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激进的“中帝论”，其实是反动的当代考茨基 —— 对“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的批判 ...

赛里斯与全球化经济

兔梓的冰烙饼

（原作者注：本文为《兔梓的当代帝国主义概论》一文内容的部分节选，为照顾行文，会对内容有一定增删改以及扩写，具体改动细节参见原文）

赛里斯对于经济动荡的应对似乎重新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老路——用大量的货币资本的放出而达到对私企输血的作用。要想相对更加深刻地理解最近 30w 人会议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对赛里斯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上的位点做出相关分析。

为了达到更高的收益，帝国主义国家将不再发动狭义的领土战争，转而在实业上进行扩张。其主要形式就是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投资。于此，全世界的资本家便经由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WTO 等等）建立起了一个跨国的产业网络，进而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产品。这个网络便是整个资产阶级高度合作的体现。作为一个网络，其规模受制于节点之间的流通能力。而在这个系统中流淌的血液便是信息和被加工物。所以这个网络的存在先决条件有二：信息高速交换能力和跨国物流能力。

在这个大规模协作的网络中，要想成功地生产一件产品，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告诉所有参与生产的人员究竟要生产什么。而大多数产品作为一个可被拆解的物品，每一个零件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尽可能的细化了（笔者了解到，某一个智能音箱的产业链中的其中几环是这样的：外壳塑料原料提炼——外壳生产塑形——外壳电源插口打孔——……）统筹这种极其细化的分工需要甲方（最初的那个）借用强大的信息组织能力才能将所需信息传达至真正的生产者手上。不过，对于一个网络来说，如果各个节点之间的通路距离变短，那么信息传递的速度便会有效地提升（一个冷知识是，投行们通常会把自己的交易服务器选在尽可能离交易所近的位置。这样，计算机便可以在几毫秒的误差中取得投资优势）。所以，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全球生产链网络最终会将大部分环节整合到尽可能靠近的地方。即，作为生产环节的工厂将会尽可能的向某一个地理位置聚集。在数十年的工业演化过程中，这个位置最终固定在了现在的赛里斯。

赛里斯官方曾在 2020 年宣布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国内制造业涵盖联合国全部 31个生产大类及其全部细分的国家。在全球超过 500 多种的工业品里有约 220 中占据产量第一。虽然笔者对于其真实性和（在真实的情况下）每个产业的质量和全球市场份额存有疑虑，不过的确有那么一些不起眼的城镇成为了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垄断的供货商：

深圳大芬村，装饰性油画曾经一度占全球市场上的份额 70%以上；湖南省邵东县；注塑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 70%，行销美国、俄罗斯、日本等 78 个国家。不仅如此，中小学生书包销售量占全国份额的 70%，红包销售量占了全国份额的 70%；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石材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 60%；浙江省诸暨市，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 80%，全世界的 73%；江苏省丹阳市：眼睛、镜片年产量 3 亿多，占到了全球的 40%，国内市场的 70%；同省扬州市杭集镇，酒店用品国内占比超过 60%，销售额超百亿元。单牙刷一项，该镇产量 55 亿多支，占全球近 40%、国内 85%的市场份额…

以上仅仅是所有所谓“超级小镇”长长名单中的一小部分。关于这些小镇的网络资料零碎而难以寻找，给这些小镇的真实面目蒙上一层薄纱。作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主要供应商，这些小镇集中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带，使南方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轻工业核心。而与此同时，重工业，特别是黑色金属产业，赛里斯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就在全球的粗钢，焦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上独占鳌头。这种对于全球生产力的荟萃甚至惠及了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些处在生产链边缘的企业通常将工厂迁往老挝，泰国，印尼等国家以继续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红利——也即一种“溢出”现象。在整个地缘政治结构上来看，东亚-东南亚地区早在 5年，甚至 10 年前就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工业中心。

然而，结论不应到此就停下。这种工业在某一个地方的聚集反而是一个国家工业扩张的表现。起初，越来越多的产业在赛里斯依靠密集型廉价劳动力享受到规模经济红利，从而能把成本一压再压。而在之后的发展中，即便赛里斯的劳动力价格已然飙升，绝大多数产业仍然不会选择迁出赛里斯。其原因便是在将近十几年的发展中，所有的配套产业链都在赛里斯发展起来了。企业若是想要迁出，势必会负担高昂的成本：廉价劳动力的训练费、材料从各处运入交通并不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运输费用、与当地工会打交道的相关成本，等等。这使得赛里斯的生产集群在吸引了大量资本投入后，依靠对于无产阶级的长期剥削，以及科学技术的自然发展，将这些资本，连同几乎整个工业本身，固化在了国内。恰逢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如火如荼，赛里斯便兴高采烈地收下了除某些尖端技术外的几乎所有第二产业链。

而这种边扩张边固化产业链本身的举措使得赛里斯成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产业吞噬者，其他国家的实业资本一旦进入赛里斯便再无抽身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毕竟，任何资本都喜欢一个信息和物质传播成本小，设施配套的“产业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赛里斯的各种经济封杀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西方国家再怎么去工业化，也不可能把所有事业乖乖拱手让人。特别是赛里斯在扩张的驱动下，让自己的研究机构已然开始冲击西方国家垄断的壁垒时，这种恐慌感来的便更加猛烈。

不过，这种固化扩张的机制能够有效的原因，其实是各地的乡镇资本对于整个乡镇劳动力的集中化剥削，在每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单元”内，“同乡同业”现象使得某一个工业品的细分市场内的合作能力变得极其高效，其给利润带来的增长是资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寻找到的。而西方国家正在为了解决越来越高昂的国内劳动里成本而寻找下家。所以，赛里斯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西方的工业最终以一种外包的形式转让给了赛里斯。这使得赛里斯把自己的资本能够掌握的生产链遍布几乎整个行业，其规模和门类都在不断增加，而因为“同乡同业”现象，乡镇内可以将生产成本压到新低，于是，各类超级小镇便出现了。这种细分产业上的垄断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其实并不一样——生产外包其实并不需要生产链上游国家对外包方进行实际上的行政控制。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殖民地经济体制的，只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才可能做到的全球化的一大特征。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除开中东石油国家）作为原材料的供给国也发现，赛里斯作为第二产业枢纽的庞大吞吐量能够保证对于原材料订单的大量需求，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财富来源。这种稳定的需求让赛国成为了对第三世界第一行业无产阶级的压迫者的一份子。而在赛国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则更加特殊——他们开始逐步接收从赛国的庞大供应链网络中溢出的低端产业链，接收着从赛国向国内涌入的寻找着更加低贱的劳动力价格的投机实业资本家以及其附带的赛国共产管理阶级们。而这种接收正在东南亚国家催生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扩张形式。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已经摆脱了母国的地缘束缚，而更多的作为一个整体盘踞在各个国家之间。这是资产阶级去母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正是列宁所提到的“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毕竟，整个产业链并不能说被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所有”。但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否是帝国主义，在这个网络中的深度参与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能够从外包生产链上获得最多的利润，赛里斯的资产阶级通过经营供应链网络赚得盆满钵满，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资本家（多半是矿业等第一产业的所有者）也通过售出原材料成为了暴发户。然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却饱受不同的苦难：西方国家的实业工人们面临严峻的实业危机，尽管拥有低保，生活却仍然没有起色，挣扎在还贷款和没有储蓄的泥潭中；赛里斯的无产阶级被框进了最大化的压榨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喂饱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消费者；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仍然在温饱线，瘟疫，和战争中艰难寻找活路。这样的情形，便是隐藏在赛里斯成为了全球工业的枢纽背后，整个实业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剥削。而帝国主义所做的，便是先前提到过的政治背书（最出名的便是“一带一路”），通过对大型资本的撑腰而在从中为官僚榨取利润。

而赛里斯作为一个历史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资本共同体内部地位的急速攀升让我们不得不去更加细致的讨论赛里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位置与作用。首先，赛里斯作为实业上的全球网络枢纽的地位使得其并非是那个直接达到一定量的资本输出的“帝国”（很多同志便列举出了一串数据——“你看这对外投资比例这么低，垄断程度这么低，算什么帝国主义？！”）。但正如上文所澄清的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姿态而非体量的事实来说，赛里斯的姿态正是接过欧美等国的资金与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成为代工厂，然后反过来输出给相各国的那个枢纽。从物质意义上，这样的姿态不正是一个囊括各个生产门类的正在扩张的“产业园”吗？更不用说产业链在国外的溢出了——低端劳动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包的规模的扩大——也不正是对于国外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扩大吗？

而在简中网络左派当中新近出现的一个关于赛里斯“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中一个论点则化用了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也即赛里斯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对于这个论点的支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赛里斯的资本输出“占比不如美利坚大”。而我们回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四章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时，我们其实根本无法找到列宁对通过资本输出瓜分之占比高低来界定帝国主义标准的任何论述，而仅仅是“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赛里斯来说，倚仗全球化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将在后文进行论述。许多同志所用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确能够反映赛里斯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在资本输出等相关指标上的确能够部分的反映出赛里斯对外资本输出的疲乏无力。但是，此类文章当中“只有资本输出能够达到超额利润之后才能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论点仍然是一种规模性的论断。这种轻视在《概论》中已经抨击过了，此处便不再赘述。而现在，赛里斯的超额利润来源甚至根本不再需要遵循列宁指出的“资本输出”才能达到了——赛里斯的庞大外包生产线能够让既得利益者通过极其细化的产业链顺着薅羊毛。

而在前文的论述当中，赛里斯枢纽论这个概念被引入，而笔者尝试通过这个视角提供赛里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的位置的另一种解释——根据工业革命不同代际分野的，从地缘政治空间向外发散的非封装式中介。在下文，读者可以看到的是，赛里斯的扩张被分割为两个层面：官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扩张，以及民间在泛东南亚地区的生产链溢出效应。这两者带来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从盈利上来看，赛里斯的官方扩张并没有能够体现出立时的收益，而民间在越南，泰国等地的产业则正在悄无声息地，以一种全新的生态滋生着。而赛里斯的枢纽效应让中心-外围体系发生了一种看似离奇的裂解——赛国作为最大的外包生产承接者将欧美等沃勒斯坦式的中心国家等带动的生产力全数吞下，让中心国家们无法在所有方面如同沃勒斯坦所构想的全面领导外围国家。赛里斯的“半外围”效应带来的便是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所无法想象的现状：大宗产品的外包生产实际上造就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中国际间的生产链分工，而这种分工给赛里斯资产阶级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

从这样定性的分析来看，赛里斯并非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典型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本人可能会将其定义为“前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笔者认为，在对母国剥削-对他国剥削-对母国再剥削的循环当中，国家机器的高强度干涉使得民资的短见性得到了部分的克服，以至于官资与民资能够在扩张过程当中以“用短期换长期”的视角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进行筹划，铺着通往未来的超额利润的路线。而在这个铺设过程中，赛里斯的意识形态输出则正在为铺路工作进行这前期的筹备与宣传，包括孔子学院等意识形态工具先一步于经济发展网络安插在国外，为赛里斯官资话语权在国外的扩张做好了铺垫。不仅如此，民间资本家其实已经开始逐步将扩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东南亚缓慢铺开。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作为全球产业网络的枢纽的赛里斯，作为链接了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成为第二产业大规模外包的枢纽的国家，其枢纽性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赛国的第二产业枢纽性按照行业来分有着不同的性质，其大体可以按照轻重工业的划分以及工业革命代际的区别来窥视其逻辑：赛国的重化工业在cat 时期的发展下可以说是十分雄厚。这种重化工处理能力带来的便是坚实的轻工业基础。而赛国的重化工业其实相对依赖政府政策以及规模效应，对于后续世代的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打下了基础——大量而便宜的前期粗加工能够很好地处理大规模的多方面生产需求：化工预处理，原材料提纯，零件塑形等等。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打头阵的电器工业来说，这种强大的化工产业能够支撑起绝大部分零件的制造，仅有部分尖端技术仍然以专利保护的形式掌握在欧美等第一世界企业内，以及某些低端，简单劳动环节转移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分类行业下，占据生产主导的其实是以赛国为核心的东南亚国家群。而来到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时，赛国则是呈现为一种副引擎的角色——作为信息技术创新主导的美国将高精尖技术研发出来，经过一定时间后在赛国的资本主义需求市场当中不断地迭代，成为能够对目标消费者做出精准定位的各色互联网软硬件产品（这被自由派学者称之为“创新能力”）。这种本土化，市场化的技术转化逻辑在赛国的运用之纯熟，使得赛国在输出这些互联网产品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对国外市场做出调研，进而改变细分产品。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传音（techno）手机公司，这家生产商主打南非（“黑非洲”）市场，能够根据当地文化习惯快速得调整出拥有高抗摔能力，大音量音响，色彩鲜艳的智能手机。传音作为赛国公司一样拥有大量的外包订单，而能够做到这种细分能力与灵活程度的只有赛国基于互联网和强大物流能力的庞大而灵活的产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