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面面观之自序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2022年8月8日，川普被抄家引发法律攻防战。 20年前，鄙人曾于世界日报发表一系列有关美国联邦法律的文章；因川普抄家事动念，自故纸堆拈取二十篇旧文，顾盼自喜。谨重新推出，供网众参考。 我的外祖父黄右昌老先生，解放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中国研究罗马法的奠基人；海峡两岸法学界的很多名流，都出自其门下。受家庭的熏陶，我自幼便对法律很感兴趣；文革乱世，我有幸跟从法律人研修中央政法干校的教科书刑事诉讼法，文革后又补习证据法、犯罪心理学、被害人心理学等等；凡此种种，几十年受益不浅。
我自幼长于形象思维而拙于逻辑思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比女人更加感性，更加接近大自然；故而孜孜创作小说剧本，法学研究只是业余爱好，诚然，也曾权作谋生手段——1984年，国务院司法部创办法律与生活杂志，我通过考试成为该刊第一批特约记者。 20世纪80年代，我凭记者证可以查阅北京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一些档案，出入于有关场所，对重要治安事件进行采访报道。 来到美国以后，我一度不太注意法律方面的问题了，因为我也像很多人一样，想当然地以为认为美国法律是尽美尽善的，不劳我等关注。
而我把目光再度回到法律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那时，纽约连续发生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刑事案件，有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浙江画家林琳半夜在时报广场作画，被非裔青年用手枪打死！当时华洋社区群情激奋，但是，凶犯通过认罪（辩诉交易）仅仅被判处15年徒刑，而且，这个15年的刑期是他刚刚被捕的时候，法学人士就预料到了。我感到十分震惊，自此开始深入研究美国法律；其后，华人社区连续出现一些刑事案件，比如一位社区名人涉嫌约会强奸案；我看到报刊上充满诟骂的大幅报道后，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为该人辩护；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强奸案件，因为强奸罪的法律定义是违背当事妇女主观意志的性行为；而本案给出的条件明显与之不符。况且举报人是该女士的男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违背了当事妇女男朋友的主观意志。但是，当时的社会舆论一面倒地倾向于认定该人有罪；后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法庭审理，该人果然被判无罪。
又如：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16岁的日本小留学生，在万圣节晚上参加party敲错了门，被户主开枪打死！全美轰动，一位新闻界前辈赵景伦（张治中女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杀人无罪，岂有此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根据自己对美国法律的理解，写了一篇反驳他的文章杀人无罪，确有其理；最后这个案子拖了一段时间以后，户主经法庭审判宣告无罪。我的法律见解赢得一致赞誉——业余达到专业水平！ 此后，写作法律评论以及回答读者的相关问题，便成为我的一项固定工作。 20世纪末，我的一位亲人和一位好友因触犯联邦法律而失去了自由；从此，出于亲情和友情照顾、帮助他们，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长期被关押在纽约唐人街附近的大都会拘留所等候审判，在那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联邦罪犯和家属。胡风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到处有生活。作为一个对美国法律有一定观察和研究的作家，这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好事。我想写一本书——一半是通过采访获得的纪实事例，另一半是法学理论；为了从法学理论和法哲学角度对美国联邦司法制度加以介绍和阐述，我曾去纽约市立学院修课并就教于著名刑事律师。 进入新世纪，即有九一 一恶变；世道不靖，法例遽改，激惹毕汝谐文人亮剑，小试牛刀，一时心血来潮，滥竽充数于法律圈；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依凭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悟性，奇思迭现，妙语连珠；作文著书，竟获成功。 我曾经尝试过很多方法，以求得到采访对象的配合。一开始是直接了当地跟他们说我要写书，但是，我很快便发现不妙：有一个哥伦比亚大毒枭已在联邦监狱服刑17年，他说他要把这17年的故事详细地讲给我听，然后他交给我一个远在哥伦比亚的地址，让我先给他家里寄去一万美元。因此，采访没有进行下去。后来我就不提写书的事情了，我发现在监狱里待久了的人都有极其强烈的表现欲和发表欲，只要你用非常友善的态度与之交谈，他们便滔滔不绝，倾其所知。为了确保采访对象所说的话都是真话，我进行采访时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即拟妥一个相互矛盾的问题群，以验证其真实性。
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叫做国家的本质是理性也是暴力；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时候，常常只只注意到其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暴力的一面；与此相反，我们在观察专制独裁国家的时候，又常常只注意其暴力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理性的一面。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由于美国的法律实行联邦和州双轨制，一部分是州法律、一部分是联邦法律；州法律的很多规定是保护被告人的，因此被告人很容易被重罪轻判或者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以为美国法律就是这样宽松的。其实，美国法律还有一个更可畏的体系是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律之下，不要说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即便仅仅有了恶念，都有可能受到很重的惩罚。我在本书中讲到，有人只是口说要去杀总统，既计没有买枪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活动，就被判刑7年。这种仅仅是口头扬言要杀总统而被判刑的，全美有15个之多。
这样一次特殊的采访活动，使我深受震撼；过去，我们总是盲目地认为美国法律是多么公平、正义；据统计，美国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被问及为什么要学法律这个专业，90%以上的学生都会说是为了社会正义；而后每升一年级，这个比例就会降低一些，到了毕业的时候，就没有人再说这个话了，说这样幼稚的话只会惹人笑话。因为，法律工作只是一个职业，与社会正义没有什么关系。说到正义，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是，很多法律本身使正义不可能实现。例如按照美国行政法规定，即使能够证明检察官是出于恶意起诉或免于起诉一个人（且不言这种证明是极其困难的），他都不会受到追究。这是一种职业豁免。这就给法律不公广开方便之门。
据俄亥俄州大学的教授哈夫统计，在美国，平均每年需要平反的冤狱有7500件。那么，我们可以想知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平反的冤案还有多少。经过长期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所谓冤案是全部案件的无法泯灭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克服之恶。因为办案者、判案者和执法者都是凡人，而人的认识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所谓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200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本书纸质本，我得以实现童蒙时代的追随外祖父的梦想，幸哉乐哉。 20年过去了，而今承蒙朱学渊教授大力提携，使本书电子版得以问世，以飨读者；不胜荣幸之至，不胜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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