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临下的救世主 —— 波尔布特政权的错误

换句话说，关键不在于秘藏货币和商品生产，而在于努力发展废除他们的政治和物质条件，而不是仅仅用语言“废除”它们，同时保护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关系。

没什么可失去的

从柬埔寨的经验中可以得出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教训。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其中社会化生产（由无产阶级代表）与私人占有（由资产阶级代表）之间的矛盾驱使和（或）与无数其他矛盾交叉。真正一无所有的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数量不亚于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家。

然而，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和立场，在本国和整个世界，党必须依靠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在任何特定时刻尽可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来打击并最终推翻困着扰绝大多数人的弊病的根源。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必须与受剥削最深的阶级的感情联系起来，努力将其转变为马列毛主义的解放思想。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指的是没有任何其他人，无论怀着最好或最坏的意图，都不能够解放世界劳动人民的事实。结束语 “国际应该是人类”（译注：原词直译如此，《国际歌》通行中文版本萧三版翻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意味着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消灭所有阶级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来解放自己，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己。

党

这让我们回到党的问题。一个党，其存在、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对群众保密，它只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其秘密就是，它是资本主义。

与领导数百万柬埔寨群众建设新社会的任务相比，柬共规模非常小。由于只有约1万4千名党员，且党员人数从解放到1977年底被冻结，因此最多只有一半合作社有党支部。［91］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党和革命运动能掌权，即领导整个社会之前，越南人通过创造迅速胜利的条件“抢劫”了柬共。在中国，解放后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在二十年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场战争中，党受到培养和锻炼，广大群众通过土地革命、革命政权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发生转变。然而，当环境压力强加给他们时，如果柬共不上台，那将是对柬埔寨人民和国际革命利益的背叛。

在没有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推测的情况下，很明显他们的方法必须与现状相反：他们必须特别考虑到革命的始终必要的愿景，即在一个长期过程中，作为共产党人必须战斗，以改造环境，既不屈服于它们，也不忽视它们。例如，根据英蒂迪的抱怨，“我们只控制（在首都的）工厂”，包括波尔布特在内的其他柬共领导人在溃败之后也经常重复——这是一个把城市清空了的党的惊人坦白！

即使情况如此，共产党人的问题也是如何将它解决。苏联共产党主要兴起于大城市，因此在农村面临着类似情况。改变这种情况意味着在调查农民和人民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愿望的基础上，制定具体政策，逐步引导他们前进，同时开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将最先进分子培训为党员。相反，因为柬共试图使用武力强加其观点，就像巫师的学徒一样，它很快就被一个它无法理解、最终也无法控制的客观世界的运作所压倒。

一个向群众保密的政党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党可以在资产阶级意义上领导，以决策和协调他们的实践，但怎么能在共产主义意义上领导，如果不实行群众路线的步骤，反复向人民学习并回过头来教育人民，甚至没有向群众解释其政策、目标和意识形态，赢得他们并以此方式使其路线成为物质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在思想意义上，而且是在物质意义上是阶级政党。这是它与资产阶级类型的密谋革命组织（布朗基主义）的主要区别。党的意识形态和路线必须符合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和利益，但我们所谈论的不仅是一群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男女。如果它不是正在接受共产主义训练的一部分群众运动的自觉表达，那么它能掌握一些正确思想并努力朝着革命方向前进，但它甚至无法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其能够在革命斗争的漩涡中航行，更不用说成功实施这些政策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失去方向。

最后，柬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而不是一个党，不是因为它的大小，而是因为它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写，“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92］

这并不意味着柬共没有社会基础。柬共似乎得到了最贫困的农民，尤其是青年男女和青少年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在父权制的柬埔寨社会中。但是，这个社会基础不是依靠先进分子来赢得人民，而是被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吸引，给予自己特权，凌驾于其他阶层人民之上，而这些人民只不过是独裁统治的对象，之前的统治阶级和被他们所压迫的阶级之间没什么区别。

同样的路线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这是一条“贫农”路线，它不是动员穷苦群众以团结人民，而是试图诉诸他们最狭隘的仇恨和自身利益的的感受，那种列宁描述的“他们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新一代剥削阶级的工具。

柬共写道：“具体而言，我们没有依赖工人的力量。工人是公开的先锋（即，在名义上），但具体事实中，他们并没有成为先锋。实际情况是，（先锋队里——补译）只有农民。因此，我们没有模仿任何人……”［93］下述肯定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的中国以及从那时起发动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非常重视为这项任务（即人民战争——补译）招募和训练无产阶级人员，并进一步依靠无产者来领导广大的农民阶层，通过转变其世界观，帮助他们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农民。柬共绝对缺乏对确定工人阶级的关键部分、培训和招募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趣，［94］而对于采取任何形式培养一部分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通过国际无产阶级发展的立场、方法和路线，柬共同样不感兴趣。

但这并没有使柬共成为一个农民党，尽管它的观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些农民的某些自发倾向相吻合，尤其是一种阶级仇恨，本应成为培养全面阶级意识的大门的。相反，这些情绪被用来反对农民广泛的革命利益。

因为柬共无法用群众路线引导人民，因为它试图引导人们去做的实际上违背他们的利益，所以不难看出为什么他们要对人民实行专政。

毛泽东明确说道：“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95］

柬共可能想要团结人民，因为要是不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掌权。但他们无法团结人民。一方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充耳不闻，无产阶级党能以此领导群众行使政治权力改造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无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性还是巨大的矛盾性都没有任何概念，并且无法区分人民（其长期利益基本是相同的）内部矛盾和与敌人（其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矛盾。人们可以在他们的文件中找到与“群众路线”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提法，“干部走向人民”，需要“倾听人民”，特别是“团结人民”。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并认为他们与在其之前和之后统治的反动派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忽视这一点。重点是他们的路线越来越错误，这条路线不仅仅是错误的思想。它成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因为它符合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反动方式。

当今世界，任何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势力都无法建立对任何社会的统治，所有资本主义逻辑，无论大小，都必然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资本的要求。或许，以其独特的方式，柬共正在建立一种近几十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见的统治，那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成为官僚资本家，通过国家和其他集体形式的剥削压榨农民以榨取剩余，这与对世界市场的基本默认是密切相关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一份关于党史的文件中，柬共认为，虽然学习外国政党的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党在学习和模仿国外经验方面也有许多坏的经历。这种学习，对于党来说，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往往都有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它使我们完全无知；另一方面，它阻碍，甚至有时摧毁了革命运动和党在组织方面的进步。最好不要从国外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96］这主要是对与越南人关系的错误总结，但对毛泽东的中国也是一记耳光。他们不想向任何人学习任何东西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所教的内容。他们拒绝毛泽东的路线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变得更糟。虽然有报道称，在党早期努力寻求正确认识时，有干部学习毛泽东和斯大林，但由于它发展了自己的统一路线，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就少多了。

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可能不喜欢的一件事是它对“民族共产主义”概念的嘲讽。如果党不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就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一次争取到所有人，也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中没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部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无论一个党是在受压迫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革命，它只是整个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世界共产主义。

事实上，对世界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而言，这个国家的解放确实是一场被白白浪费的胜利。

五、柬埔寨的命运

一旦波尔布特政权被推翻，美国支持其剩余军队就没有问题了。在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美国指挥的国际援助帮助维持了柬埔寨西部边境地区丛林和泰国难民营的数千名战士。［97］十年来，美国及其永远忠诚的联合国一直承认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柬共的统一战线，西哈努克仍是其正式的首脑）作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

就像如果没有苏联集团的瓦解，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国际背景没有同样的根本改变的话，美国的援助（以及在联合国的赞助）也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不仅没有进一步利用红色高棉，而且它有一些具体理由采取其它行动。一方面，由于其在各种“人道主义”旗帜下努力通过 B-52粗暴地强加自身利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理由去竭尽所能的篡改印度支那历史，并确实努力把自己描绘成种族灭绝的主要反对者，而不是当今世界种族灭绝的主要罪犯。另一方面，通过要求对剩余的柬共领导人进行审判，美国可以更好地迫使金边现政府服从，其由前东部地区指挥官洪森领导，而这样的审判对他可以是一个麻烦，让他难堪。（他曾被谴责为“高棉身越南心”，现在洪森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越据期间，饥荒继续肆虐柬埔寨。占领者和他们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鼓励农民组建“团结小组”，以维持柬共统治下建造的土制水厂，并追求其部分经济目标。柬共的权力继承者，即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自称是他们所宣称的，成立于1951年的始建柬共的延续。

为了促使西方支持，也许是为了埋葬自己的过去，1981年柬共领导层宣布解散他们的党以支持反对越南的统一战线。

最终他们甚至被西哈努克抛弃了，据称他们曾在他名下战斗。1989年，美国斡旋了由亲美势力和新成立的亲越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西哈努克再次成为国王和国家元首。他的儿子拉那烈亲王似乎并没有得到他父亲的支持，在上世纪90年代末洪森发动政变推翻他之前，他曾与洪森争权多年。

红色高棉的命运同国外对他们的反动支持一起逐渐衰微。他们维持了几千名士兵，似乎得到了一些群众支持。但最终，他们最多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反叛者，最坏也不过是土匪。他们通过在泰国走私鸦片、宝石和非法砍伐的硬木为生。如果没有反动的泰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几乎会消失。然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与洪森达成协议。作为支持洪森的回报，他允许他们一定程度上重新抬头甚至掌握一些政治权力，这次他们在洪森对柬埔寨反动的“维稳”行动中充当他不发声的盟友。英萨利于 1996 年投降并获得皇家赦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乔森潘（民主柬埔寨的第二任国家元首）和党委副书记农谢以及许多还活着的在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随之投降，他们曾组成波尔布特的干部和支持者最初的核心。

边境小镇拜林（马德望西部，在旧的西北地区）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他们的封地，就像大部分柬埔寨省份由当地军阀统治一样。在他被中央政府委任之前，该地区的区长是一位红色高棉最高军事指挥官。副区长是英萨利的儿子。该地区的士兵和警察是前红色高棉士兵。他们以前的单位和指挥结构完好无损，但现在这 2 千人穿着新的政府制服而不是黑色松布衣。现在许多骑着本田摩托飞驰的人倒都成了前游击队员。前柬共领导层控制着庞大的走私和“合法”商业活动，他们的城市拜林拥有凯撒国际赌场（旨在吸引泰国商人），数十家卖淫场所，一家银行和无数卡拉 OK 酒吧，为前游击队员服务。英萨利和乔森潘居住在俯瞰城市的戒备森严的别墅中。98 波尔布特在被他以前的同志判处屋中软禁的无期徒刑后，很快于 1998 年 4 月去世。他们邀请了一位西方记者在他去世前简要采访他，这基本上是一个“拍照的机会”，以证明他们已与他脱离关系。在致其被捕的内部斗争中，波尔布特命令杀害了党的军事领导人及其 14 名家人（波尔布特后来解释说，杀害宋先的尚在襁褓中的孙子是无意的）。丛林中最后一位有历史意义的柬共领导人，西南地区的负责人达莫，推翻了波尔布特，试图在 1999 年自己谈判投降，却遭到逮捕。他等候着审判，尽管由谁审判他仍是美国和洪森之间争论的焦点。那么，我们只能公正地问一下：重新落入西方控制的十年里，

西方对柬埔寨做了什么？

柬埔寨的“工业化”应该是这种局势的积极一面。截至 1999 年 1 月，共有 110 家法律认可的服装工厂，雇有7万2千名工人，还有39家工厂（11万个新工作岗位）获批准即将开业。美国和欧盟政策允许柬埔寨产品以较低的关税进入其国内市场。但资本当然是西方的：西方从中获利，柬埔寨人受苦。在蓬勃发展的服装行业，在每周工作48小时的情况下，许多工人的工资最近从每月40美元减少到30美元。即使每小时收入80美分的薪水较高的工人，也被削减至50美分。

柬埔寨仍然看起来很难拥有自己的货币；工人的工资用美元支付。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严重打击了柬埔寨，因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货币对美元的贬值，使该国在最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中落后。

该国另一个主要“产业”和更大的雇主是卖淫：当地和外国剥削者猎取成千上万的卖淫者，大多是失业的年轻女性和农村男性。估计高达 60 万，其中一半是艾滋病阳性。柬埔寨是亚洲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85％人口（目前柬埔寨总人口 1140 万）仍然生活在农村，由于帝国主义控制的媒体极少关注，他们的情况更难从国外看到。现在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一个曾农民能从一英亩水域中捕捞数吨鱼的国家，鱼类却已濒临灭绝。由于西方奢侈品市场无限制的伐木业务，该国广阔的中央湖泊——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水体——金边湖正在淤塞。据报道，该国的森林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被砍伐殆尽。湖畔的赌场正在挤压余下的渔村和鱼类繁殖地。救援机构警告大规模饥荒的威胁。

柬埔寨简直成了帝国主义的垃圾堆，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允许入内的剧毒废物运送到其境内。最近，由于西哈努克市西南部港口（曾用于卸下中国提供给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武器）附近的一个巨大垃圾场发生骚乱以抗议多名工人的死亡，情况的严重性迫使西方媒体注意。

情况可以这样总结：由于美国入侵和随后的战争，柬埔寨的残疾人和截肢者比例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该国仍然没有真正的医疗系统。美国轰炸摧毁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从未得到重建。水稻收成从未恢复。该国一半的儿童正在挨饿或长期营养不良，儿童在出生时和五岁以前的死亡率是世界最高的。也可以这样总结：该国政治上在联合国指导下，经济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投资直接和间接地受到美国和欧洲控制，其政府是过去半个世纪统治柬埔寨的每个政党的亲帝国主义的联盟。当然，没有人会称这为种族灭绝或要求审判。这只是帝国主义下的日常生活。

尾注

［1］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在普遍削减研究经费时却为“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数字之一是由该领域的主要学者本·基尔南（Ben Kiernan）得出的，他曾支持越南，现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耶鲁大学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从对柬埔寨1975年人口的估计值中扣除了对其1979年人口的某些估计值，并得出民主柬埔寨政府期间有150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死刑。但这些数字很成问题。那是战争年代，这些数字不是通过数人头得出的；此外，1975年前亲美的柬埔寨政府和1979年后亲越南的政府有理由向上（第一种情况）和向下（第二种情况）夸大。甚至民柬政府在不同时期给出的数据也是相互矛盾的。基尔南武断的决定接受私人研究员的未经证实（也未发表）的数字。使用中情局统计数据的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将因所有原因死亡的人数定为80万。参见本·基尔南《: 波尔布特政权》（The Pol Pot Regim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第457页；这里也引用和讨论维克里的观点。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柬共领导人达莫告诉《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7年10月23日):“波尔布特显然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我不同意美国的数百万人死亡的数字。但是数十万人，是有的。”

我们不接受通过声称其他人罪行更大而试图开脱一组罪行的反动方法。但即使从这些方面看——谋杀掉的绝对人数——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罪犯。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血腥的罪行之一。美国及其盟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数量是整个二战的三倍。他们至少杀死了200万越南人，并在该国造成1000万难民。在柬埔寨，美国于1970年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然后派遣部队。B-52地毯式轰炸三年多来几乎没有中断过。50万吨炸药和凝固汽油弹摧毁了农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饥荒。那场战争杀死了100万柬埔寨人。然而，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项目并未将此考虑为其任务的一部分。

［2］最初认为柬共是毛主义的观点来自苏维埃（Vladimir Simonov，《柬埔寨：毛主义者及其路线的罪行》（Kampuchea: Crimes of Maoists and Their Route） [Novosti，1979]）。显而易见，他们的动机是通过联系二者来抹黑毛主义和毛泽东中国。苏联曾经拒绝与美国安插的朗诺政权断绝关系。

［3］倾向于将柬共描绘成毛主义者的基尔南也承认道：“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英萨利、宋先、乔森潘，还是柬共央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在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对其表示支持。” （《波尔布特政权》，127页。）另一位著名学者写道：“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柬埔寨党在1965年至1971年与中国的激进派有联系。” （Timothy Carney，《意外的胜利》（”Unexpected Victory”），收录于卡尔·D·杰克逊（Karl D. Jackson）主编的《柬埔寨 1975—1978：与死亡会》（Cambodia 1975-1978:Rendezvous with Death）[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24页。

［4］访谈由基尔南引用，《波尔布特政权》，148页。

［5］“党史注释摘要”（Summary of Annotated Party History），柬共东部地区文件，收录于杰克逊，264页。

［6］事实是这样的：“1967年末，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东北部的丛林开办了一所柬共培训学校。在九天的政治讲座中，他很少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他有一次评论道。” （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页127，引用了这所学校的一位参加者的访谈。）

1975年6月，波尔布特上台后，秘密访问了河内和北京，有些人称他与毛泽东会过面。我们对这次所谓的会见一无所知。（译注：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波尔布特等人，此事《毛泽东年谱》无载，可靠的会谈摘录来自《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丹童文章《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2018年宋永毅主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据称是收集自各大学图书馆机密档案）收入了《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此后，中国向民主柬埔寨提供了广泛的经济（但不是军事）援助。

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时，民主柬埔寨要求进行为期五天的哀悼。刚刚担任总理的波尔布特发表了广播讲话，将毛泽东描述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来最杰出的导师”。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封通信里赞扬文革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革命司令部”。（肯尼斯·奎因（Kenneth Quinn），《解释恐怖》（”Explaining the Terror”），收录于杰克逊， 219-221页；或见于贝克尔（Becker），277-278页。（Becker 应是 Elizabeth Becker，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此处可能是其著作 When the war was over: Cambodia and the Khmer Rouge revolution）——译注）

基尔南引用二手来源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激烈斗争的那一年，柬共领导人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敌意，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同志和继承人，他们在1977年被捕（译注：原文如此。）

标志着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政变。（《波尔布特政权》，155-156页。）然而，这些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记录或明确的政治内容，因此不能用来支撑严肃的分析。一些作家试图将波尔布特政权与“四人帮”（尤其是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基于柬共的政策与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存在所谓的相似之处；我们将通过考察和比较这些政策来反驳这一说法。

毫无疑问的是：邓小平政变之后，当他还试图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样子，想从那些寄望于毛主义中国的各国共产党那里争取支持时，波尔布特和其他柬共领导人来到北京，他在机场拥抱了邓小平。

波尔布特发表了演讲，首次公开披露了柬共的存在。当谈到党的历史时，他说：“我们也借鉴了世界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我们革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奎因，收录于杰克逊，219-220页。）但是，这只是援引毛泽东以与他遗产的背叛者携手合作。演讲通过中国电台播出，但未在柬埔寨转播。

［7］美国或越南获取的大多数柬共文件仅以高棉语书写，即使被翻译过的文件通常也不易获得。许多广播讲话（民主柬埔寨的主要大众媒体）由美国政府对外广播情报处录制和翻译。在涉及这两种来源时，我们援引了一手研究者。除了之前引用的杰克逊书中发表的四篇完整的柬共文件外，最全面和最容易获得的英语版柬共文件集是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本·基尔南和钱索·布阿（Chanthou Boua）编辑和翻译的，《波尔布特计划未来：1976年至1977年民主柬埔寨的机密领导文件》（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Confidential Leadership Documents from DemocraticKampuchea, 1976-1977）（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专著 33，1988），可以用邮件从耶鲁大学出版社订购，邮政信箱208206，纽黑文，CT06520?8206，美国。部分可以从耶鲁大学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项目网站 http://www.yale.edu/cgp 下载。

［8］引自伊丽莎白·贝克尔，《当战争结束》（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社，1986），345页。关于这点，也可见大卫·钱德勒，《柬埔寨历史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48页。

［9］引自钱德勒，87页。

［10］贝克尔，97页。

［11］“党史注释摘要”，收录于杰克逊， 257页。

［12］通常，西哈努克将国有化的美国企业交到他的亲信手中。柬埔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转移到法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受邀对柬埔寨进行热情的国事访问。

［13］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从越南人角度报道战争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并且对越南劳动党的思想有所了解，他写道，1967年，有人要求他写一篇关于“针对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即将发动”的文章，但他拒绝了。“在当时说柬埔寨处于‘革命形势’是荒谬的。”（威尔弗雷德·伯切特，《在街垒》（At the Barricades）（伦敦，1979），324页。）

［14］1977年波尔布特演讲，被钱德勒引用， 166-167页。

［15］《柬埔寨共产党历史》（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据称由英萨利于1974年发行的油印文件，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如何上台》（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Verso/New Left Books，1985），250-251 页。

［16］贝克尔，148页。

［17］引自钱德勒，224页。

［18］美国飞行员未经事先许可就可以轰炸或扫射任何可疑的敌方目标的区域，这基本上意味着所有的人、动物、房屋和田野都在政府控制区域之外。

［19］民主柬埔寨政府，《黑皮书——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吞并行为的事实和证据》（Black Paper – Facts and Evidences of the Acts of Aggression and Annexation of Vietnam Against Kampuchea, 1978）。

［20］“最后计划”（ “The Last Plan”），收录于杰克逊，301页。

［21］基尔南，《波尔布特如何上台》，362页。

［22］《革命旗帜》（Tung Padevat），1975年8月，由 T.M.Carney 翻译，由基尔南引用，《波尔布特如何上台》，于368-369页。

［23］1978年9月波尔布特演讲，被贝克尔引用，162-163页。

［24］采访戴恩·蒲拉西斯（Thiounn Prasith），由贝克尔引用，253页。

［25］对于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请参阅“越南：革命的流产”（ “Vietnam: Miscarriage of the Revolution”），《革命》（Revolution，美革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卷4，号7-8，1979年7 月/8月。

［26］钱德勒，234页。

［27］蒂莫西·卡尼，“权力的组织”（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收录于杰克逊，35页。

［28］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163页。

［29］由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S·赫尔曼引用于《大灾变后：战后印度支那和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建》（After the Cataclysm: Postwar Indo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Ideology，SouthEnd Press，1979），161页。

［30］1975年8月26日大使馆航邮代电文件，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92页。

［31］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96页。

［32］二者同引自钱德勒，240页。

［33］《革命旗帜》，1975年8月，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94页。《革命旗帜》原文中表示强调。

［34］柬埔寨虽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在战争期间和其后也得到了中国的重要援助。（解放后不到一周，中国首批食品供应到达。到9月中旬，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无息经济援助，其中包括20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这是中国给予任何一个国家援助最大的一次。）数据来自《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引文来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129页。

［35］访谈由基尔南引用，于《波尔布特政权》，148页。

［36］柬共文件“检查控制”（ “Examine the Control”），由基尔南引用，《波尔布特政权》，147页。

［37］“提高无产阶级阶级的意识，使之尽可能地锐利和坚强”（”Sharp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n Class to Be as Keen and Strong as Possible”），《革命旗帜》，收录于杰克逊，271-279页。

［38］“关于控制和实施党的民族民主阵线集会政治路线”（”On the Contro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Line of Gathering Forces for the Party’s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1975年9月22日，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16页。

［39］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458页。

［40］“提高意识”，278页。

［41］见“注意推进壮大建设党和人民集体力量的工作”，收录于杰克逊，尤其是296页。

［42］这种对在柬埔寨生活了几代的越南族人的描述，就像许多柬埔寨人在越南生活一样，可能是从朗诺的法西斯宣传中获取的，但实际上它来自民柬政府的“黑皮书”。

［43］贝克尔，262-263页。

［44］“共产党宣言”，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读者》，罗伯特·塔克编（W·W·诺顿公司，1972），337页。

［45］“检查控制”，引自基尔南，《波尔布特政权》，98-99页。

［46］字面上的意思。该计划和相关政治文件收于《波尔布特计划未来》。

［47］见“古巴政治经济学笔记”（”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ba”），《获得整个世界》（A World To Win），号14和15（1990/1991）。

［48］“代表党组织的同志在区域会议上的领导意见的摘录”，《波尔布特计划未来》，25页。请注意，该计划已在党内讨论了一段时间，尽管党的存在仍是秘密。

［49］采访英蒂迪，贝克尔，247页。

［50］“根据1976年的一般政治任务，党中央的活动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197页。

［51］同上，188页。

［52］同上，206页。

［53］同上，182页。

［5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选读》（外语出版社，1971），399页。

［55］“报告”，《波尔布特计划未来》，205页。

［56］同上，207页。

［57］同上，184-185页。

［58］贝克尔采访，247页。

［59］贝克尔采访，245页。

［60］苏菲姆已经清除了自越南回国的柬埔寨人，这与指责他只是一个越南人简单的工具的说法相反（？（原文如此——译注）），但是东部地区和党中央之间关于如何处理越南的问题似乎存在争议。

［61］应指出的是，本文件的结论是，鉴于党内这些“隐藏的敌人”和“网络”，它的存在应该保密。“敌人也希望我们出现，以便他们能够清楚地观察我们，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长期目标。党的公开带来了保卫领导人的问题。回到9月和10月，我们曾经也想过公开，但从那时起文件表明，敌人试图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打败我们……”结论是“推迟我们公开党存在的决定”。揭示党的存在会危及其领导人的论点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此时波尔布特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人现已被公开认定正在运作政府。他们会是共产主义者以及党自己的存在，都是秘密。

［62］贝克尔采访，275页。

［63］查尔斯·H·特文宁，“经济”（ “The Economy”），收录于杰克逊，145页。

［64］贝克尔采访，275页。

［65］“杜赫”在1992年成为一名再生的基督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联合国和柬埔寨西部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工作。1999年5月，他和《远东经济评论》作家纳特·塞耶（Nat Thayer）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5月13日。）。

［66］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选集》，卷5（外语出版社，1977），46页。

［67］“党史注释摘要”，收录于杰克逊，于251页及之后的页内 。

［68］《波尔布特计划未来》，4页。

［69］其中有一些战术问题。中国鼓励西哈努克对美国采取行动并没有错，特别是在西哈努克确实为反帝国主义战争提供具体援助的情况下。在解放之前和解放时期，中国也向柬共提供了援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向柬共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遵循中国的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柬共自己后来认为，在那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它将政治火力集中在西哈努克的总理朗诺及其政变准备上，而非亲王本人。（《黑皮书》）

［70］“简略课程”（”Abbreviated Lessons”），《波尔布特计划未来》，220页。

［71］纳特·塞耶，《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10月23日。

［72］“注意推进壮大建设党和人民集体力量的工作”，收录于杰克逊，296页。

［73］英国广播公司记录，由基尔南引用，于《波尔布特政权》，393-394页。

［74］贝克尔，431-432页。

［75］引自贝克尔，440页。

［7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读者》，罗伯特·塔克编（W·W·诺顿公司，1972），页335-62。

［77］《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Keralam,，印度，1998），35页。

［78］“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 “The Party’s Four Year Plan to Build Socialism in All Fields”），《波尔布特计划未来》，46页。

［79］“党的四年计划”，45页。

［8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