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私有化改革除了放开各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任由私人资本进入外，也包括将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转公为私”，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中经常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常见的手段就是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等。

而这一轮国企混改不一样，虽然也涉及产权交易，但相较于上一论，这次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从理论上讲，可以从制度层面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达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目标。

具体有哪些制度呢？第一是国有资产交易，不论是股权转让，还是增资扩股，都需要走审计、评估和交易所挂牌程序，通过“阳光操作”来防止贱卖国有资产；第二，在员工持股方面，规定了单个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混改后国有股比例不低于34%，防止出现管理层收购（MBO），防止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控股。

但是，制度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披露的一则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27]来看看这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到底是增强了国企，还是削弱了国企？

A公司系某省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占股70%，B公司是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20年1月，该省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B公司为试点，拟将其混改为民营资本占股100%的民营企业。

A公司安排孙某担任B公司总经理牵头负责B公司混改工作，由C公司对B公司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在混改过程中，孙某在明知B公司有100万元债权尚未收回，且该债权在B公司总账目没有体现的情况下，指使公司财务人员不向C公司提供与该债权有关的财务资料，因此该债权未被纳入B公司资产评估。

2020年4月，经C公司评估B公司国有资产数额为1000万元。与此同时，孙某暗中运作，与民营企业负责人赵某商定，由孙某出资500万元，赵某出资500万元，以赵某公司名义参与B公司混改，后成功签约。2020年10月，孙某见混改已完成，便以B公司名义将100万元债权收回，并以二人名义投入B公司生产经营。

在这个案例中，混改的主体——B公司是一家省属企业的三级公司。它不是100%的国有资本持股，因为二级公司只有70%的国有股份，因此，它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按照32号令的规定，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企业，仍然属于国有企业。所以它的股权是国有资产，其转让要走审计、评估和挂牌程序。

B公司的混改方就是卖掉全部的国有股权。卖给谁呢？在这一轮国企混改中，股权不能卖给高管。高管如果想持股，必须按照员工持股的政策来操作，比如，孙某受让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1%，不得参与转让方案的制定，不得组织实施各项工作。

这么规定，就是要求他们进行回避，防止出现利益冲突。如果孙某遵守这些规定，他就不会去瞒报那100万，因为他只能持股1%，冒贪污100万的风险去瞒报100万公司债权，混改后落到自己手里才1万，风险与收益不匹配。另外，即使他想瞒报，现实之中他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不能操作混改事项，所以没法决定资产评估和瞒报债权。

所以，从制度设计看，本来是可以防止出现案例中的问题的。但是，孙某钻了制度的漏洞，就是表面上他并没有受让公司的股份，这样他就可以负责评估与转让事项，但背地里却和民营股东勾结，实际上受让了公司50%的股份，这样隐瞒100万就能落到自己手里50万。所以那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设计都落空了，国有企业跑到私人口袋里去了。

因此，自由派学者见到混改政策的出台，高兴的举起了双手对混改的到来而欢呼，要求加速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按时间算，国企混改已启动两年，首批试点名单早已公布，但目前来看完全有必要提速加力。一方面，国企混改要与“去产能”紧密结合起来，引入民间资本前必须对一些垃圾资产进行彻底清理与有效剥离。相对于民营企业，尽管国有企业有较好的装备、技术、人才和品牌基础，但却存在一些管理机制僵化、所有者缺位、效率不高等致命软肋，因此，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混改过程中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应当尽可能地交给民营企业去经营，以导入全新的市场机制。[28]

自由派学者在这里要求国企在混改前先“彻底清理”自身的“垃圾资产”后，将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交给民营企业去经营，这不经让人思索究竟谁才是混改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资本？

另一方面，国企混改应当鼓励与允许民营企业在合格合规条件上成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混改方案也应由民企已经进入的董事会作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负责监督与服务之责，以此推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战略性介入。[29]

自由派学者更是提出应当由私人资本主导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变相私有化呢？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一目的——收拾烂摊子（纾困），更是将“国退民进”展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我不演了！”

我们以在安徽省蚌埠市发生的一件令人很难绷得住的事为例[30]。

多年蝉联“华为金牌供应商”称号的大富科技由于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失败，主营业务增长乏力，股价萎靡不振，大富投资的整体债务规模攀升至约90亿元，而资产仅有77.32亿元，大富投资陷入债务危机。

一家华为供应商——大富科技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避免触发要约收购进而影响控股股东控制人地位，以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以及寻求对纾困基金的特殊出资方式予以理解和支持，蚌埠市委书记汪莹纯甚至亲赴证监会沟通。

作为蚌埠市重点企业，2018年配天投资债务危机爆发后，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重组和帮扶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其间蚌埠市委书记汪莹纯多次带队赴深圳与配天投资和大富科技等配天投资旗下企业相关人员座谈，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

在一番操作后，地方政府出面表态，为了给私人资本家营造良好的债务重组外部环境，蚌埠市政府以及蚌埠高投及时发声，表示将全力支持与配合大富投资的债务重组项目顺利推进，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2018年底，大富科技将其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大富重工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大富重工”）的全部股权，以0.58亿元价格转让给蚌埠高投。大富重工资产11.27亿元，负债12.14亿元，所有者权益-0.87亿元；2017-2018年9月，大富重工分别亏损0.78亿元、0.3亿元。对于这块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蚌埠高投以0.58亿元的价格进行收购，这笔交易为大富科技贡献了1.62亿元净利润。

蚌埠市不愧是资产阶级的父母官啊，慷国家之慨，纾资本之困，让蚌埠高投这家市属国企把大富科技的垃圾资产全买走了，还给资本家送去了1.62亿元的净利润。

除了支付现金收购股权之外，蚌埠高投对大富重工所欠大富科技4.43亿元往来款，也作出了非常详尽的偿还安排，既向大富重工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又直接提供偿债资金。这笔资金无疑也将有助于解决大富投资的债务问题。

近日，在安徽蚌埠市配天投资产业园董事长办公室，《国际金融报》记者再次见到了孙尚传，他身着藏青色外套，朴实儒雅，双鬓多了些银发，面色红润，他笑言“越忙身体越好”。[31]

在近60亿元国资纾困的驰援下，孙尚传及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富科技”）在黑暗中迎来黎明。[32]

为了让私人资本家不仅能活着度过“债务危机”，还要“身体越好”、“迎来黎明”，蚌埠市更是向大富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强大”的国有资本，不去吞并大富的优质资产，反而给资本家送钱，帮资本家还债，实在是，绷不住！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进程的延续，同时，在经济下行阶段，国有资本集团会采取“慷国家之慨，纾资本之困”的办法，以维持资本积累秩序的稳定，这便是自由派学者欢呼混改的根本原因。

那么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工人阶级有怎样的影响呢？

2017年，自由派学者戚聿东撰文称：

应该打破员工就业的“终身制”，建立择优录取的选人机制，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向企业内外的人员公开宣布岗位空缺、报名条件和招聘计划，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择优录用合格的人员，杜绝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基于绩效考评结果，冗员、不胜任者要淘汰。按照劳动合同法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向前推进，建立真正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劳动合同制。[33]

而在2021年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篇文章，《盘活资产 促进循环》[34]，文中提到：

主动对标市场、对标行业先进标准，集团以市场化为导向，搬走“铁交椅”，撤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把干部员工的劳动、人事、分配和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打造员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的新机制。近年来，新员工社会化招聘形式占79%，497人因业绩不佳等原因被公司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

在国药集团三年混改后，“铁交椅”被撤走，“铁饭碗”被撤掉，“大锅饭”被打破，劳动者变得“能进能出”，工资收入变得“能增能减”。

面对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工人阶级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像四十年间无数次工人运动那样勇敢的进行斗争，下面我们以2019年某三线大型企业的工人运动为例[35]。

斗争发生在某个历史悠久、位置特殊、规模巨大的三线企业，大约有职工两万人，加上生活在单位的家属约有四到五万人，曾经辉煌一时，但近四五年来因多种原因亏损严重，职工待遇大幅下降，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于是启动混改，经多轮谈判最后被一个规模小的很的企业混改。混改后绝大多数股权在银行，由于负债过高而实行债转股。新成立了两个平台，一个是股份平台，一个是运营平台，股份平台它投资很少几乎不占股份，运营平台是新成立的，它出资属于大头，各家银行出资占小头。运营平台的资金用于平息各种债务，剩下一部分注入公司作为运营资金，在这个平台上该小企业占据60%股份，也就是说该小企业在经营方面有决策权，盈利后给银行分红。

2019年农历年后，该厂派驻的总经理及一部分高管到位。该总经理对企业的发展抱有极大热忱，提出了很多新政策，并落到实处，整个企业呈现了久未看到的勃勃生机。但不久后大概一个月左右，矛盾就开始显现。

根据该厂职工群众的描述，混改后的管理层企图加强劳动纪律，压低职工工资，以及清退部分职工，他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无休止的加班，无任何说法，加班费和倒休不提。双休明面上不说改单休，但实际上每周都要加班。

2、管理粗暴，说一不二。可能对方有优越感，不屑于征求职工意见，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考核严厉。说一不二。甚至在厂区内撤掉19大学习精神的宣传标语，换上企业文化，职工内心抵触，尤其是党员职工。

3、一再强调待遇不变。职工盼混改好多年为了什么？即使现在尚未扭亏，但扭亏后怎么办提也不提，职工多年只拿糊口的待遇，憋了很久了。

4、作为一家历史久，规模大的国企，必然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很多关系到职工的根本利益。新的管理者绝口不提，职工无处反映，工会不作为。

5、由于该厂位置特殊，很多社会机构如公安局，消防队，周边村民都有密切联系，新的管理者试图在短时间内彻底打断这些联系，引发众怒。

6、管理者承诺工厂对职工的欠款要清偿，这些欠款主要来自职工的内部工资卡，此工资卡与外面银行是无关的，取钱只能在工资科取，企业陷入困境后大额存款只能申请，混改后申请也不行了。管理者来了之后也是绝口不提，很多急等用钱的职工生活陷入困顿。这些职工也包括退休职工。

对于混改后管理层的所作所为，一位年轻职工反映称：

我作为普通一线设备维护员工，那段时间连点检设备都做不到，每天就是出去搞面子工程，做变形金刚，修剪树木，刷浆，画画等等，只有设备出了问题才急急忙忙回去工作，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我们都调侃，设备就是副业，面子工程才是政治任务……好多对自己设备有责任心的职工都无比焦急，上面却不闻不问。

其在生产上的举措就是不顾设备情况盲目提产量，多处设备已经出现了重大问题，本来之前效益不好的时候好多设备都是带病运行，因为备件资金紧缺，我作为检修人员深有体会，盲目提高产量非出大问题不可，就在维权当天就出现了高炉烧穿等重大事故就是检修太少，而他们却拿资金购置豪车。

组织加班并非组织生产而是大搞形象，说白了，打扫卫生，刷浆，刷漆等等，连我们车间都到处涂刷上总经理家乡景色……真的搞生产未必有那么多职工参与维权，国企职工虽然懒惰但并非不明事理。而管理者先后购置多辆豪车，在企业困难时管理者先买豪车，逼职工无意义加班。老职工的车进出场都要检查以防偷盗，对方的车出入门岗却可以免检。

随着事情一步步发展，管理层逐渐暴露出的问题工人们看到对方完全就是想逼人辞职，而且贪图享乐，大搞面子工程，撤下十九大标语，展现出其对党委的无比蔑视。在生产方面没有拿出更好的节奏，反而为了邀功，不顾设备健康状况盲目提升产量，造成多起生产事故（万幸没有安全事故）。

2019年3月下旬，在多重矛盾下，以某件霸道管理的事情为导火索，该厂爆发了大规模的职工维权活动，上万职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去总部维权，新总经理处置不当一名职工被打，群众情绪被点燃，但仍保持克制，没有发生打砸抢烧等事件。群情激愤下该总经理吓得跳墙逃跑。

当地政府处置失当，上报为暴乱。省内迅速调集省会特警加上周边警力大约四五千人，第二天就到达现场，并迅速封锁道路，屏蔽信号。由于职工群众保持了克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件。周日在继续游行维权一天后，上面派出巡视组进入该厂，开始收集职工诉求，并带走了部分人进行谈话。

周一上班后游行逐渐平息，但事件并未结束。上面派下了更多巡视组挨家挨户来收集职工诉求，并承诺驻厂半年解决职工问题，职工提出了34条问题要求解决或解答，目前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正在被解决或者已经有了说法。

最后总经理被调走更换。公司党委，工会在此事后被问责，并换血，换血后新党委的作用明显得到了增强，开始在各个场合发声，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吉祥物。

在斗争成功结束后，职工谈及管理层换血时说道：

目前新来的总经理收敛了很多，主抓生产，安全，环保，成本等等，对于厂区绿化刷漆等留给了外委单位。工人可以安心保生产保设备了。党委主要对职工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和解决，同时不断的发声引导舆论和统一思想，教育职工。各司其职，我认为这才算走向正轨，如果之后私企老板没有反攻倒算，那其实这样也算可以的。其实现在也是很忙，但我们觉得是在忙正事儿，而且，也没人敢说加班白加没有说法了。

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幻想通过复制他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工人阶级的进攻，通过进一步私有化来收获“改革红利”以应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仍然集中在国营企业部门中。只要打垮了国营企业工人，资产阶级就能取得全面的优势，就能长期确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体制。

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国企职工）在同资产阶级、官僚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已经大大增长了自己的斗争本领与阶级意识，不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了，中国的阶级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集中在出口制造业以及其它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中。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改革派下决心对于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即使达到了重创剩余的国有企业工人、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低福利的目的，也并不能改变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对于工人阶级越来越有利的基本趋势。

况且，由于剩余的国有企业集中在铁路、电信、电力、石油、金融等战略性部门，一旦国有企业工人起来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附带损害”也是巨大的。从九十年代以来原国营企业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中，现在的国有企业工人或多或少吸取了经验教训。一旦私有化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工人在反击中同样可以严重威胁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这种顾虑，目前正在推行私有化的改革派官僚未尝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中国的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减少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速着城市化、提高着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能力。只要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停止，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就不会停止，阶级力量对比客观上就会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