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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三要素领先西方的史实终究是掩盖和颠倒不了的

2022-11-16 01:36|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2936|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在西方常规考古学、文字学的桎梏下,既要掩盖中华文明三要素起源早于西方的史实,又要搞“中华文明探源”,就只得把考古发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打扮成没有文字、没有冶金属的“文明”。

就因新老疑古派迷信西方中心论唯心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常规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迄今极力掩盖数字组合和图画文字作为中国史前各地农业氏族共同文字的七千年历史存在,掩盖中国城市和青铜术起源领先西方的史实,为一些西方学者颠倒中国文明三要素领先西方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依据”,他们把西亚、埃及、印度古文明有文字、有铜质生产工具和武器、有兼具防御和交易功能的城市、有大型宗教建筑物的年代,判定在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之前,而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他们甚至在只承认殷商甲骨文为中国“系统的文字”,硬将中华文明史全程压缩在3400年的狭窄片段之内(王巍 2012)。这既同苏秉琦总结考古学文化所断定的“中华文明的万年起步”大相径庭,也与中国各地先秦遗址考古材料所证实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实际相违反。当然,他们为西方霸权继续霸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竟这样贬损中华文明所违反的,不仅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事实,而且是全世界文明化过程的历史规律。正如吴文俊先生用世界数学史所证实的那样,西亚以至西方是在中国文明优先起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知识背景下才进入文明化过程的(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第二卷第六册)。世界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这个历史规律决定了:中华文明三要素领先西方的史实终究是掩盖和颠倒不了的。

在西方常规考古学、文字学的桎梏下,既要掩盖中华文明三要素起源早于西方的史实,又要搞“中华文明探源”,就只得把考古发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打扮成没有文字、没有冶金属的“文明”。为此,首席专家(2012)早就提出“五特征”文明标准,排除了文字和冶金术两要素,而以“最关键的应是出现国家和王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是他这“五特征”标准所突出的“国家”,也不仅冲破了夏鼐依唯物史观定义的文明三要素,而且抛弃了苏秉琦把“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定义为“文明起步”的科学概括,脱离了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违反了文字作为记录和交流的信息手段,为理性思维、特别是交流技术经验和点滴创新的文化交流所必备,为原始氏族复杂化成国家所必需的历史规律,不仅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人类进化史上也没有先例。

事实上,世界上的几大古代原生文明的起步都有其导致其文字起源与之相协同的机制。中东兩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古文化,以对水资源危机的应付为开端而出現社会复杂化趋势。在这些地区,河水丰欠的周期性变化,对其食物生产起决定性﹑甚至限制作用。当时﹐各家各戶的耕作都需要分享周期性变化的水源和采用适当的灌溉技术,共同要求一位能掌握河水周期性变化規律和灌溉技术的人來当首領,享有众人所服从的权威來主持分配水源和适时适量灌溉,才能确保各家各戶的生存和繁衍。由此而逐渐形成国家的过程中,水源分配和相应的赋税分担及其相关产品交换的发展对会计记账的需求日趋迫切,使文字的发明和应用趋势与国家组织形成和发展的趋势齐肩并进(Fagan 2001)。

与西方不同,中国自然災害频发﹑周期性季节变化最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对其境内动植物生长起限制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就是改进气候资源危机之应付机制的过程。为应付季节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每个氏族不可避免地把掌握季节变化周期的天文历法,当成维持其生存繁衍的头等要务而不得不效法掌握先进历法的氏族,由此而逐渐趋向李约瑟所说的局面:“自远古以來一直貫穿中国历史的一根红线是﹕历法由这个农业民族的帝王建立﹐受到其全体臣民的遵循。”(Needham 1959) 因此,在中国境内,作为国家机器形成中轴的王权形成中,历法权及其所神化的祭祀权是其核心。这就是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功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功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一个族团首领只有在他执行历法功能,为其所辖全体氏族提供有效授时服务时,才能把他的王权维持下去。为此,他和他的助手必须从小在严格的选拔中学会掌握卦数语文和易学天文历算技能,并在历经考验中成为众氏族信服的統掌天文者,才能被推举成此族团之王;其天文历算中心及其防卫设施的建筑就成为他王国的都邑。其天文历法中心为所辖氏族提供授时服务的地域就成为他王国所在的区域。因此,中国各地原始氏族向古城、古国、方国乃至王国进化的过程,就是他们用共同的卦数语文来使各自的历法向先进看齐而在逐渐扩大的授时服务范围内实现多元一统之发展的过程。

近些年来,随着对这几大原生文明的研究日趋展开,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揭示;一个地区本土的原始文化复杂化成文明社会的过程,必然是其国家起源与文字起源协同进化的过程;文明作为原始文化进化到国家形成阶段之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的总体,必然是其境内各地居民世世代代发展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成果,以其文字为媒介,经跨时间和跨地区的汇集和积累而成(Schmandt-Besserat 1996,拱玉书等2009)。因此,真正科学的国家起源研究是离不开文字起源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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