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民族主义与法西斯的历史联系

（五）OUN、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及极右翼

1.从概念上看OUN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争论最多的激进政治现象和概念之一，为了恰当地使用这个术语并避免误解，有必要阐明法西斯主义的内涵，以说明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将OUN确定为一种法西斯现象。Grzegorz Rossoliński-Liebe[21]在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法西斯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他将OUN界定为法西斯主义的三条标准：（1）采用了“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即对政治领导者的个人忠诚，崇拜种族和政治暴力，将大规模暴力视为政治的延伸，并且反民主、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保守主义，符合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军国主义。（2）试图夺权并意图实行法西斯独裁，并计划“重生（palingenesis）”，或在政治和文化上实行激进的民族复兴以防止其“退化”。（3）将法西斯主义跟民族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其他极右翼意识形态（如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区分开来。

2.从概念上看OUN、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与极右翼

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一种工具化和神秘化“过去”以形成民族共同体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由大革命产生的现代政治的一个副产品。此外，它还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发明或采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团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民族主义尤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变得激进起来。根据George Mosse的说法，民族主义成为“为所有法西斯运动提供基础的生命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起和经历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促进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根据Sternhell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在其第一阶段是“民族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综合”。法西斯主义成为民族主义最激进的形式，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与民族主义不同。虽然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受到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但它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程度并不一样。最后，尽管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特别是像OUN这样的组织和运动，它们都把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法西斯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

班杰拉和OUN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但却把OUN视为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国家社会主义者、铁卫团等有关的运动。因此，OUN事实上将根据具体情境而被称为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二者难分彼此。进而，在冷战期间或苏联解体后，那些在文化、精神或情感上与OUN、其领导人和成员或其政治之间，建立起连续性的个人或团体，也将根据具体情境而被称为“民族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激进右翼”或“极右翼”。Grzegorz Rossoliński-Liebe[22]强调“新法西斯主义”是二战后法西斯主义思想和美学的复生[23]。

“法西斯主义”和“激进右翼”或“极右翼”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相同。“激进右翼”也是一个模糊的词。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被用来描述极端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它来指代19世纪末就在欧洲出现的现代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一般来说，“激进右翼”一词比“法西斯主义”更广泛。“法西斯主义”比它有更具体的含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特定的“激进右翼”运动，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试图夺取政权并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小党派或组织[24]。

3.OUN的意识形态基础：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OUN提供了方向，使其成员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在以犯罪或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方式行事时避免良心上的不安。这种激进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是东乌克兰的侨民德米特罗·东佐夫（Dmytro Dontsov），尽管他本人从未正式属于OUN，但他却是统一组织的精神之父。东佐夫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视为欧洲法西斯运动之一。意识形态对东佐夫来说也是一种“世俗宗教”。为了有效，它不应该被污染或被质疑。

东佐夫没有加入该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要与OUN的老成员保持距离，因为他不认为老一代人是他有意创造的“新人”。同样的道理，他对“班杰拉一代”的年轻一代更加热心，鼓励他们与乌克兰传统和现有的乌克兰政党决裂，创建自己的新的革命法西斯运动。许多“班杰拉一代”的乌克兰年轻人追随他。为了他的意识形态目的，东佐夫将尼采、费希特和卢梭等哲学家的著作简化和粗俗化。由于这种哲学色彩，他的文章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但在高中和大学青年中特别受欢迎。在他的意识形态中，东佐夫试图扭转共同或普遍的价值和道德体系。他的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包括浪漫主义、教条主义、狂热主义，也包括非道德性。东佐夫认为，所有能帮助乌克兰人实现乌克兰国家的行为，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是道德的和正确的。因此，他鼓励年轻一代拒绝“普通道德”，接受狂热主义，因为正如他所说，只有狂热主义才能改变历史，使乌克兰人建立国家。顿佐夫的新道德体系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为各种犯罪和暴力辩护，只要它们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或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总的来说，班杰拉一代的思想家从其他欧洲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话语中抄袭了许多思想，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25]。

东佐夫在1922年底开始崇拜法西斯主义。到1926年，他已经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乌克兰语并出版。对东佐夫来说，希特勒是法西斯领导人的理想。这位乌克兰思想家将元首比作耶稣和圣女贞德。1926年东佐夫还出版了《民族主义》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观：在民族构成上，乌克兰民族融合了多种族成分，其中包括最优秀的日耳曼种族。与其他种族相比，日耳曼种族更善于管理国家；在民族文化上，欧洲分为拉丁—德国和莫斯科—亚洲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种族边界的东部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以西属于拉丁—德国、以东属于莫斯科—亚洲世界。未来的乌克兰认同欧洲文明价值观。因此，应与“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沙文主义作斗争”。在民族生存观和道德观上，东措夫指出：“政治的实质是各民族为了生存而进行达尔文式的斗争，民族之间冲突不可避免”，“手段应为目的服务，武力应战胜理性。与其观望，毋宁行动”；“强权是自然法则，扩张是肯定自我生存意志、否定他人生存意志”；“将生命看作高于一切、憎恶强盗的本性、禁止损害他人利益”是普通人的道德观，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必须否定普通人的道德观。关于乌克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东佐夫强调，乌克兰民族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坚决反对乌克兰在波兰和俄国版图内实行联邦制和自治制度[26]。

东佐夫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OUN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在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未来乌克兰国家版图应西起桑河，东到北高加索山脉。在这一区域内不允许俄罗斯、波兰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存在。所有非乌克兰人应当被强制同化、迁移，甚至是武力消灭;在实现民族独立道路上，所有非乌克兰民族以及反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乌克兰人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敌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目标，乌克兰人应当抛弃老一代人的理性和道德，采取“民族主义的铁血”政策[27]。

4.OUN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法西斯特征

（1）领袖原则

根据OUN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国家将由领袖（Vozhd'或Providnyk）代表并服从于他，他将是OUN的首脑。这也是纳粹称之为Führerprinzip的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德国于1939年9月1日袭击波兰之后，老一代人梅利尼克（Mel’nyk）要求为乌克兰国家起草宪法。根据宪法草案，乌克兰国家将基于一个将以民族主义和种族意义定义的国家的极权独裁统治，因此将保证仅对乌克兰人民赋予权利。除了OUN，所有政治团体、政党和其他类似组织都将被禁止。OUN的领袖将是“国家的负责人—国家领袖”，其任职期限将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由该国唯一的合法党和组织OUN控制。在OUN内部，“元首Führerprinzip”的概念是在1939年8月27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上正式提出[28]。

（2）种族主义

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完全一样，OUN希望有一个强大而健康的“乌克兰种族”。乌克兰种族主义思想家认为，乌克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它是由一个特殊的种族居住的，它需要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发展它的所有特征。OUN的种族主义可以追溯到Mikhnovs'kyi的呼吁：“不要和外国女人结婚，因为你的孩子会成为你的敌人”，OUN成员从字面上理解了这一点。乌克兰地理学家Stepan Rudnyts’kyi（1887-1937）是另一位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话语中推广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重要乌克兰知识分子。Rudnyts’kyi与Hrushevs’kyi一起研究乌克兰民族的起源，他将乌克兰“种族”描述为“身材高大，腿长肩宽，肤色浓厚，头发乌黑浓密，卷曲，头圆脸长，眉毛高而宽，眼睛黑，鼻子直，脸的下半部分强烈发达拉长，嘴巴中等，耳朵小。”对乌克兰人进行这种种族主义描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将他们与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区分开来。Rudnyts’kyi说，“乌克兰人与他们的邻居，特别是与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的人种学差异非常明显。”对他来说，一个独立的国家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种族。此外，他还赞扬了优生学，并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使尽可能多的健康的、种族上完全成熟的民族典范能够结婚和繁衍后代。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让生病的或种族上不那么有价值的模范人物这样做。” Rudnyts’kyi的种族主义思想对OUN的意识形态和UPA的种族灭绝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3）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乌克兰民族话语中一直很受欢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一些乌克兰思想家所谴责。东佐夫是其最热心的批评者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被打成了共产主义，并与苏联联系在一起。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开始脱离社会主义，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同时，犹太人越来越被视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1936年7月，许多OUN成员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在斯科利夫市纪念Sich Riflemen，庆祝者之一Petro Mirchuk回忆说，共产主义活动分子扰乱了纪念活动，民族主义者因此杀死了两名共产主义者[29]。

（4）崇拜战争和死亡

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战争和死亡的崇拜，包括坚信政治问题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战争来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建立一个国家，但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相反却可以从此出发得到一切。一方面，每一个被“敌人”或“占领者”杀死的OUN成员都是为乌克兰独立而死的烈士，可以成为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杀死敌人是勇敢的、正确的、英雄的，因为这是为了解放乌克兰。战争和死亡崇拜的主要功能是将暴力融入日常生活，在进行暗杀或抢劫等危险活动时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歌曲《战士进行曲March of the Fighters》说明了OUN对战争、死亡和英雄主义的态度，以及它与“失去乌克兰的痛苦”的关系[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