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就民族问题和俄罗斯干预的若干观察 本文件于 2014 年 12 月在乌克兰的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 运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起义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撰写。当时,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m Tendency)参与发起了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Solidarity with Antifascist Resistance in Ukraine ,SARU)。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向反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投降了。因此,为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些背景,是当下重要的任务之一。本文探究了这个民族问题的一些方面,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列宁在 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政策,以及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后期采取的立场。应结合2014 年 8 月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世界大会通过的“乌克兰提纲”阅读。(按:本文原文公开发表于2022年2月10日。由网友energized_entity翻译发表于此。经我方发现后自行校对,重刊在此。) 民族问题是一个雷区。一不小心可能会让你的立场落入各种陷阱。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乌克兰。 自发起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SARU)以来(我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受到了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攻击。这些人立场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今天乌克兰的关键问题是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霸凌的自决斗争。 在不同程度上,这一立场基本上为工人自由联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和所谓的曼德尔派“第四国际”(在英国称为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组织)等组织所认同。而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虽然形式上声称问题首先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是主要问题。 2014 年 11 月波兰版 《外交世界报》(Le Monde Diplomatiqu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立场,该文章由波兰的曼德尔派领袖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撰写,并在《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 Viewpoint)以“俄罗斯帝国主义”为标题进行了转载 。 文章的最后一段总结了它的中心论点:
这篇文章虽然使用了伪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采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观点。 其中一些问题是值得点评的,因为这有助于提高同志们的政治水平。 乌克兰的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科瓦列夫斯基将乌克兰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描述为“乌克兰人的起义”和“乌克兰试图最终打破历史上将其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殖民关系”,甚至没有试图描述该运动涉及哪些阶级力量,其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阶级力量领导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亲欧盟运动运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青年和小资产阶级之一,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西部和首都基辅。它是由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组成的联盟领导。它的战斗力量由极右翼和公开的新纳粹准军事团体主导。它的政治目标之多是天真的,但实质上是相当反动的幻想,诉求反对贪腐和建立与欧洲和欧盟一致的“民主”体制。 这不是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殖民统治的起义。相反,这是乌克兰一部分寡头夺权的企图,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统治阶级部分的支持和鼓励。 为了将这场冲突仅仅描述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与其殖民主的冲突,科瓦列夫斯基描绘了一条贯穿历史的主轴,将 1917 年之前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官僚帝国主义”、和“重建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成立的。 乌克兰和苏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具有一系列特点,包括资本的极度集中和垄断,以及资本与国家政府的融合;资本输出;市场、势力范围和原材料来源等方面的斗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苏联,这一切怎么可能存在呢? 这并不是要否认斯大林主义继承并复兴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包括反犹太主义。 这里不详细介绍乌克兰在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冲突。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政策因一系列因素而复杂化,包括他们被迫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做出的让步。 一个复杂的事实是,乌克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和工人阶级中是少数。城市居民和工人主要是大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在这个环境下,群众之间总是有一种将乌克兰民族运动视为落后农民的诱惑,而许多工人则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 但是,当然,如果没有工人争取最广泛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俄罗斯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在乌克兰,只有将土地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与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苏俄内战期间,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利用民族问题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与列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结盟。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极其谨慎的,这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然而,并非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这一立场。在乌克兰发挥领导作用的人之一皮亚塔科夫(Pyatakov)是一名“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与罗莎·卢森堡一同持错误立场。他基本上否认在工人夺权之前必须考虑民族问题,并认为在夺权之后将变得无关紧要:
这是在 1915 年讨论这个问题时写在“布哈林-皮亚塔科夫集团的提纲和纲领”中的。1919 年,本身是乌克兰人的皮亚塔科夫再次在党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立场。 列宁谈民族问题在乌克兰接替皮亚塔科夫的伟大的巴尔干国际主义者拉科夫斯基(Rakovsky),在民族问题上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对他来说,在工人国家之下,民族问题已经被消解了。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强加给群众的,只能起到反革命的作用。起初,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和苏联机构内部存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危险。 当然,我们不得不指出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受到了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经历的影响,那里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反动的,他主张唯一可能的正确政策: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政策。值得称赞的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并于 1922 年在关于苏联司法形式的辩论中站在列宁一边。这也成为与斯大林的主要冲突点之一。 然而,这种错误的政策是致命的,因为它使整个农民阶层与布尔什维克疏远,并让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基础。 这与列宁的态度不符。1919 年 11 月,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详细解释了乌克兰必须遵循的政策,以争取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泛群众参加革命。这包括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说:
1920年,当红军向邓尼金(俄国白军领袖)反动势力挺进时,列宁写了《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他在其中说:
然后他继续解释为什么工人支持国际主义原则,但他谨慎地补充说:
出于这个原因,他强调国家边界的精确划分和关系采取的精确形式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当时,列宁认识到乌克兰不同的共产主义组织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斗争派”(Borotbists,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已经向共产主义发展)支持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和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独立的乌克兰共产党。甚至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列宁是这样说的:
列宁对民族问题始终极为敏感,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也反对被压迫民族共产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说:
他得出结论:
这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非常谨慎和敏感的态度,这是实现构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监狱”(jailhouse of nations,是列宁对沙俄民族政策的一个概括)的不同民族工人和农民之间真正团结的唯一途径。 斯大林主义早在 1922 年,就有一场关于苏联将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的辩论。列宁反对斯大林,他形容斯大林“有些仓促”,他想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独立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这些领土被并入苏维埃俄国(SFSR,苏联前身):
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列宁描述斯大林“对被压迫民族持准帝国主义的态度”。 在这场战斗中,列宁得到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米科拉·斯普里普尼克(Mykola Sprypnyk)等人的支持,后者在发展乌克兰语本身、首次标准化其字母表和正字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切在列宁逝世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胜利后被逆转。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以最原始的形式代表了官僚机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 1928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发生了极左转向。在乌克兰(但不仅在乌克兰),强迫集体化的疯狂引发了大规模饥荒,因为当地农民拒绝交出粮食,宁愿杀死牲畜。 这项政策伴随着乌克兰共产党的大规模内部清洗,在 1937-38 年清洗之前。乌克兰文化和语言取得的所有进步也都被逆转了。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就相关问题辩论的回应中写道:
由于这种民族压迫和官僚压迫的结合,乌克兰也是左翼反对派,特别是在共青团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之一。 这也是托洛茨基提出团结的、独立的工农乌克兰口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口号的中心目的之一是阻止德国利用乌克兰民族问题反对苏联的任何企图(就像苏联内战期间发生的那样)。
然而,托洛茨基的期待和主张并没有被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自 1920 年代以来就在乌克兰西部存在,具有强烈的法西斯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与纳粹合作。纳粹犬儒地承诺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纳粹得以利用班德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的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者,甚至组建了由乌克兰志愿者组成的武装纳粹党卫军加利西亚师(Wafen SS Galicia Division)。这两个组织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进行了屠杀。 乌克兰民族主义因此,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彻底的反动力量,被用来对付苏联。这是当今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重新宣扬的传统。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宣布乌克兰起义军战士为“民族英雄”,并将10月14日乌克兰起义军成立周年定为纪念“乌克兰捍卫者”的国庆日。 承认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愿望被斯大林主义官僚压制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之于殖民地的的。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英国社会公认党的克里夫派坚持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政权(尽管是“国家”资本主义变体)的立场至少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然而,完全运用民族主义思维的科瓦列夫斯基却是一个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的成员。 当前局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鼓动,现在被一些主流资产阶级政党所采用,正是导致乌克兰实际分裂的原因。 那些认为乌克兰的冲突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冲突的人,也将反乌克兰亲欧盟 (Anti-Maidan) 运动简单地视为“俄罗斯或亲俄分裂主义”的问题。这忽略了该运动的深层根源,该运动由多种因素推动:如对俄语系乌克兰人地位的威胁;反对美化班德拉和乌克兰起义军纳粹合作者;担心加入欧盟会给该国东部工业区的工人带来经济后果;反对将强行任命寡头资本家为地方首长;抵抗极右翼团体的袭击等。 这与俄罗斯关系不大。当然,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兴趣。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专制反动政府统治。一段时间以来,它能够在高油价(现在已经崩溃)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过多年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它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一些信心。格鲁吉亚的战争和最近的叙利亚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是防止亲华盛顿政权上台,阻止乌克兰加入或与北约结盟,并避免失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军事基地。普京眼看无法做到第一个目标,连忙出手确保第二个目标。他利用克里米亚大多数人口(主要是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人)对基辅新政府的反对,来正当化俄罗斯联邦并吞克里米亚。 我们之所以反对这些发展,是因为它没有服务于反乌克兰亲欧盟运动的初衷,而是加剧了乌克兰工人在民族路线上的分裂,并助长了认为加入俄国是一条解决方式的想法。但俄罗斯没有兴趣组织乌东人民的大规模起义。从一开始,俄国的整个战略就是遏制这场群众运动,迫使它与基辅达成协议,以换取某种形式的自治。4月份的日内瓦会谈就是这样,9月份的明斯克协议也是这样。 宗派主义前述的所谓“左派”团体驳斥了上文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乌克兰东部主要讲俄语和工人阶级的人口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他们任何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是正当的。充其量,他们是被俄罗斯宣传愚弄的特工或雇佣兵小团体。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被打为是必须根除的“殖民者”。 事实上,我们组织的宗派批评家们已经适应了反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言论,并未后者提供肤浅的“左翼”掩饰。与乌克兰曼德尔派有联系的所谓“左翼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扎查尔·波波维奇(Zachar Popovych)的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从向基辅政府建议打击分离主义分子的最佳方式的角度写道:
你看,基辅政府炮轰在乌东的乌克兰公民不是错误,而是“不正确的策略”,因为这与乌克兰的民族目标相矛盾!对他来说,顿巴斯的平民只是“恐怖分子的人质”:
相反,我们需要明确指出,正是基辅新政府的挑衅行为引发了反乌克兰亲欧盟运动,进而引发了顿巴斯的起义。 所谓的“反恐行动”(包括对平民区、公寓、医院、学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更加坚定了人们的态度。许多顿巴斯的人民已经不再视自己为乌克兰的公民。他们说,如果身为乌克兰人代表着支持敖德萨的大屠杀以及炮击斯洛文斯克、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那我们就不是乌克兰人了。 同时,我们组织在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发起会议开始就指出:我们不能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永远无法吸引乌克兰中西部的工人。斗争必须建立在反对寡头、反对私有化、反对掠夺国家、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撙节紧缩措施的基础上。 即使在顿巴斯,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俄罗斯对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并不真正感兴趣,只是将它们作为与基辅谈判中的筹码。在这个情况哪,以基于阶级斗争的纲领是有空间被接受的。 同样是打着反动民族主义旗帜的乌克兰寡头,却在政府内认命了三个连乌克兰语都不会说的外国公民!在“爱国者”的统治下,乔·拜登是决定谁将在乌克兰执政的真正决策者,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决定该国的经济政策。 同样,在该国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基层的人们也开始在问“凭什么要乌克兰万岁?”,“物价更高,工资不发,补贴取消…什么也没有变。” 如果我们从乌克兰民族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局势,哪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现实。更糟糕的是,我们更无法提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纲领,然而阶级纲领也是实现乌克兰完整的唯一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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