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第二次疑古思潮

三．西方诱使国人搞“见物不见文”的考古断绝中国重建信史之路

第二次疑古思潮，在西方列强乘改开之机将其霸权方式转变成以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为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中心主义势力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转变成以全面开展虚无主义渗透的攻势下，近几十年来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阵阵腥风恶狼，汹涌到考古学和历史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每个角落，重新开辟出了“灭华先灭其史”的战线, 把西方的原罪论用来对中国的一切进行全面彻底的否定，从否定革命及其领袖到否定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到否定历史、民族以至人种的种种歪理邪说，随腐败势力一起东山再起，与西方妖魔化中国现实和历史、鼓吹“普世价值”的舆论相接轨，炮制“夏代是杜撰的”、“占星术为中国天学真原”﹑“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我们文字出现相对较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等新弥天大谎，创下了疑古谎言史的新记录。那些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的“西来说”，如中国文明“埃及来源”说、“巴比伦来源”说、“地中海文明来源”说、“三星堆域外文明、外星文明”说、青铜至丝绸之路“来自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等等，纷纷改头换面成“创新成果”，登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各种舆论平台而成为时髦。灌输西方中心论的教材和学术泛滥，对毛泽东时代传来的唯物史观教材和学术资料反复大扫荡直至其边缘化，“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的古代文献可信性”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成果遭反攻倒算，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考古学和史学队伍遭封锁摧残。上次疑古思潮成灾尚只彻底否定了传统古史体系、还让学界寄希望于“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是考古学”，而这次疑古潮则进而以对考古发现的甲骨文以前文字的彻底否定，断绝了重建信史仅存的这一线希望。

这次疑古潮对中国考古学建设和古史重建的颠覆性在于：1.上次只否定古籍记载的古史体系，而这次还否定考古材料中文字证据所能最终证实的整个商代晚期以前的古史体系；上次的代表人物只说“夏代史迹无文字”，而作为这次疑古思潮领军人物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声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2.上次只否定古人，而这次（2012，2020）连其前任考古所长夏鼐（1985）以唯物史观对文明标志的定义和当代史家李学勤（1999）对这个定义的重申及其普适性证明也一概抛弃，且否定广大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先秦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字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无视广大考古学者发现的公元前4700年以降中国各地遗址出土的铜器、冶铜遗迹及其研究成果，而以公元1300年(中国元朝时期)才次生出来仅存在300年的印加文明作标杆，“重新定义”出一套“四个特征”(出现分工、王权、城市和国家) 的文明标准。3.上次只限于思潮，而这次用这套“四特征”标准为政策方针来指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幸亏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取得了考古发掘的显著成绩，但其实施近二十年来给考古研究造成严重问题：

1.  在这“四个特征”文明标准的指挥下，近二十年来国家以巨量投入进行的“探源工程”，不仅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不敢以同等标准对比中西文明，搞自我矮化的双标，而且把本来原生的中华文明贬低成次生文明来考察，割裂了文明标志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永远无法达到前辈考古学家李济（1990）提出的重建中国古史的“三个联系”（考古材料本身联系、与传统中国史实联系和与整个人类史联系）的目标。

如此按这“四特征”标准搞“探源”的两个典型：一是把延续1000多年已有文字和冶金术、因晚期宗教等非生产劳动支出过多而衰亡的良渚文化，打扮成没有文字和冶金术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二是把为期300年的二里头遗址，打扮成“最早中国”, 二者都没有族属从而没有具体文化主体，且短命而残缺不全。你这样降低了标准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既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也不衔夏代，西方权威们当然会认可。因你自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不就是在迎合他们鼓噪的“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谬论？不就是在颠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夏的记载是可信的”结论（李伯谦 2021) ？ 没有文字和冶金术且不衔夏代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还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吗？替代了夏代的“最早中国”，还是最早中国吗？

2.  这“四特征”标准指挥下的文明探源研究，不把文字作文明标志，势必使先秦文化遗存中的文字材料被无视，这实际上把疑古学者对夏文化遗存文字的否定，有领导、有组织、有目标地扩大到否定所有殷商以前文化遗存中的文字。这样专注于按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做物质文化考古，忽视了包括出土文字材料在内的精神文化考古，限制了正本清源、论证中华文明的正统性，而为考古小白们发挥其想象力提供了无限空间，使许多先秦遗址物质文化的主体无法确定，而陷于众说纷云、争论不休之中。由此，年年发掘出的重大先秦考古发现几乎都出现了这样两级分化的局面：一极是以物质文化的富贵让世界为之惊震、全国考古热涌现；另一极是以精神文化的贫穷为“西来说”、“妖魔史学”、“虚无史学”的乘虚而入大开方便之门。正是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这些效果，检验了你提出 “四特征”标准的动机。你的动机真是你标榜的那样，那你为何一再捏造“没发现文字”（2022），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在抹煞新中国70多年来文字考古工作的成就？是在虚化“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有文字的文明”（刘风君 2022）？没有文字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还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吗？

3.  在这“四特征”标准的指挥下，各地先秦遗址在发掘中就被先入为主的认定“没有发现文字”，把能识别其文化主体的文字证据排除在科研和公众的视野之外，导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先秦遗址考古研究，严重脱离中国先秦文化遗存的实际，而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背道而驰，以致二里头遗址考古六十年后，该遗址考古队队长（2020）竟结论:“夏朝是否存在无法证明”。一旦夏文化考古被这样坑入疑古陷阱，由夏代向前追溯到五帝、三皇时代的道路也就被断绝。本来中国最富有的出土文字材料为炎黄子孙回归书（图画文字）契（数字组合文字）进化成甲骨文、金文直至汉文及其中记事的万年史准备了最优越的条件（详见本书系第一卷四册），但这套把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贬为“桎梏”而取而代之的“四特征”标准，却成了束缚炎黄子孙利用这些条件重建信史的最大桎梏。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展中国考古事业的努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发掘了一系列世界顶级遗址，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世界顶级文物，这些本是中华祖先留下的无比宝贵的遗产，本来可建成一系列向世界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万起步一路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数据库。但是，在这“四特征”标准指挥下，这些遗址不仅沦为桩桩历史悬案，而且成为西方中心论者虚化、矮化和妖魔化中华文明的“证据”。如此适应西方列强维系其霸权需要的结果充分暴露：这样“除去文字”搞“中华文明探源”是上了西方中心论的当，让中国人用自己的资源贬损自己祖先的遗产，把本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矮化成只有3400年的商后文明，把本来为首的中国贬低到世界四大古国之末，由他们一直侵占中华文明一路领先发展而早已占领的世界文明制高点。

面对中国古史重建到商晚期的局面，西方列强变换了其霸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一方面鼓噪中华文明“没有文字、冶铜术”，另方面把英国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以商朝晚期为开端作底线，结成把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灭成3400年商后文明的西方话语霸权联合阵线。与此阵线相对接的是，首席专家不仅以其“四特征”取代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掩盖中华文明三要素起源和发展领先西方文明的史实，自我矮化良渚文明来讨西方权威的认可，而且强调（2022）“中华文马探源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 当众撒谎, 隐瞒其中重大遗址出土不少文字的事实；大谈“在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上发表文章”、媚得“西方学者躲不过去”的荣耀, 还照搬西方割裂文化与社会之唯心史观的“社会考古学”，规划未来考古 “走出简单的‘证经补史’,…… 从文化史研究向社会研究转型”（瞭望智库 2022），公然要同新中国考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优良传统对着干; 照搬国内外夏代否定论者“把国内学者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做法”蔑视为“简单化”的伎俩（沈长云 2005），把王国维以来国内广大学者开展古史新证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诬蔑为“简单的证经补史”而弃之，而要“转型”到脱离文化的“社会研究”。这是要把既定的“四特征”考古路线固执下去吗？这能欺上瞒下于一时，还想长此忽悠下去是不行的！西化精英代西方掌控审美标准而炮制毒教材毒害下一代的局面，忽悠十年之余终被公众发现而引起公愤的事实再次表明，让所有民众在所有时候被忽悠是办不到的。须知，当今美西方霸权发起的文明冲突是世界文明史上假、恶、丑与真、善、美斗争的继续，一切迎合西方中心论双标虚化本民族文明和历史以求名利者，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