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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疑古思潮与夏代的沦陷

2022-7-5 23:00|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34959| 评论: 2|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近二十年来国家以巨量投入进行的“探源工程”,不仅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不敢以同等标准对比中西文明,搞自我矮化的双标,而且把本来原生的中华文明贬低成次生文明来考察,割裂了文明标志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西方列强蛊惑“中国文明西来说”毁灭中国传统史
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达到登峰造极。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对非西方民族强行殖民统治,从一开始就刻意实行了抢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为此制造“基督徒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诸土著民族”的“西方中心论”(Stavrianos 1970),极力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历史来取代非西方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垄断非西方国文明史的解释权,把一切学者置于其要成名就必须崇信西方双重标准的规则之下,诱使非西方民族的学者来毁灭自己民族的历史,西化自己的传统文化。
早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就开始散布贯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如著名传教士汤若望(1634-40)传布:“古埃及人一路东迁,将文明散播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位于远东,所以欧亚非大路上,中华文明出现最晚。”德国传教士基尔什尔(1667)传布:“诺亚子孙来到中国,将先进的文明和文字等传播给中国土著。”法国汉学家德经(1758)发表《中国为埃及殖民说》:“古埃及征服了中国,由此取代了中国原住民,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法国汉学家 Guignès (1761) 宣称:“中国人本来就来自埃及。” 英国学者Colquhoun (1885) 断言: “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黄帝,是从巴比伦移民过来的。”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94)发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说:“两河流域的国王就是黄帝,翻越昆仑山后来到中国,建立了中华文明。”法国东方学家 Lacouprie (1894) 煞有介事地说: “所有调查的案例表明,中国文化都是从外引进的结果,并且无一是自主发展起来的。”
把西方考古学传到中国的西方学者,进而用“考古学证明”来散布“中国文明西来说”。如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 )于1921年在中国河南仰韶村发现第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后,他 (1923) 宣布:“这个遗址的彩陶和磨制石镰都是从西亚传来的。”“具有与生产这种彩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同是瑞典人的汉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陶文化之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入的”。日本的滨田耕作(1930)也跟着说:“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陶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是说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美国的毕士博(Bishop, 1939)甚至说:“中国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不是来自近东,就是来自印度。……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二.西方和日寇诱使国人掀“疑古思潮”灭中国传统史于诗经之后
在西方基督教和学术传入中国几百年后仍无法颠倒中国人民历史记忆的局势下,作为东方最早西化国家的日本学者,祭起“灭华先灭其史”的魔道(章太炎 1910), 蓄谋为疑古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埋下祸根,把西人的“西来说”用来制造侵华舆论。日寇发动甲午战争的前3年,日人那珂通世于1890年抛出全面贬损中国史的《支那通史》,其学生白鸟库吉于1908年著文首提:“禹治洪水之事不合常理,属后人杜撰”,此说由留日学生钱玄同传到中国,顾颉纲随之(1923)予以传教“禹最早可能是铸于九鼎上的一种虫子形象”, 示范这套魔道的时尚效应,以“投下一枚炸弹”之势,在中国掀起了赶西化时髦的疑古思潮。
鉴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第一王朝之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西方中心论者按其预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模式,将其作为颠覆中华文明史之连环追杀战略的突破口,对准日寇学者既定的首战目标,指使其买办们在国内打响否定夏禹的第一炮,用“耸人听闻’的谣言鼓噪起疑古思潮, 来虚化、矮化国人熟知的传统史,使历代圣人代表的社会正义遭到亵渎、公众传统的爱国意识被解构成民族失败主义、民众传承的文化自信被误导成民族悲观主义, 同胡适造的降日舆论一起有力地配合了日寇侵华战争。
夏史是疑古思潮泛滥的重灾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落在夏史学上的重灾也竟然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疑古学思潮泛滥,在西方列强和日寇侵略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危急之中,开辟“灭华先灭其史”战线,配合了侵略者加速其亡中国、灭华种的殖民化、西化步伐。顾颉刚一声“大禹是条虫”的号令下,胡适以其指定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为目标,发起了全盘西化运动,鼓动当时主流学界成名学者齐上阵,对中国古籍做“每辨必伪,逢书必假”的考辨,全盘否定了诗经以前的古史体系(刘重来 1999,晁福林 1999),其中对夏史的否定更是首当其冲。顾颉刚一生致力于否定夏朝,至死也没放弃对“禹”的怀疑,还认定:“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
疑古思潮的本质刚开始发难便被当时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10)所看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有意贬低中国文化,为自身正名之心机”;并指出“古史辨派步日本史学界后尘,信缪作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盲目质疑,既是破坏传统历史,动摇民族自信心之自毁城墙的魔道”,也是 “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亡国灭史的愚妄之举”。他揭穿了他们的所谓“疑古”:“疑古未尝不可,但须有疑根……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也。”在章大师的义正严辞之下,古史辨派三巨头顾、胡、钱,理屈词穷,只得一边沉默以对,一边揣着明白装糊涂地“疑古”到底。
这百多年的“疑古”后果,也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而是在考古发掘材料还未得到系统研究和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一大半没被确识的情况下,违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血的教训,对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不加调查、不加验证地彻底否定,毫无学术或科学可言,何来“当代之学问”?其结果只是,西方列强日寇如愿以偿,其买办们得到了所求的名利,可中国古史、首先是夏史却被冤枉成了“伪史”。
更严重的是,日本学阀对大禹的的诬陷本身是日寇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的鸦片,只要不肃清其毒素,就有国民中毒而成为文化上的伪军,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胜利70多年来精日份子还层出不穷的毒根。近十年来,日寇正是通过这些文化伪军发射毒教材、毒讲课、毒作品,对准中国的下一代开展和平演变的持久战, 妄图从头实现其原定的亡中国、灭华夏的目标。
对历史上享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夏史,只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以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视野,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职业操守,靠独立自主、毫无奴颜媚骨地追求历史之真善美的执着,才能客观、全面、辩证地系统分析、综合考证其新旧史料;做客观、公允和科学的研究。这本身是对研究者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及其研究成果品质的严格考验。幸好,毛泽东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崇洋媚外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唐兰、苏秉琦、夏鼐、邹衡、张政烺、李学勤为代表,在考古发掘工作空前大发展、考古材料富集到成为世界考古大国的优厚条件下,在王国维用甲骨卜辞对证《殷本纪》而证实商王朝存在的基础上,进而以考古材料、特别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材料与有关古籍记载相对证,取得了由先商文化探索夏文化与夏史的丰硕成果,带头走出疑古时代,恢复学界对古籍记载可靠性的信心,并明确指出:“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据此断言,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后起之秀推动夏史研究起步走向回归夏朝之路。可惜,这样的好景未能继续下来。
三.西方诱使国人搞“见物不见文”的考古断绝中国重建信史之路
第二次疑古思潮,在西方列强乘改开之机将其霸权方式转变成以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为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中心主义势力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转变成以全面开展虚无主义渗透的攻势下,近几十年来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阵阵腥风恶狼,汹涌到考古学和历史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每个角落,重新开辟出了“灭华先灭其史”的战线, 把西方的原罪论用来对中国的一切进行全面彻底的否定,从否定革命及其领袖到否定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到否定历史、民族以至人种的种种歪理邪说,随腐败势力一起东山再起,与西方妖魔化中国现实和历史、鼓吹“普世价值”的舆论相接轨,炮制“夏代是杜撰的”、“占星术为中国天学真原”﹑“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我们文字出现相对较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等新弥天大谎,创下了疑古谎言史的新记录。那些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的“西来说”,如中国文明“埃及来源”说、“巴比伦来源”说、“地中海文明来源”说、“三星堆域外文明、外星文明”说、青铜至丝绸之路“来自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等等,纷纷改头换面成“创新成果”,登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各种舆论平台而成为时髦。灌输西方中心论的教材和学术泛滥,对毛泽东时代传来的唯物史观教材和学术资料反复大扫荡直至其边缘化,“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的古代文献可信性”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成果遭反攻倒算,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考古学和史学队伍遭封锁摧残。上次疑古思潮成灾尚只彻底否定了传统古史体系、还让学界寄希望于“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是考古学”,而这次疑古潮则进而以对考古发现的甲骨文以前文字的彻底否定,断绝了重建信史仅存的这一线希望。
这次疑古潮对中国考古学建设和古史重建的颠覆性在于:1.上次只否定古籍记载的古史体系,而这次还否定考古材料中文字证据所能最终证实的整个商代晚期以前的古史体系;上次的代表人物只说“夏代史迹无文字”,而作为这次疑古思潮领军人物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声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2.上次只否定古人,而这次(2012,2020)连其前任考古所长夏鼐(1985)以唯物史观对文明标志的定义和当代史家李学勤(1999)对这个定义的重申及其普适性证明也一概抛弃,且否定广大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先秦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字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无视广大考古学者发现的公元前4700年以降中国各地遗址出土的铜器、冶铜遗迹及其研究成果,而以公元1300年(中国元朝时期)才次生出来仅存在300年的印加文明作标杆,“重新定义”出一套“四个特征”(出现分工、王权、城市和国家) 的文明标准。3.上次只限于思潮,而这次用这套“四特征”标准为政策方针来指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幸亏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取得了考古发掘的显著成绩,但其实施近二十年来给考古研究造成严重问题:
1. 在这“四个特征”文明标准的指挥下,近二十年来国家以巨量投入进行的“探源工程”,不仅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不敢以同等标准对比中西文明,搞自我矮化的双标,而且把本来原生的中华文明贬低成次生文明来考察,割裂了文明标志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永远无法达到前辈考古学家李济(1990)提出的重建中国古史的“三个联系”(考古材料本身联系、与传统中国史实联系和与整个人类史联系)的目标。
如此按这“四特征”标准搞“探源”的两个典型:一是把延续1000多年已有文字和冶金术、因晚期宗教等非生产劳动支出过多而衰亡的良渚文化,打扮成没有文字和冶金术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二是把为期300年的二里头遗址,打扮成“最早中国”, 二者都没有族属从而没有具体文化主体,且短命而残缺不全。你这样降低了标准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既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也不衔夏代,西方权威们当然会认可。因你自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不就是在迎合他们鼓噪的“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谬论?不就是在颠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夏的记载是可信的”结论(李伯谦 2021) ? 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且不衔夏代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吗?替代了夏代的“最早中国”,还是最早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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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deng2020 2022-7-7 10:28
谢谢编辑改得好
引用 redchina 2022-7-6 00:55
标题是编辑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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