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生产力发展打破分工的想象力 —— 主观力量发展和充分条件评估问题 ...

有关生产力发展打破分工的想象力：主观力量发展和充分条件评估问题

老田

远航一号长文《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对于革命和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分析相对充分和透彻；但对于革命和制度变革与维持的充分条件，则相对含混和不足。甚至，因为没有展开对于政治领导权问题——革命主观力量或者充分条件的分析，还带来一些混淆和不足。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致力于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就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方面进行一些展开，目的是挖掘远航一号文章提出的问题意识，以比较和对照去深化讨论。

一

远航一号这篇文章，确实是在“前列宁”的眼界里看问题，恩格斯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向各种生产力发展的“自动论”偏移。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某种有利于阶级社会复制和维持的力量，如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所言，彼时往往陷入“必需品”的斗争，一切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人们中间为了改善自己那些必须的生存境况，往往会争取远超平均水平的先富先贵地位以解脱必需品不足，还为此不惜低头弯腰去谄媚权势人物以求得个体阶层提升机会，这都有利于各路剥削制度维护者扩大其队伍和推销思想。与此相关，法国思想家萨特提出过基于“匮乏”的思考，用这个解释阶级形成和劳动者的不团结，以及各种人际关系的竞争性与异化。

但是，指望生产力发展自动带来脑体分工消失或者缓和，还在未加指明的情况下期待人均的“非劳动时间”增加，会自动带来对于管理分工的超越，这不过是一个笑话。不说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如何，中特的状况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难道“996”和农民工经年累月的超时加班，是生产力水平倒退的结果吗？

之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在“前列宁”的想象力中间展开的，借用毛时代的说法是“指望一个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者需要参与新制度的管理与学习过程才能够走向未来，在这同时，还需要学会识别和克服各种向后看的思想与势力——所谓工农商学兵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批判事业，应该属于公有制社会中间也依然不可或缺的觉悟方向。

毛时代，工厂和农村都会组织集体读报和学习，对于工农劳动者的教育，抓得还算是紧。可能，那个时期作为学习对象的理论，还存在着缺陷——基本上是马列那种基于方法论高度的宏观话语，没有能够下降到切合劳动者自身的工作与生活体验的中观或者微观水平，因此，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者由此获得理论进步，就很有限。同时，文革的派性斗争中间，双方都使用马列毛的话语进行辩驳，都很难说服对手，这可能也与理论离开实际的具体冲突，距离较远，未能恰当地帮助清晰呈现双方的核心分歧，让群众清晰地识别出来。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宏观的方法论语言，对政治现实进行干预的力量——不管是教育劳动者还是帮助厘清利害冲突关系，作用是小了很多。显然，这可能意味着理论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从方法论层次下降到社会科学的中观层次，毕竟，用最小刻度为一尺的尺子，去度量分歧距离仅仅只有几寸的日常利害冲突关系，辨析度就不太够，所以理论的发展方向，需要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现实和群众的经验和体验，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指导效果，当然，这样的理论发展过程，需要足够的实践深度和时间积累。

二

而学习和实践过程本身，既有着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通常以学校教育方式为主，本文似乎指望这个），同时还存在着基于党领导所体现的管理事务公共化的党群集体实践与学习过程——这是三湾改编开启的“革命路线”，文章对前一个论述和展望，似乎寄托甚多，对后一个近乎完全无视了。

列宁相对于马恩的巨大前进，就是他提出了“灌输论”和“先锋队”，这两者都是说劳动者的觉悟和组织能力提升，需要一个外在的中介环节；在毛教员那里，无论是群众的觉悟过程，还是组织起来或者被领导过程，都需要一个干群之间的无限循环和相互学习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的干群循环，似乎可以命名为“毛式公共领域”——这是对列宁思考的具体化和超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过程都不是单向的。

远航一号谈到了文革，但无视了教育革命所指，以及后来被批判的“两个黑估计”——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说教育系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部分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换言之，个体就学路径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即便是在革命的中国，也往往复制个体功名利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毛教员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在学校里多数教师以名利思想去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学生大多数人也希望读书上大学之后提升阶层当白领；学校教育过程，对学生世界观的扭曲是系统性的，这不仅不能够打破分工，各种维持并正当化社会阶梯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复制出来的。

远航一号的文章，未能区别劳动群众经过管理公共领域的集体实践学习，以及个体的传统学习路径之间的差别；他的文章充其量只能够揭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寄托在什么地方也是说不清楚的。说到底，旧有的教育体系通常是在“旧领导权”底下运作的（如同1971年座谈会的诊断），新的领导权很难在个体的长程学习中间成长出来，而必须需要引入新的领导权培育机制，从列宁到毛教员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思考中间，才能够看清楚未来，这个恰好是文章的盲点。

三

而且，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制度革命的关系上，在前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间，诸如阶级形成和国家出现，生产力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佩里·安德森有专文辨析过。因为文章作者的观察盲点，在超越剥削制度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间，生产力是否成为充分条件起作用呢？显然，文章提供的论证也只是一种必要条件论述——打破分工带来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也是必要条件起作用的方式而非充分条件。

文章未加明确区别，又有点强调过头，结果就导致一个逻辑上的重大缺陷，似乎，生产力发展自身就能够打破分工，缩小脑体差别，就会带来怎么怎么样的变化，这个就是近似于充分必要条件论述了，这可能在逻辑上是彻底弄颠倒了。

而充分条件需要在劳动者的组织和觉悟状况中间去寻找，需要在自觉的领导权建设——各种革命群众运动或者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间——去寻找，文章论述过程，近似于以必要条件的重要性，去遮蔽和反驳充分条件的存在与必要性，这就很有点片面性了。

大体而言，过去的历史中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未来的制度革命，也不太可能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结果。毛教员狠批过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强调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是不可超越的，这不是否定低成本革命或者和平获得社会主义前途本身（各种有关生产力的自动化思路都会暗示这个前景），而是要打捞领导权建设以及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赖以寄托的政治建设空间。这就是说，对于革命者而言，当然需要促进必要条件向前推进，但预备好过渡的充分条件，才是工作和努力方向所在。

四

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揭示的可能性，是一个外在的客观形势，但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内在的，还很重要，这并不是迈斯纳等学者所说的唯意志论，而是社会势能转化为动能必不可少的“转化器”——命名为领导权比较合适，但这个概念是很大很大的大概念，如果用形式逻辑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规定看——所有的大概念都是有疑问的——外延的边界不够明确同时内涵过分丰富还处于变动状态。

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角度，去回顾历史与政治，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传统的农民起义，是革命的客观形势早就向前发展了很远之后，直接行动者群体数量巨大，此时，革命的主观力量才刚刚起步，结果，各种内部的政治整合与外部的后勤联系，不能够有序运作，一方面战争带来的伤害特别大——对于农业简单再生产条件的破坏很严重，结果改朝换代的战争往往带来大幅度人口下降（往往损失一半人口最高达到损失三分之二），这个相当于是起义队伍及其群众基础之间的关系方面。

同时，内部的政治整合严重不足，会带来军阀式战争，秦末农民起义最后阶段演化为刘邦与项羽的争夺，后续都沿袭了这个恶性竞争模式，王朝解体带来一大帮觊觎者与局部力量集结，以此由此开启的军阀战争形态；然后，主观力量滞后，还会导致起义的批判性半途而废，屠龙英雄自己变成了恶龙，复制了旧统治形态和形式，只是阶段性地缓解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趋势和矛盾对抗程度；后一个复制旧社会的状况，相当于是在未能完成思想破坏和组织整合的前提下，已经获得了胜利，起义领导集体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己阶级地位的可能性，这样，农民起义往往就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在另外一个方面，孙中山说过“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他本意是革命是为了大众而非革命者自己，但是，革命成功之后忘记初心，甚至革命半途上就忘记初心的状况——国民党自己就是如此，更为常见。在革命领导集体内部，出现忘记初心和向后看的趋势，呈现出“内在否定性”，也属于革命过程中间的主观力量发展不充分的一部分。

未能在革命进程中间实现认识上的共识和实现彻底觉悟，所以，革命路线老是处于“被革命者自己背弃”的危险之中。这个部分，恰好是毛教员晚年处理的困难和问题，他的处理方式，在文革直接发动群众的有组织批判活动之前，也是不断地回访革命经验，试图唤醒旧日战友的革命意识，但没有怎么奏效；文革开始之后，周总理则从保持革命晚节出发，呼吁官场紧跟革命路线，也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五

三湾改编之后红军连队的政治经济平等关系，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总和；但是，这个受到两个方面的反对，对于群众而言是不习惯，所以存在着教育提高问题；但对于官员而言，则是新的社会关系总和损害了其权力和利益的潜在增量，复旧可以收获“邓记权益增量”，这个就是结构性的复制趋势了。

要说脑体分工背后的知识与经验差距，红军和八路军时代，军官也没有多少脑力知识积累，在经验和知识方面跟下级差距甚少，何长工回忆抗大学员（营团级干部班级）中间文盲占40%。

红军和八路军强调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和技术民主，除了体现这个差距小和专业化水平不足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强调有机的知识积累过程——“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建国后的国家管理中间，也没有多少专业差距，一五计划起草到1955年才完成，无他，大家都没有必要的信息与知识积累，都是在学徒工阶段从零起步的。但是，这个差距小，在地位差距大的现实中间，还是起到了固化和退化作用。

显然，各种旧的社会关系及其思想表现形态，都有助于向后看的群体，算是他们的一份意识形态资源；这份资源起作用的各种状况及其后果，被诺斯称之为“路径（线）依赖”，文化或者思想、惯习方面的相对稳定性，不仅阻碍变革，还会造成后续变革方向的扭曲。

毛教员希望推销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把这些都不看死，而是悬置起来，作为一个可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相互争夺的目标与对象，开放给各路关键行动者的动态博弈过程——大家在那里扳腕子决胜负——透过政治博弈过程去重新厘定一切。

文革的《十六条》中间说：“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段落中间，向后看的行动者群体，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也是五一六通知中间说的党阀和学阀，他们把四旧作为复辟的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而非经济基础（各种社会关系主要的制度载体）内部，搞破坏，搞破坏成效最集中的领域，则是教育和文艺。

总之，毛教员认为在经济基础公有制完成之后，是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待于完成，而关键行动者中间——掌握上层建筑运作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精英阶层的主流或者多数是向后看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资源是各种四旧和剥削阶级思想，他们横行的领域是“三里五界”（三里是指党政军里，五界是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日常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方式，是党阀支持学阀的“双头同盟”。

“三里五界”据说是林彪概括的，源自《五一六通知》中间的一段话：“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教员能够指责政敌是变修、复辟和走资，依据是公有制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而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业经宣布为指导思想，共产党执政地位及其合法性源于人民革命力量的支持，这样一来，向后看群体期待的变革，每一项都是要改变既成事实的。正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言，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真正要破坏“新的旧社会”的，这不仅是要反对和终结老路，为了克服阻力还必须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巨大决心。

六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领域中间，各种政策博弈，往往集焦于财政支持的投放力度与方向。依据戈登·图洛克和布坎南等人的分析，每减少一美元支持的边际效用或者体验损失，大于增加一美元的体验，为此，政策博弈逐渐收敛于反对财政支持的减少，结果助推了赤字的持久化。哈贝马斯在另外一个路径上，也达到了这个认识，他认为战后西方国家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消除了传统的危机，而公众的各种不满逐步转向政策支持方向的争夺，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博弈，变成了一种合法性危机。

而在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条件下，较为重要的对照是，精英阶层对于“邓记权益增量”有明确的意识和追求，这导致“三里五界”在向后看方面，易于达成共识和各种集体行动。普通劳动者的状况，则处于另外一个极端上，劳动者的政治经济状况改善越是明显，就越是趋于政治保守性——反对各种对新制度人格化的干部群体的监督和批评，这恰好是文革期间很多老工人和保守派的选择；而造反派的有组织批判活动，则处在“远低于领导权自觉”的低水平上本能地展开，结果既不利于整合自己，还不能够转化对立面，因此，新的领导权处于难产困境中间。当权派群体，还能够动员或者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旧领导权的有效性程度和范围，当然构成新领导权产生的结构性不利因素。

正是出现了这种“阶级觉悟”和行动能力两方面的落差，毛教员预先识别出一种有关复辟和觉悟的“时间滞后”状况——劳动者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对变修复辟形成惕戒和觉悟过程。1962年在北戴河会议上，8月13日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评论说：“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在文革进行到1968年夏天的时候，毛教员七二七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韩爱晶当面追问主席，如果五十年一百年后，双方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打内战怎么办，毛教员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50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经过了文革的群众性批判和斗争，以及后来造反派的系列被镇压过程，显然，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人民的觉悟过程，缩短达成觉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