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的春天在哪里？

近期，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同心实验学校”面临关停的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联合部分专家上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为明星打工子弟学校“请命”的行动将这一群体强有力的推入到大众的视野。

　　记者梳理发现，这已经不是北京第一次出手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公开报道显示，2007年，北京市共分流规范取缔239所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当年海淀区关闭37所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分流1.5万余名打工子弟受到社会关注。之后北京每年都会关闭20到30所左右的打工子弟学校。2012年关闭潮风波再次袭来，朝阳区甚至表示到2014年将关闭所有非法打工子弟学校。

　　以同心实验学校为代表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从何而来？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北京这座城市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等等话题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尽管无数打工子弟学校在历次“关停潮”中倒下，尽管以同心实验学校为代表的打工子弟学校在这次关停潮中前途未卜，尽管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分歧较大，困难重重。但因为孩子的原因，我们从未失去希望。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给与足够的关注和有力的推动，我们就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明天和灿烂的未来。不是吗？暂时的困难不应该成为我们徘徊不前的借口，因为这些孩子仍在，春天仍在，希望仍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事物是随着政策出台而产生，也有很多问题是因为政策缺失而出现。在“打工潮“刚刚形成之际，并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因为那时的教育没有被充分认识，农民进城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开始放生了变化。

　　这些在城市里刚刚站稳脚跟的打工者，强烈的感受着城乡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冲击，他们把对未来的向往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尽管这个梦想的代价太过昂贵。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孩子随着他们的打工父母进城。

　　以户口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这些孩子生存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世界里，那里只有钢筋水泥，人来人往，没有鲜花、村庄和他们熟悉的童年。这是一个只有孩子才能理解的世界。

　　1992年，北京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但不久夭折；1993年河南人在北京写下了“八家私小”四个字，同时也真正开创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历史。

　　1993-1996年 可谓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是为了解决随迁的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因为政策的原因，适龄儿童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也因为 政策原因，流动儿童并不能在流入地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待遇。很多流动儿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开始在城市里随着父母流动。

　　此时，北京城里有大量的打工者和大量处于失学边缘的流动儿童。不久，打工子弟学校的风声在打工群体中传遍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就这样，打工子弟学校在短短的几年内数量迅速膨胀，学校的学生也在急剧增长。

　　打工子弟学校创办之初，都是“非法办学”。此时，唯一的政策是办学者从教育部门讨来的“不鼓励，不支持，也不取缔，但出现任何事故你必须担当全责”这句话。

　　而也正是这句话，让打工子弟学校在历次事校园故中成为唯一被调查清理的对象，其自身也背上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和负担，一度成为“问题集散地”。打工子弟学校从创立之初就注定要面对被拆除的命运。

　　这一时期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在“非法”的环境中发展，这种“非法”的身份一直持续到2003年，北京市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办学许可证颁给了明圆学校。

　　除了身份认同，安全隐患和教学质量一直是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硬伤，除了部分试点学校规划完善、办学质量较高外，大部分打工子弟小学都存在着“小散乱”的问题，孩子们连基本的生活质量都难以保障。这也成为政府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理由。

　　由于缺少政府投入，仅有的办学经费多是靠社会捐助，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用最为“原始”的办法勉强维持日常的教学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质量低下就有了可以解释的理由，简陋的办学条件显然制约了打工子弟小学的发展。

　　从1993年开始，直到今天，能够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依然只有60余所，“非法办学”一直是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无法跨越的障碍。

　　1998年， 国家教委、公安部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明确提出，“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已成为义务教育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规定“流动 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指出“在流动儿童少年集中的地方，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尤要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要进一步挖掘学校潜力，明确借读标 准，完善借读手续，规范收费标准，使“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的要求得以实现。

　　2001年-2003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市场出现了淘汰、兼并现象。一些小的打工子弟学校经不起学费的价格战，被吞并了；一些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大的学校学生数量可达数千规模。

　　2003年，随着媒体的不断报道，打工子弟学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同时，打工子弟学校发展进入黄金期。这一时期，打工子弟学校不仅自身发展，也开始赢得社会的关注。

　　2006，对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来说，具有历史的意义，是最难忘的一年。2006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

　　2007年，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朗诵了诗歌《心里话》，并留给了中国人最为震撼的一句话：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

　　2010年8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把打工子弟学校纳入取景拍摄范围，一时又引起轰动。舆论普遍表示，这是中国政府自信的表现。但是，在打工子弟学校设备依然落后，师资依旧较差，学生仍然视野狭窄的现实状况中，自信之余，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7·21特 大暴雨”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被倒灌，很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雨后走进学校送去慰问品，但比被雨淹更让他们揪心的是有可能马上就要到来的新一轮关闭潮。崔永元 等在挽留同心实验学校的联名信中说道，请给予打工青年以希望，这片土地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不要扼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我们也期待政府部门能会同办学者，一 起商议完善办学条件的办法和机制，让这些打工者真正生活在充满希望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