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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

2022-4-28 13:17| 发布者: 俞聂| 查看: 17566| 评论: 0|原作者: 贺照田

摘要: 物质文明超出了设想,但精神文明跟当时设想相比是惊人的不理想。关于物质文明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好,确实有很多人认真研究。但关于精神文明为什么不理想,有很多人回答,可是回答得太粗率直观。我在潘晓文章里面做了概述和评论。
按:2018年贺照田在台湾交通大学社文开讲了一门课程,社文所开放录音后,两名豆瓣网友将其中一部分听录转为文字稿,形成《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一文。文章主旨是分析文革思想的演变,或有助于马列毛左派和广大群众深入认识文革理论。文字稿内容全为网友听录,未经讲者本人审阅。

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文字稿)

 

讲者: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听录:两名豆瓣网友

 

一、引言:被遮蔽的历史

1978年底到现在的历史新时期,一开始推动者的志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推进。物质文明超出了设想,但精神文明跟当时设想相比是惊人的不理想。关于物质文明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好,确实有很多人认真研究。但关于精神文明为什么不理想,有很多人回答,可是回答得太粗率直观。我在潘晓文章里面做了概述和评论。

 

我在大量阅读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历史的时候,发现当代精神伦理困境不仅和我潘晓文触及的历史观念非常深切的相关,而且它和看上去与精神史经历不直接相关的诸多历史方面深切相关。因为我们直观地说,研究这些问题哪些是相关的就会去看。但是这个问题是看上去很多不相关的部分实际上非常有关。我就发现它跟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很多没有被我们认真审视许多观念重构,制度管理重构密切相关。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我所发现的问题在知识界是缺席的。作为中国大陆当代历史的一员,我本来的经历是要做中国传统研究的,80年代我跟着新启蒙思潮对应的感觉和状态一直往前走,到90年代以后越来越困扰,后来就像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做中国当代研究,做一做又回到中国传统研究上了。我发现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把握,我就变成了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传统研究那块放弃了。

 

现在很多人说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在人文领域,但是很多人对于人文是什么是不太管的。我自己很在乎,觉得有些问题必须是加以回答的,所以我就下决心来研究。

 

这个研究分为被遮蔽的历史和被遮蔽的视域,我就发现中国大陆那么多知识界认真有能力的学者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到底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新时期的历史起源,起源叙述的核心存在严重的非历史,在非历史的引导下。这些对于新时期历史中我们影响甚巨的历史点,它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视域中,或者以简化变形很难引起我们思考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历史视域。

 

我自己后来也做过一些小实验,我在长期阅读中发现一些文本非常重要。然后大陆现在当代史也变成很多人投身的领域,这里面有些非常认真的学者,我就拿文本去问他们,你们注意到这些文本了吗?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些文本。这些文本其实是最常见的,比如人民日报头版的长篇文章。

 

这是为什么?大家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了一种非历史的认识状况,这种认识状况就导致了这些点一定不会被看到。

 

所以现在关于新时期历史起源的叙述,存在了很强的非历史问题,是指在绝大多数有关新时期确立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理解中,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被叙述为113中全会。大家就说这个会的成功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我觉得这个叙述还可以接受,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在什么方面呢?把这个被认为导致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直接或过度叙述为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

 

这个是我觉得整个中国大陆的非历史的。它关于新时期起源的这个非历史最核心的方面。

 

当然,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上非常重要。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新时期,但如此说,接下来的要点在于绝不能将此认为开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或过度聚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

 

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在历史叙述上一定产生了如下两方面的重要后果。

 

1.把文革到新时期的历史变化归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带来的。他就会对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发生的,对理解后来新时期为什么是如此,许多重要的讨论和观念变迁就被从历史叙述中排除出去了。或给予叙述,但强调不够,同时又包含误导性。像大家也会提到科学的春天,但绝对不会去思考。关于按劳分配也是这样,绝对不会去思考的。

 

这样就使得我们理解新时期必不可少的历史分析(缺乏),那些点都不在你的视野里面。这个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那么多认真的优秀的学者,这么重要的问题不会去处理的原因。

 

很多人经历过当年的历史,自我的经验应该让你来挑战这个非历史叙述。但是为什么那种挑战,从成套逻辑(?)出发的,比如反思现代性整个大的潮流里面,比如科学主义的反省,大家当然也会从这个角度对它有质疑。但是这个不是立基于他在历史中实际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助于你们将来去看大陆那些看起来非常批判和反省的思潮。

 

实际上他们身上很多经验,并没有在他的批判和反省中真的发挥作用。他反而依赖了很多外来的成套的成就。

 

2.第二个后果就是夸大了两个「凡是」。对此前历史,从四人帮被捕到1978511号(《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华国锋的理论进行抨击,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夸大两个凡是对之前历史的影响。不顾历史实际过程,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作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实际上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地界定成对真理的一个追求。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两个凡是当然是教条主义。这样等于把历史新时期的出现过度简单的看成是这个认识论翻转所引发的效应。

 

这会影响我们对文革之后历史转折很多重大方面的理解,我的课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今天就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遮蔽的重要问题便有:

 

1.实际上在毛泽东逝世到1978,什么是在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逝世的时候,最具气势压倒性的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1978年上半年,主导的观念则是和毛逝世时的主导观念拉开很大距离的一个抓纲治国,这个抓纲治国是鼓励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大胆探索,鼓励对抓纲治国的前面界定的内涵进行发展和修正的状态。

 

是在抓纲治国的框架下,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所有这些我们认为是拨乱反正结果的这些东西全都高度强调。所以什么是理论,早就变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2.什么是被当成检验理论的实践,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实践的最核心内涵是如何找出中国免于变修,以找出使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方面的探索。而到这个时候,实践是主要被感觉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所以,什么是实践,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还有一个大的变化,什么算作是检验。对文革而言,揪出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集团证明文革发动的正确。当然到了后来揪出邓小平。而此时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了社会经济的成长指标,效益的表现。所以什么是检验也变了。

 

3.和谁有资格参与检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个时候,1976年,首先是毛,其次是毛信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再其次是他们信任的周边。这时候则主要在快速经济发展的华国锋及其周边。到1978年中,文革中冲击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已经大部分复职,至少在相近的职位上重新安排了工作。所以谁有资格参与检验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它就这么一句话,把它界定成是简单的认识论事件的话,其实不能理解自身。因为什么是理论、检验、谁有资格来参与判断检验,全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而所有这些变化,和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历史观念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和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本来为我们要真正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的准确历史位置、历史意涵所不可或缺的,这样的重要问题都在认识论翻转的历史理解中被推出了我们的历史认识、历史把握视野。

 

所以,如果你要是过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连它自身都不能理解的。更何况你要去理解其他的。这种先入为主强调,所以要真正地对有关新时期成立的关键历史有必要的历史认识。就需清楚已有历史叙述中的这种非历史的干扰,以把这段被非历史干扰很深的历史时期有效历史化,而回避不掉的两个研究课题便是:

 

1.必须抛开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同为思想解放运动。必须重新追问、整理具体历史过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必须要问这个问题。

 

2.必须抛开四人帮被捕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这段历史中被两个凡是笼罩的历史理解。而认真去看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历史观念、事件,认真体会理解实际的观念承载。这样才能把先前这段关于新时期理解最为关键的历史被遮蔽的部分充分打开,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才可以充分看见看清对我们反思新时期至为关键的,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历史点的本来面貌。才能更进一步为遮蔽的视域打开,把这些历史点问题化。从而让它们被正面纳入我们的思考理解视野。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使我把中国新时期兴起的这个研究题目,这是我把它分为被遮蔽的历史和被遮蔽的视域两大部分的原因。而且为什么有一个新时期还是两个新时期,还有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着被遮蔽历史中的主体部分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通过追问这两个问题,充分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部分,并通过这种打开,使得我其实有动力专心中国新时期兴起的中国精神伦理文化生活意涵课题最关心的被遮蔽的视域。

 

我看历史剧,发现大量关于历史的东西是错的,有出入的。但是错了怕什么呢?为什么要对呢,所以不是说一个东西必须要对,但有些时候它不对会造成很大的后果。这时候我们就要求对。所以背后是有思想原因的。

 

因为近代以来材料是无限的,你可以无限产生知识,那有什么意义呢。但有些时候知识会产生重大后果,大家就必须要来承担责任。

 

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历史中的普通人有特别的,他的身心精神状况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呢?我特别关心的就是:一个是新的有关科技、学习的感觉和理解,特别涉及到学习的问题,这是跟每个人都有关。而且因为孩子,跟每个家长都有关。关于科技问题,涉及到的广度你们比我还清楚。还有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解,涉及到一种新的中国世界感,它有一种根本的重构。这个我不会直接讨论。

 

一种新的关于物的感觉和理解,或者说相关的。为什么经济那么重要?因为对物和对经济的感觉是被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状态里的。中国大陆特定的状态是怎么去分析,这堂课我舍不得去掉。最后给去掉了,一种有关新的分配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有关管理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关于政治关系的感觉和理解。

 

这些方面关键的重构所对应的制度与实践的重构,它其实对大量的普通人影响非常大。因为大量人,他不是一个,他自己的精神和身心状态,很大程度上他跟那个我们直接的系统或反思性的产生出来的观念不是直接有关系的。他们基本上跟周围的历史和社会状态,是那么动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里面你会发现它的问题不是在乎观念的那些人才能碰到的问题。我在潘晓里面处理的是很大程度上是跟观念更有关的这些人的,因为你观念上出了问题一个人特别在乎观念的话,你当然就会出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的工人和农民很能思考,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制造业的工人,非常地有思考习惯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不是那样的一个形态。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也会遭遇到很多困境?那这个困境里面有跟资本主义、市场、消费主义有关的,但也有很多不直接是,或者说是在他既有的东西上又叠加了那个。而这个他们这些人的东西到他出现的那些困扰和经验该怎么分析,我就觉得要跟这个东西有关。

 

这里面就涉及到另一个关于课程结构的问题,就说被遮蔽的历史为什么是以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作为开头,这是因为19751976年的激进思潮,是毛泽东逝世后新时期成立前思潮的主要对话对象。你不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基本状况,就不能很好明了以之为对话对象的1976-1978年两年多思潮的准确意涵。它主要是在针对那个。

 

而且中国大陆是很奇怪的地方,就说特别在毛泽东时期,在毛泽东时期很大程度上最重要的是思想认识路线。如果你的思想认识路线对了,才能产生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然后组织路线。它是这样的结构,所以它思想上的那个,在毛泽东时代形成非常强的势能。就说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错的,但是你在思想上它反正它的论述是谁也,大家都觉得,怎么说,那个思想论述大家在直观的经验上觉得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文革发展到后来非常典型。

 

但是呢文革后期的思潮,他们不光借助于了毛泽东的这个地位,毛泽东的地位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基督教国家里面上帝有一天突然活了。就是这个,毛泽东在世界上地位特别奇怪,耶和华和世界互动,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普遍接受基督教。所以那时候还是多神的。等耶和华一定范围内成为唯一神的时候,耶和华已经不出现了。

 

但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成为唯一神而且是活着的唯一神,你就这么来想象他在那个时候的特定地位好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力谈得非常好,基本上是这样情况。

 

然后呢,而且在于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论述,我现在都有很多朋友,比我年纪大一点,他们都说听到当你比如张春桥的文章的时候,真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力量。但是如果你那个东西突不破的话,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你政治上的一个重构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所谓的观念是整个权力或其他需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它也会受观念的制约,但是和当时以观念作为前提是不一样的。

 

我要说观念研究在所有时期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有些时期如果不对它进行讨论的话,你整个写历史的前提就没有了。但是这样的时期非常少,毛泽东时代的有一些阶段,他虽然过世了,但是惯性还在的时候。观念成为首要的问题。不处理好,是没办法写历史的。

 

所以那个时候才能出现那种情况,突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那样的书,那个时代从邓小平到普通人都会读。最典型就是我推荐很多朋友都读的,林子力和有林的一本书(听注:可能是《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当时有个统计是印了一千四百万册。所有的那些干部,大家都要读这个书。所以这个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各个省都要翻印,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情况。


二、背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感”(1949-1976

要理解1975-1976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必须要对之前主导国家的政治思想思潮状况了解,并对这些思潮产生的时代状况有了解。这方面书非常多且认真,但很多基础工作没有人做。比如49-76年跟毛泽东的思考特别有关,但是关于4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没有很深入的整理,而这事实上是和历史分析很相关。现在的研究其实是很多没有基础的工作。我原来的规划是从56-80年对国家的主要政治感变迁写一本小书,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那个时代以观念作为前提。但这个挑战很大,我还没做。我接下来讲的让大家对这个时期有一个基本的感觉就好了。

 

1.首先涉及到对大陆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怎么解读和分析的问题。这是一个挺困难的问题,我自己经常被历史系邀请去问能不能教他们怎么读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能读的也很有限。年轻的朋友看这个东西就会更加困扰,因为这些文献的表述非常的隐晦。后来我觉得其实做很多研究不见得一定要对这个东西有掌握,它大约要掌握在每个时段党和国家的核心关怀所在及其实现核心关怀的感觉和思路就行了。我这里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大陆把它的核心关怀所在和怎么去实现的思路称作这个时期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们追溯毛时代不同时期中国大陆党和国家认为的最大政治为何、基本内容为何,以便极大程度上追索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核心关怀所在和实现其核心关怀所在的核心思路。知道了这个以后,你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时代背景。中国大陆的变化有时候特别快,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的感觉就有些变化,用上个星期的感觉看下个星期的文本就有出入,变化最大的时期就是文革时期。所以了解它的核心关怀所在和实现核心关怀的思路就显得特别重要。

 

2.为了更好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接下来我就用最扼要和冒险的方式讲一下56-76年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最具主导性的政治感的基本内涵,以为本次课提供一个简要的理解背景。

 

要想理解56-76直至80年代初不同时期最具主导性的政治感的基本内涵,一个最方便且有效的切入角度就是看不同时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解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较早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它是贯穿了56-76直至80年代初的党和国家乃至社会的最核心的关切。但是它的很大问题是在这20多年中,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上的变化。这中间的变化有时候非常复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叙述它。

 

中国大陆过去30多年(2018年往前)关于56-76年的主流的叙述和理解如下:

78年以后的理解是,56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应该把主要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也包括科技和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看,56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如下认识就显得非常正确——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劳资阶级矛盾,而是落后农业国现实和先进工业国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就是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那么现在就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但是接下来20年的多数时候却是对这一正确的偏离,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文革就是这一偏离的顶峰。

 

这个理解对我们了解中国大陆文革后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感,和被这个历史感所制约的现实感是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在78-79年确定下来的对历史回头的整理,它实际上对我们理解历史的帮助很小。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当时具有主导地位的毛泽东为线索的话,我们就会发现56-76的政治感问题非常复杂。

 

现在关于中国大陆理解上我们很方便,有一个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些人的好处是能看到这个国家所有的文献资料和档案,后来主导这个研究室的历史学家金冲及他也特别的好。当然涉及到有一些内部无法公开的东西。但他会通过大量的档案来叙述,比如《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来补充别人看不到的历史细节。如果我们以毛泽东为中心的话,我们其实能看到非常细。我们在这时候知道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局的情况下,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跟经济建设有关的政治、组织、社会制度等运转情况的了解。所以毛泽东就在562月的时候找中国大陆当时不同的部委,了解每个方面的情况。了解的结果是几个月以后他做了一个讲话《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这个讲话和行为应该怎么去理解,其实特别重要。《论十大关系》之前其实就是毛泽东在基本接受现实(苏联模式)的情况下,他要建立自己的思考基点,他已有能力来分析和调整之前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苏联产生的观念理解和现实。所以说毛泽东觉得社会主义改造的事情差不多以后,我们怎么确立起来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和观察所依赖的意识基点。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对中国这些年实行的苏联经验建立起来一个自己的分析把握的踏脚点。《论十大关系》基本上是要这样来理解。

 

那相对于苏联要产生自己的思考,一个后来产生重大后果的聚焦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现在的历史叙述中注意特别不够的。其实有共产党员早就意识到我们(中国)跟苏联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他们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中国实际上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地方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经济基础是没法比的,而中国的人口压力又特别大。但是这时候开始强调有一点,中国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发生一些情况,比如说农民过去有一片山林,他担心山林被收上来,他要把山林烧掉、牛杀掉。但是这时候发生死人的事件是很少的。大家都知道《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建立集体农庄的时候,整个富农和社会的反弹非常厉害,死了非常多的人。中共认为它自己的特殊方面在于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比苏联要更好。但是现在中国受制于人口、经济基础和资金等条件,那我们应该利用中共特殊的条件——人口多、人力足来发展,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中共后来的理论刊物58年创办的《红旗》,各省有党委创办的刊物,它里边有很多刊物里的题目类似于虚与实,就是是否从实际出发。比如说大家知道大跃进是一个最主观主义的东西,那它为什么还是从实际出发。它实际上的意思是相对于苏联,我们有一个实际的特点是什么。慢慢这就意味着苏联的道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干劲和创造性以充分鼓舞与空间,它慢慢越来越发展就过了。本来它开始是说中国相对于苏联有一些不足和劣势,但后来就说什么呢?苏联不光和我们情况不同,它还有很多不足。我们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出来,给人民群众以充足的鼓舞和空间。那么这就是585月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一个背景。听起来挺奇怪,但其实背后就是这样一个(理解),比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通常的历史叙述中不会强调这些,我们会强调毛泽东对56年中共八大决议有一些质疑。然后57年有一个反冒进,经济综合平衡应该慢一些。然后57年有一个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反右。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主导历史的核心是毛泽东及其周边的一些人,我们需要了解上面我讲的那个理解。以这个脉络作为背景,我们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57年的反冒进大发雷霆:本来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你现在要反冒进的这些人,比如周恩来、陈云他们和右派差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后来到了文革以后,他们把56年前后想象成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但是为什么毛泽东觉得这时候党和国家的状态非常不理想,这是因为毛泽东设想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理想。按理说57年上半年鼓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整风,当时共产党大部分认为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共产党还不配合他希望的状态(包括社会也还达不到)。所以毛泽东在57-58年讲大鸣、大放、大辩论,包括插红旗、拔白旗。他就是要让社会进入一个意识状态,让党和国家、社会进入到他期待的一个建设模式。184月我们在北京推动的会议就是关于57年的,我说要讲57年不能回避反右的问题。但是这个反右要真的历史地理解它,会发现反右是一个贯穿在前后系列事件中。在反右前共产党做事比较谨慎,为什么反右扩大化了,打倒了50多万人。现在大家会追究说一个非常体制化的共产党对毛泽东压力,说这些右派必须要打,你(毛)让这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他们反对共产党。所以毛泽东为了安抚这些人,也为了掩饰自己,所以说我这是阳谋,为了打击这些人。

 

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56年的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要进入建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解决,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解决的是经济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我们还没有战胜。当然这个东西在56年匈牙利事件的背景下,毛泽东会更加重视这个事情。特别他提到650万人的问题,主要是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政治上还有地位和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所以57年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社会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还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关。但是当时这么粗放和不计后果,实际上跟他急于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好尽快地开展他认为大大超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关。

 

所以我自己说,57年的反右事件我不是为它辩解。但是要把它放在5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中来看,它不光是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它怎么来针对它内部所以来的权力力量,还有它怎么来对待社会。这其中的一个贯穿性思路和逻辑是什么。大跃进本来是毛泽东以为找到了既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又使中国快速进入工业化的捷径。但是大跃进的挫折宣告了他自以为捷径的虚幻。大跃进的几个事情让大家印象深刻: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死亡非常多的人。之前毛泽东不知道大跃进后来会死这么多人,但是他比较早看到大跃进中有相当多的问题。这就使他重新来看待苏联的经验。本来他们以为真的找到了一个捷径,都以为是真实的,包括梁漱溟。毛泽东比较早的看到了这些问题,他认识到苏联经验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超越的。他这时重新认识苏联经验表现在他重读与苏联有关的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为什么是“下“?因为“上”是写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下”是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主要是苏联人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像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这些还是有一定的位置,他不可能马上告别这些东西,告别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认识到超越苏联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问题之后,其他一般人会说那我们退回到苏联模式吧;他不想这样,因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反感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官僚和专家治国等等。毛泽东认为通过一个有想象力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人们思想的社会主义化,这意味着尽管那些反感的东西我暂时告别不了,但是我可以不让这些东西特别起主导作用。

 

所以大跃进挫折在思想上带来的第一个大的变化是:要想充分超越苏联模式不可能,我要退回来,但又不能完全退回来。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去读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批注和谈话。

 

然后人口大量死亡(具体多少不好算)的挫折,大约可以有三千万(?),如河南信阳调查死了很多人,后来调查的总结就是阶级斗争,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坏人仍然在领导阶层。后来共产党(如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60年以前和以后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中国在国际上有很多遭遇。第一部分是围绕怎么看待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苏的理解很不一样。苏联这时候对中国要求建立军事基地等,这时毛泽东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方面特别反弹。后来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认为苏联变修了。这里有一个民族主义和革命认识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时毛泽东他们就要总结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变修了。这时候毛泽东又产生一些想法,这和之前大跃进挫折时的思想结合,就产生了新的想法,认为苏修模式那些有害的东西不仅坏,而且会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

 

具体(总结)来说,伴随大跃进探索的挫折,是一个社会经济方式的回摆,但是回摆到什么方式在党内有非常的分歧。很多人希望回摆到58年之前的经济方式,因为那时共产党在经济上的表现比较突出。那毛泽东的理解则是希望在回摆中对他意涵中的社会主义措施有更多的坚守,这个坚守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政治来实现,包括资产阶级法权、专家治理、等级制等相对化,虽然不能告别那些东西。毛泽东就觉得很大程度上就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实现这一点。而林彪在60年开始执掌解放军以后,他恰恰被认为在这方面开展得特别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林彪在60年代上半叶特别的重要,毛泽东认为林彪这个人这方面也特别的不得了。毛泽东之前可能只是一个意愿,那林彪就说把这个当作一个成功的现实中实现的经验拿出来。一旦拿出来,毛泽东就认为林彪在军队中已经实现的成功应用,而其他人却不应用,那么毛就会对这些人更加的不满意。这就是林彪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特别重要。

 

大跃进后经济方式的调整,61年开始,反正有八个字。它也确实使中国经济从大跃进造成的内伤中恢复了元气。这个恢复元气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因为整个社会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当中的农民。不过,经济上恢复元气的同时,是毛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苏联从社会主义变质为修正主义越来越决绝的判定。

 

这样呢,毛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彻底的感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尚未完成的认识,他又加上了一个反修、防修的视角。

 

那对苏联怎么变成社会主义的追索呢?又因为当时从大跃进后退时,毛不主张后退那么厉害,而另外的人呢他们采用很多措施意识,是毛认为不应该后退到这个程度的,他认为是不好的。这个时候,他不光认为那个不好,而是认为那个东西就是苏联所以变成修正主义的原因。

 

那毛之前就觉得怎么让中国更加社会主义化,他就开始对文化各个领域中存在的东西,开始不满意了。毛到这时候就觉得那些东西的存在,过去只是觉得它不能很好地承担任务和很好地配合,只是反感而已,现在他就觉得文化上的东西反而也是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危险的重要方面。所以毛在这时候讲文化革命和58年时候讲文化革命意义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时正好在中共自己的权力演变过程中。毛就在中高层看到了状况,他认为那些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官僚阶级在吸劳动人民的血。这已经完全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他就从这些角度。这些东西以前存在时,毛也会批判、否定,但是在以前他也不觉得那个东西具有结构的决定性。现在,他是说苏联为什么变成了修正主义,他现在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修正主义的基础和迹象。

 

所以,毛这时候的看法就变成了更加的担心,国家高层的领导人在这时的某些意识和行为方式,你正面问他,他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但毛觉得他们的那些做法,比如同意单干风或什么的,正在滑向修正主义。

 

反修防修就变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感觉的核心焦虑所在。而由于这样的核心焦虑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使得他之前的认识也在这个里面获得了验证,中国是危险的证据。

 

文革前,从64年开始一些革命化措施,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的核心意图都是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免于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是导致文革的毛的政治感演变。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很多具体做法里面,还有毛特定哲学辩证法上的理解。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我那本书里面有篇文章是讲梁漱溟的。梁漱溟就说中国大量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量的当时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

 

那你现在都是小生产阶级,你却在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就觉得你这个不是完全背离了现实吗?而且毛也知道这点,你还这么做。那不疯头了吗。

 

因为梁漱溟到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中共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批评视角,就是毛时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呢,梁漱溟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懂毛的辩证法的思考。

 

毛就说,当然知道中国社会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但他为什么还要说恨不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决的运动。这跟毛的特定辩证法感觉,怎么应用在社会上,应用在政治上,应用在实践上,这个东西有关。

 

辩证法在毛泽东有时候想象的,是说他建立起来了一个特别有效的装置,就说大部分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没有谁可能在那时是一个那么反动的资产阶级,毛通过一定说他是,实际上就是把大家里面没有有形的,没有清晰的一些东西,通过把一个东西说成是就是“是”。他其实建立起来了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可以来自我反观。通过这个装置或者镜像,我们就更容易不光看清自己,也看清别人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在平常也不是特别严重,现在我就说它是一个(特别严重)。平常,某个人有什么习惯,大家就说,诶,他人就那样或是他有那些,其实无碍大局。他现在就要把那些东西说成是决定性的。那些东西就会在自我身上建立起来特别的警醒,别人也在帮助他的时候,特别把那个东西上升到一个高度。这样的话他就会实现变化。

 

我这么说是比较简化,但梁漱溟的批评实在是跟毛是隔的,这是他不理解毛的辩证法。所以呢,毛的辩证法,为什么很多东西这么设计,你要想真正理解他,和特定辩证法感觉有关。

 

而这个汇结为哲学上辩证法的理解所对应的他的关于政治和社会应该怎么去操作,实现一个能加快社会进程,往他希望的方向上变化的这些想法。他又在社会上,又因为毛对社会的看法出了比较大的偏差,这些东西一起导致了他的文革的设计。

 

文革的问题要仔细讲,第一要花很多时间,第二个我的能力不敢说够。那毛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有点惊讶,其实他事后反省不太够。就是你看毛他用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你要掌握社会现实的话一定要调查研究。他的调研方法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和他在49年以前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毛在调研方法里面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大的变化他没有特别认真面对,在之前中共能掌握的东西之外确实是有一个社会现实在那里。那些人也处于特定的状态。所以毛之前的调查方法再加上他的能力就是有效的。

 

但是到这个时期,体制的存在变成最首要的现实了,而且体制里面,毛泽东变成了一个特别首要的现实。别人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他都以这个体制的存在和体制状态作为前提。所以呢,他过去的有效调查研究方法在这时实现没有效果了。而他又没有发展出来怎么突破这个体制限制的模式。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典型就毛的警卫团,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那样。毛的警卫团,由来自两千多个县的人组成的。他要干什么,万一体制出了问题的话,还有人对我讲真实。但实际上在有些状态下,谁敢跟他讲真实。

 

所以毛到这时候就变得,对社会相当地不了解。这个在文革当中表现得特别清楚。我让大家读的材料里,毛反复地说我们不要蒯大富和聶元梓那样的。蒯大富是清华文革领袖,大约是最有名的红卫兵,聶元梓大家知道,是北大的造反派领袖,第一个起来贴大字报的,当时说他的大字报具有什么什么样伟大意义。

 

但是毛说不要那样的,你看文革十六条里面,毛泽东本来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特别期待的。但是到了68年的时候就对这些人非常失望,以后这个失望就一直延续。但是,青年知识分子本身就特别不好吗?还是毛泽东对他们有一个过度的想象。

 

因为毛泽东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想象,我讲一下过程。在1963,大家知道有个人物叫雷锋,那个时候毛向雷锋同志学习,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国需要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要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到了64年,苏联变修问题被看得越来越重,毛这时候就说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我们要培养什么接班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要求的接班人已经不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了。他要求的人像什么呢?你要把周围的人给组织和带动起来,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希望你成为细胞,他这时有点希望这些人成为器官。在这个地方你能独立地思索。

 

但是,文革的时候,你们看毛泽东196711号的两报一刊社论里面,那个是根据19661226日毛生日,他跟当时的那个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谈话,那些人回去写成的。毛就对知识分子有更加的想象,他的想象来自于自己当年的经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起来,后来又下去跟工农结合,结果这些人最后成了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核心的领导人。

 

他就说文革的设计会让这些人创造出来一个比较动乱的时代,他认为这些人其实也会像他们那样,通过文化革命,再跟工农相结合,产生出来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他能主导历史。当历史出了问题时他能把历史扳回来。

 

所以,毛本来对青年知识分子是这样的(想象)。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处的问题状况里面,和他们当年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你还希望人成为那样,你要想办法。你会发现毛是没什么设想的。他只是失望。

 

所以毛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他到最后还跟他说,我本来是支持你们的,但到这时候我就要放弃你们了。那这些人为什么发展得不好呢?就是这些人本身差吗?还是你毛的设想就有问题。

 

还有一个对工人也是,毛反复说工人之间怎么会打起来呢?工人基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觉得这个特别不可思议。但是工人对立和打起来的话,它背后是有一个机制的。如果你希望工人之间不是打起来,而是更起建设性作用,你其实应该做点什么,毛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在那个毛的中央文化革命十六条里面,毛泽东所要依赖的力量是,工人农民解放军。解放军在组织里面先不管,而且那时候解放军在文革中有点另外的政策。工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要批判的是不革命的干部,不革命的知识分子或者反革命的干部知识分子。他是这么界定的,但是你看他对工农的判定其实都是错的。

 

他一方面对小生产者在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不理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文革的设计,以为大家起来,怎么大鸣大放,他的某种辩证法的状态的落实。农民很快就能得到改善,他就设想这个,你就知道毛在那时的社会认识确实是有问题。

 

所以毛泽东围绕辩证法的想法里面,推上去又跟毛的矛盾论的想法有关的一个来设想实践、构想实践的方式。能不能说文革的挫折是他这套想法就一定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也可能他的辩证法理解仍然是对的,但是他的社会判定是错的话,你下去还是不行。

 

所以文革的失败确实有高度的理想主义,特别是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那种想象,但是他实际上做法里面带来了中国大陆社会急剧的问题。我潘晓文章里面也涉及到这个。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我也没能力展开。

 

不管怎么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毛认为中国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已经免除了变修的危险。九大喊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这次让大家读的材料里面有一篇是《在斗争中建设党》,和九大为什么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背后它有一个思考的脉络和对现实的看法。

 

但是,九大的召开和他们当时很多设想,至少到1971林彪问题发生的时候,就让毛知道中国变修的危险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发动而解除。所以我们没有自己后来仔细去对,有一个说法就是林彪问题出现让毛一下子就衰老。因为林彪在文革中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毛占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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