活的。历史表明，革命阶级需要有一个准备好迎接这一挑战党和领导。经验表明，没有这样一个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事实上，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胜利之间的关键障碍，是领导问题尚未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党的问题」。在工人阶级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革命过程的自觉表现，以及工人的权力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由于过去的许多失败和近几十年来事态的长期发展，许多人放弃了建立这样一个党的一切希望。他们已经变得怀疑和精疲力尽。

他们不是先建立干部组织，然后再建设党，而是把「建设运动」和「建设左翼」作为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明白你不能人为地「建立运动」。工人阶级的运动主要是由重大事件建立起来的。由于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改良派的泥潭，特别是其「左翼」环境。事实上，这一类人破坏了今天的劳工运动。

列宁的著作包含了许多一般性的教训，但它是专门针对俄罗斯运动早期学习圈时期的具体问题而写的。 1907年，列宁在他的著作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

「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例如，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就明显地犯了这个错误（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了），他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多年以后写文章说，这本小册子中关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

「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 ）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列宁接着说：

「《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

事实上，组织的保存证明了它在1917年10月的胜利中取得了成功。

当列宁发表《怎么办？ 》在1902年初，所有对《火星报》的支持者欢迎其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对党的发展的重要贡献。然而，1903年夏季俄国社民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激烈分裂，引发了一场对这本书的长篇大论。 「现在他们（分歧）已经出现在代表大会上了，每一个对他们怀恨在心的人都出现了。反对《火星报》，反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人，想方设法煽动它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分歧」 克鲁普斯卡娅解释道:「列宁因为他的文章《从何着手？》和他的小册子《怎么办？》而受到攻击，并被指责野心勃勃等等的。」（《列宁回忆录》国际出版社，纽约，第95页）

正是在这里，关于所谓列宁对于组织、专业革命者等的想法的「精英主义」，将导致党内独裁的神话就此开始。随后，资产阶级学者和改良派声称，这些组织方法最终将导致斯大林主义。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起源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孤立，而不是某些组织规范。

同质性

列宁在《怎么办？ 》中的开场白是引用1852年6月24日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给马克思的一段话。这不是偶然的，它为整本书定下了严肃的基调。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陈腐的庸人们对以「清洗」来加强党的建议感到愤怒，特别是根据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今天，「清洗」一词的含义与1852年或1902年完全不同。人们的想法是，一个真正同质的政党要比一个异质政党强大得多，这是不可否认的。在一段时间内，党能用外来思想吸引各种偶然的因素，而起到非常负面的作用。党不是这类人的游乐场。与那些正朝着相反方向前进的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要好得多。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政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发生演变。从一个小圈子到一个更大的集团的转变导致了不同的方法，向一个群众的大党的转变也是如此。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的人有一种倾向，即在组织发展的新时期被抛在后面。这会在某一阶段引起摩擦甚至分裂。分裂可以被看作是不幸的，但它们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就像人类抛弃或「清除」老死的细胞，让新的细胞在他们的位置上生长一样，类似的过程也会在党内发生。

列宁解释说，俄国运动的早期不可避免地被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所支配。这些小组发挥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最终成为了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列宁解释道。

正如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分歧和关于战略和战术的争论可能会变得非常激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称为是「不打不相识」的。他们有很多争论。列宁在1907年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无论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还是在随后的《进一步，退两步》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然而，在这些冲突中，出现了新的政治清晰度，使该党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信心。

列宁一生都坚定地捍卫革命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 《怎么办？ 》是他在同俄国经济主义派的斗争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发表的。列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在我们彻底结束这个『经济主义』时期之前，俄罗斯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本书是被用来与这种机会主义趋势一决雌雄的。

列宁还解释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由大学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转到了工人运动中的改革派和机会主义者手中，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

直到今天，最糟糕的垃圾思想都是在大学里产生的。因此，革命党的干部在理论上需要有能力回答其政治敌人的论点，首先是在所谓的学习场所。列宁用了《怎么办？》中整个的第一节解释「经济主义」趋势是国际运动机会主义趋势的一部份，与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和法国的米勒兰（Millerand ）领导的修正主义者不相上下。列宁把他在俄国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这场国际斗争的一部分。

批评自由

他接着抨击了「经济主义者」提出的所谓「批评自由」的概念，认为这是那些决心推动「社会民主进入工会主义渠道」的人的时髦口号。他把这种「批评自由」看作是向革命党走私外来思想的「自由」的明显企图:

「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列宁批判那些想要完全自由地淡化或放弃革命政治的人。作为回应，他们指责列宁不能妥协，而且是宗派主义。但是列宁警告他的同志们，不要被那些想把他们带向机会主义方向的人拖到「泥潭」里去。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但非常明确的问题：

「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砲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待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在这里，列宁把「经济主义者」的观点定义为一种对理论完全不屑一顾的倾向。

他们说工人对理论不感兴趣。 「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夸大思想体系』。」

他们不断地谈论「工人阶级运动」，掩盖了他们对工人的真正蔑视。就像今天的宗派组织一样，他们认为工人们不够聪明，不足以理解理论。因此，革命运动必须集中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宗派尾随着工人，告诉他们事情有多糟。但工人们并不笨，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工资和条件很差。这种方法是「经济派」的标志。虽然基本要求和口号有其重要性，但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代，工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更广泛的解释，而不只是煽情口号。

蔑视理论

列宁以「经济主义者」的报纸《工人事业》（the Rabocheye Dyelo）为例，而这份报纸以一种胜利的姿态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而「经济主义者」则扭曲了马克思的话，认为工人们不需要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只需要一般的活动。

列宁解释说：

「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 」[1]

「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衷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贯穿列宁政治工作的根本思想，是要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专业革命家。列宁强调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运动。 」列宁接着说：「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这是列宁重点批判了盲目的活动主义，这是今天左派所钟爱的。当然，列宁并不反对总体上的活动，但这必须与提高政治和理论水平相互联系。

为了强调这一点，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在1874年说的一段话，当时恩格斯强调了理论在建立运动中的重要性。恩格斯不仅认识到革命斗争的两种形式（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且认识到第三种形式，将「理论斗争」与前两种形式并驾齐驱。

对于那些在英国为马克思主义而战的人来说，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解释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对理论的悲观态度是其「前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恩格斯强调：「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在我们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看来，我们忠实地听从恩格斯的劝告，并认真对待它。我们需要不断培养我们的同志们可以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思考，以抵制运动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压力，而这些压力正是资本主义的压力。

可笑的是，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是对我们的对手的嘲弄。但我们有很好的伙伴。列宁说这些「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的人，恰恰是沉溺于自己无知中的人。我们非常熟悉这些一文不值的人，即愤世嫉俗者和怀疑论者，他们蔑视理论。这只是他们蔑视工人阶级的一面镜子。毕竟，理论只是工人阶级过去经验的概括。理论不是学术话语，而是行动指南。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带到工人阶级，但从那以后，每一个宗派主义者都重复了这个错误，以证明他们从外面来领导工人运动的聪明的「传教士」的高傲角色是正当的。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列宁在正确地暴露群众自发性的极限（「在自发性之前屈从于奴隶」）也就是「经济主义者」的神主牌。列宁解释道：「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 》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么办？ 》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

「经济主义者」总是追随工人的偏见，试图告诉工人们后者已经知道的事情。他们煽动地使用「工人要为了工人」和「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的『面包和牛奶』，而是『一般的』大众工人这样的口号。 」这只是对工人阶级落后性的一种适应。但是工人阶级会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强大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这个有成为革命阶级的潜力，我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工人阶级当作神圣的产婆。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的那样：

「群众，自然不是完全不会有罪恶的。把群众加以理想化，决非我们之道。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在不同的阶段，此外，还在最大的政治的激动中，看见过他们。我们已经观察到他们的长处与短处。他们的长处──坚决，自我牺牲，英雄气概──时常在革命紧张时期得了最清楚的表现。当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做了群众的领袖。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不同的历史篇章，被压迫者的弱点浮上台面：异质性、文化不足、和狭隘的世界观。 」[2]

「经济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方法是试图比你自己的声音更响亮，并在没有成功的地方寻求成功的捷径。毫不奇怪，他们是「纯粹而简单的劳工运动」的拥护者，也是与工人接触最密切的「有机」接触的崇拜者。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但这些人对理论家的蔑视却是最大的。实际上，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纯工会主义者』的论点」。他们否定了革命理论和斗争中的自觉因素，将革命运动降低到「工团主义的水平」。

政治的重要性

列宁反对这种尾随主义，并说「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一场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才能得到满足…」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革命党是必要的，但必须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理论基石上的革命党。

列宁虽然明白煽动在揭露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是「纯粹的工会」级别的斗争。与此相反，列宁强调，必须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换句话说，从工人的眼前问题开始，有必要概括这些经验，并将其与工人阶级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更广泛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能够将鼓动、宣传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然而，列宁警告不要使用粗浅的煽动，因为简单地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恶劣条件就是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对待。

列宁解释说：「但是这样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向工人解释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是不够的。」为了帮助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有必要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处理所有不公正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日常斗争与纲领和理论联系起来，把特定的和一般的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意识的水平。你不能仅仅告诉工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论点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机会主义者把改良和革命的斗争分开，列宁强调改革和革命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社民党总是把改革斗争作为其活动的一部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总之，它从属于改革的斗争，作为全体的一部分，从属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但这还没有结束。他们希望工人们管理社会。

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又勾勒出了鼓动与宣传的区别： 「如果我们给少数人很多想法，我们就有宣传；如果我们给大量的人一个想法，我们就会有鼓动。 」但是，革命宣传者的作用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劳动者提供全面的解释和出路：「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列宁指出了俄国党的弱点。以它的研究小组为例，列宁批评他们的极低政治水平：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像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革命者首先的角色

当然，列宁并不反对革命者在工会工作或处理个人问题。他当然赞成这样的工作。但他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危险，如果以一种单方面的方式处理。对列宁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社民党必须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是工会主义者。他们必须成为工人干部，而党有义务通过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他们参加党的会议，保证他们的工作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使他们认识到机会主义的危险。列宁认为这是入党的条件。当党员在工人运动中采取立场时，这种控制就更重要了，在那里，他们有被卷入成为「工会秘书」的危险，列宁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做。

他明确指出，任何将「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到工会主义政治水平」的做法，都意味着为工人阶级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做好准备。这反映了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压力。不是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是环境改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