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

　　改革开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

　　张志坤

　　究竟该如何捍卫“改革开放”这项伟大事业，这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焦灼的政治课题。

　　对此，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一课题同时下各类重大问题关联起来，因之而采取不同的手段与路径：

　　有人采取纪念与缅怀邓公的办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中很多并不愿意称邓小平为“邓小平同志”，在叙事中他们更习惯或热衷于称呼他为“邓公”，笔者这里只是借用他们的说法而已）。正所谓“想要打鬼借助钟馗”，他们借用邓公的生辰纪念日或者通过再述重温邓公有关“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的训示，缅怀邓公让他们大富、特富以及豪富的历史功绩，以此来反击对改革开放既定方向与既有成就有所质疑的任何蛛丝马迹，势欲将其铲除干净，不留任何一点儿印痕；

　　另有人采取保卫改革开放先锋与模范人物的办法。众所周知，任何一项事业都有其特定标志性的符号，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其重要标志就是它的先锋榜样。当今中国拥有一大批人物被称之为“改革先锋”，有一大批企业被视之为“开放榜样”，如果这样的人物或者这样的榜样遭到否定或者被踢下神坛的话，连带着这项事业的道德与道义魅力就要严重受创，就有可能因此撼动改革开放的根基。因此，要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必须捍卫既已树立起来的各种人物与榜样，就必须反击对此出现的任何质疑的声音，将其掐死使之不得继续流行传播，不管是“司马”朝“南”，还是“赶驴”向“北”，如果有谁触及了这个底线，那么被禁言也就真是活该如此了。

　　还有人主张要坚决同美国搞好关系。在这种主张看来，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也是实行改革的外部动力源，中美关系越来越密切、联系越来越紧密同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二者之间存在严格的正向关系，中美关系受损后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就要受损，一旦中美关系破裂，相应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也有崩塌的可能。建立在这样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因此有人主张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千方百计、坚决地予以搞好，他们对于任何反对美国、攻击美国的言行都绝不容忍，对于任何揭露美国、鞭笞美国的做法都嗤之以鼻，在这些人看来，不管美国如何坏，中国都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得同美国搞好关系，否则就没有出路，就失去了未来。于是，他们对任何攻击美国、主张同美国斗争的言行都坚决反对，都一概视为对改革开放既定目标的干扰破坏，因之也就对此动向都一概予以无情的打压。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办法与路径都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也并不令人惊讶震撼，真正令人感到诧异侧目的是，有的人还把“改革开放”与“战争打仗”对立了起来，认定当今中国既然要推进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那就不能打仗，就不能有战争发生。在这些人的描述下，好像当今时代的中国只要大炮一响，就什么都完了，改革开放要泡汤流产，经济增长繁荣也将中道崩殂。所以，这些人的逻辑是改革开放就只能和平，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他们的基本思维路径很清楚，即：要想发财致富，就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就必须同西方发展越来越密切的经贸联系，而一旦开炮打仗，中国就注定要得罪美西方，他们就要封锁中国，中国就将沦落到比俄罗斯还要更将不堪的境地。笔者以为，这样的一种思维路径或逻辑叙述，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国的自媒体舆论场上，并且占相当明显的主导地位。

　　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这般呢？

　　窃以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必须从形而上的若干关系入手来阐释说明之。

　　第一，必须思考“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变”与“不变”的关系

　　许多人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这项事业的时候，落脚点基本上都是坚决“不变”、坚决“不动摇”，而在谈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落脚点总体上又是强调“变”，即所谓“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那么，这样的两个逻辑维度是不是彼此冲突、互相矛盾了呢？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将二者加以对应和比较，“变”与“不变”是辩证的关系，“变”绝对的，这不但符合一般性规律，更切合当今世界的大背景、大环境；“不变”相对的，这是中国发展进程必须保持连续性、完整性的客观历史需要。因此，发展前进中的中国就要在总体上的“变”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一面，也要在必须保持“不变”的一面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应变求变。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改革开放也是这样，既要有“变”，也要有“不变”。总的方针政策不能变，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与路径，不仅必须得变，还要还要积极主动地应变求变，而绝不能在美国及西方集团的一棵树上吊死，在奔向他们的一条道上跑到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对于当前的国际关系结构，其中特别是中美俄三边结构，人们都看得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国在极尽所能地对中国在“打”，而俄罗斯则竭尽全力地对中国在“拉”，一打一拉的对比十分鲜明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联合，也有人仍然倾向美国，仍然千方百计要同美国扭抱在一起，要同美国搞好关系，而同俄罗斯保持距离。这样的现实状况充分说明，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战略转型的历史阶段了（参阅笔者文章《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战略转型》）。

　　第二，必须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与“自我革命”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对此大概没有谁会提出异议；与此同时，如果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思考的话，中共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也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这也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改革开放”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样的政治逻辑之下，“自我革命”理所当然要同“改革开放”等量齐观、并驾齐驱了。

　　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必须加以厘清。因为在有些人看来，“自我革命”与“改革开放”有着内在的否定关联，“自我革命”的概念内涵中似乎潜藏着对“改革开放”一定程度或一定成分的否定与扬弃。尤其当前时期“自我革命”最直接的社会表达就是抓出大量的腐败贪官，而这些人又总体上都同改革开放关联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其直接的产物。

　　笔者以为，这样的看法不过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事实上，在当前历史阶段，“自我革命”与“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关系，既要“改革开放”，又要“自我革命”，二者并行并进，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既不能用“自我革命”否定“改革开放”，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否定“自我革命”，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对“改革开放”进行辩证的分析，这是辩证不得的事情。有人想对改革开放也辩证一番，窃以为，如果真有谁这样干的话，就是十分危险的游戏，甚至上政治上的玩火，历史并未发展到这样的阶段，而超越历史阶段超越客观条件的主观行径，就是典型的“左”倾，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左”倾盲动屡见不鲜，由此所带来的损失也十分惊人。涉及到具体和关键性问题，则有些人与有些事就是触碰不得（参阅笔者2021年文章《联想所被质疑的问题,恐怕目前不会有什么结论》），而只能继续等待历史的时机与条件。

　　第三，要正确地对待战争，准确把握战争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有人习惯地认为，战争与发展水火不容，一打仗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中国和平发展的宏观大局也就岌岌可危了。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所以才有人煞有介事地预测，什么一旦“武统”，中国经济将倒退二十年、三十年云云，各种相关的危言耸听之辞，也不一而足。

　　笔者以为，这等畏战如虎的嘴脸令人心生憎恶，这种思维是民族的大敌，这种情绪是复兴的大害。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那么，这个伟大斗争中是不是包括军事斗争呢？如果说包括军事斗争的话，那么军事斗争中是不是就包括打仗与战争呢？显然，要进行伟大斗争，那就必须把打仗考虑在内，就必须把赢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当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有的内涵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面向未来，面对大动荡、大改组的战略大变局，我们必须对战争做全面辩证的分析研判。实际上，战争既有破坏发展的一面，也有促进发展的一面，关键是将其用好驾驭好。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只有经得起战争考验、接受战争洗礼锻炼的国家与民族才能屹立不倒，中国也是这样（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种种事实与迹象表明，面向未来，面向伟大复兴，中国必须要打上一仗才行，这个东西如同人的肌体上脓包一般，必须鼓出来实现破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