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7月，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以《马克思反对“从实际出发”吗》的讲座为话题，在线上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腰杆儿”问题。下面是讨论的发言纪要，供大家参考。
赵磊：前几天，我做了《马克思反对“从实际出发”吗》的线上讲座，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关注。现在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敬而远之的，是不以为然的。在今天讨论之前，我想先强调几点。
第一，我们在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为什么相当部分学者和学生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简称“马基本”）？因为他们在意的是能够直接看到的现实的东西。我在武汉大学做《马克思反对“从实际出发”吗》的线上讲座之前，由于担心“马基本”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很多人很难有相应的问题意识，所以想换个题目，比如说讲讲“怎么写论文，怎么选题”之类的能吹糠见米的话题。让我感动的是，主办方还是希望我讲讲《资本论》的方法。
我始终认为，能把“马基本”搞懂，将有助于解决现实中的很多困惑。人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比如，资本红绿灯问题，共同富裕问题，高质量发展问题，就业难问题，为什么很多“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在隔靴搔痒？究其原因，或者是在刻意回避“马基本”，或者是并没有把“马基本”搞懂。第二，武大线上讲座结束之后，在主办方预留的互动过程中，有两位听众的提问比较有代表性。其中一位让我回答有关“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这个提问与我的讲座内容关联性并不大。当时我就想，是不是对“马基本”关心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互动中没有更多人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以此说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臆想。这个提问让我觉得我在武大做的讲座（《马克思反对“从实际出发”吗？》），确实很有必要。我的讲座就是要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但是很遗憾，不知道这位听众是没有听懂？还是不想听懂？或者压根就不认可《资本论》是科学？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臆想”这种固执的偏见中，我再次意识到，《资本论》的方法是很多人质疑其科学性的要害所在。如果不搞清楚《资本论》的方法，人们就很难认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第三，我提出一个问题供同学们思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到底有没有实证依据？
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实证”？我估计，很多学西方经济学的同学认为，劳动价值论压根儿没有经过实证分析。他们甚至会反问：马克思做“回归”了吗？马克思做“计量分析”了吗？马克思做“统计检验”了吗？马克思的数学模型在哪儿？马克思的“样本数据”在哪儿？他们信奉的“宇宙真理”是：没有经过计量分析，它怎么能叫“实证”呢？计量分析中的统计检验当然是一种实证。但是，计量分析仅仅是实证的一种形式。搞笑的是，“实证等于计量”的荒谬定义已经在高校泛滥成灾。对于将“实证分析”等同于“计量分析”的狭隘观念，我已经写了文章批判，不赘述（参：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第四，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有自己的“实证”作依据。都有实证依据，是不是意味着它们都是科学的价值理论？未必。
我在一篇论文中说过，庸俗经济学指责劳动价值论不能“量化”，实际上效用价值论也没有办法“量化”（参：赵磊《“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4期）。有意思的是，西方经济学对自己的“效用价值论”越来越不自信，于是就干脆放弃了“价值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价格理论”（想想那把伟大的叉子：“均衡价格”）。总之，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虽然都有自己的实证依据，但是它们还要不断接受实证或者实践的检验。劳动价值论的实证依据究竟在哪里？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参：赵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何以客观？》，载《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这里我说一下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效用价值论是一种错误的价值理论。然而，效用价值论也不是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也是人们从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归纳、提炼出来的结论。“效用决定价值”这个结论，也是有大量现象层面的“事实”作依据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人们观察和思考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观察和思考的结论是：效用与价值“有关系”。所以，这个理论仍然是从大量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既然效用价值论也是从大量经济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也有自己的实证依据，那么它是不是就一定是科学的呢？否！其中的原因，我已经有专文讨论（参：赵磊《效用价值论批判》，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不赘述。无论是效用价值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它们都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它们都有“从具体到抽象”的实证作依据。但是，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相比，效用价值论的“抽象”仅仅是对价值现象层面的某种共性做了抽象，而并未科学地抽象出价值的“实体”，更别说能抽象出价值的本质了。换言之，虽然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实证，但未必都能得出科学结论。当然，有些看起来暂时是正确的理论，在以后的进一步实证检验中，或许还会被证伪——这是另一个话题。很多人对劳动价值价值论是否具有实证依据，之所以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搞明白“什么是实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疑问不是我做一个讲座就能解决的。但是，在我做完这个讲座之后，依然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实证依据。可见其中的误区是多么顽固，多么需要马学界来澄清。另外，不知道那位听众为啥要用“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来证明劳动价值论缺乏实证依据？其实，“剃刀原则”的意思是说，理论的“假设条件”越少越好（就像库恩用来衡量科学的“简单性”标准：假设条件越多，科学性就越差）。难道劳动价值论的假设比庸俗经济学的假设还要繁杂吗？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现在时髦的黑板经济学符合“剃刀原则”吗？比如，宏观经济学的老师在黑板上写满了公式推导，推不下去就加一个假设条件，继续推；推不下去再加一个假设条件……。一节课下来，假设条件有N多个，这完全跟“剃刀原则”相违背嘛。如果用“剃刀原则”作为衡量科学的标准，那么更应该去质疑的是宏观经济学。第五，我在做完这个讲座的时候说，我这个讲座的问题意识不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主持人周教授却说，他有这样的共鸣。这令我感到欣慰。我为啥要讨论“马基本”，为啥要讨论《资本论》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实际上，我就是要回应西方经济学说，《资本论》“纯粹是马克思抽着大雪茄，然后从他硕大的脑袋里面推演出来的东东”。问题是，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凭空演绎出来”的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十分普遍。比如北大的江泽涵先生，刚解放的时候就是一级教授，而且是我国少数的几个一级教授。这位老先生我是很敬重的。他认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跟数学的研究方法是一样样的，都是用逻辑推出来的。江泽涵讲，马克思的“逻辑很严密，令人信服”。这不假。但是，《资本论》的科学性不仅仅是因为“逻辑严密”，而确实是因为它有客观且科学的实证依据。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依然看到，就是这样一些事关“马基本”的问题，有很多人并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它，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这种误区为什么一直得不到纠正呢？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基本理论既没有搞懂，也不想搞懂。不想搞懂，当然就搞不懂。搞不懂，一遇到风吹草动，必然就腿脚发软，缺乏理论自信。当下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用理论结合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提出新的认识。但是，如果“马基本”都没搞懂，你拿什么“结合”？谈何“发展”？能不歪曲就不错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基本理论，但是需要有人去做——尤其是你们这些马政经专业的博士生。“去做基本理论”的人，要让“没做基本理论”的人明白“马基本”的道理。这样，我们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起码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者的腰杆儿才能硬起来。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特也好，指导现实也好，才会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