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清零，真共存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阶级斗争形势与防疫路线变化

今天不举白纸、洛洛、爱丁堡上单、爱国群众，2022.11.27

资产阶级的武器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做出过这样的论述：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

这表示资产阶级只有保持足够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才能确保雇佣劳动得以存在，才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运用产业后备军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在现有城市工人阶级队伍内制造失业，第二种是河南那样去村里抓壮丁，将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主义正常时期，产业后备军是资产阶级用于压低工人工资、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武器，资产阶级正在普遍的运用这两种方法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纪律，维持半外围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疫情初期，资产阶级普遍采取在局部制造失业、停产停工等清零措施以打击力量逐渐增强的工人阶级，也就是采取了第一种方法，这一具体措施由与资产阶级形成利益交换同盟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在资产阶级的设想中，“动态清零”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流行，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秩序，还可以有效压低劳动力价格以履行中国作为半外围“世界工厂”的职能：

我国外贸进出口从2020年6月份起连续7个月实现正增长，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根据WTO和各国已公布的数据，2020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12.8%、14.2%、11.5%，均创历史新高。[1]

武汉封城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声望，这使得中央政府将清零的防疫路线同整个国家的兴衰命运捆绑起来，地方政府也在中央的清零路线下为了政绩而开展清零工作（地方官僚的升迁名义上取决于中央官僚），凭借武汉的成功，中央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自己的权威性，大大增强了其统治合法性。

在清零过程中初步形成并愈发壮大的防控相关产业的利益集团也开始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输送关系，地方政府大规模利用简单粗暴的行政（黑社会、外包抗疫）力量维持疫区稳定，而不必消耗高技能医疗资源，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黑社会又可以借助地方政府大量的外包业务，以此公开的控制、侵害劳动群众，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年都还在发生：

针对有网友投诉山东防疫人员拖拽殴打居民一事，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于11月8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通报，11月7日16时许，兰山区兰山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陆某亮、赵某政、赵某洲等人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并实施拖拽、殴打等行为。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即受案调查。目前，违法行为人陆某亮、赵某政、赵某洲等7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2]

因此，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过去是支持清零路线的。

但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上述客观条件逐渐不复存在。

不缺工人的用工荒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经过20年上半年的强力封控，中国在短短半年内扑灭感染，经济进入复苏期的同时，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限制资产阶级重启生产的难题：

“不缺订单，缺的是人。”这是记者近期在山西大同、江西景德镇等地调研时，不少县域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出的呼声。眼下，缺乏熟练工人，尤其是缺乏综合素质较强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已成为企业发展“拦路虎”。

“有些订单找上门，我们却不敢接，主要是怕产量跟不上。”山西省天镇县腾飞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佳田说。[3]

劳动力的短缺让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让步，通过提高工资以招到足够多的工人：

江苏某电子企业人事招聘专员王金超说，在国家标准的三倍工资以外，我们还会额外每人奖励150-200元/天，这种额外的奖励，也算是一种补贴。[4]

因此，2020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47.18%，实际工资增速为5.3%，而当年GDP增速只有2.3%。

进入2021年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转入正常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得到解决，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提高工资来招聘工人。而“动态清零”除了可以短期内扑灭局部疫情外，又有着制造局部失业、加强社会监控以打击工人阶级的好处，这使得“动态清零”成为了资产阶级压低劳动力价格、镇压工人斗争的“技术性武器”。

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还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的斗争，资产阶级暂时取得了优势。2021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了46.65%，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数量上升由2020年的801次上升到了1094次。

随着新冠病毒传播性的演化，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剧变，“动态清零”路线对资产阶级的增益Buff效果开始消失。

2021年，中高风险区的数量与影响范围仍在资产阶级的可接受范围内：

截至2021年12月31日9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疫情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65个。[5]

但到了2022年8月，中高风险区的数量激增：

截至2022年8月15日20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疫情高风险区722个，中风险区609个，低风险区140个[6]

在封控区域及影响范围急剧扩大的2022年，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选择了在工业区内实行闭环管理的同时继续进行生产的措施：

11月23日，市经信委消息称，截至11月21日，全市6600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5096家实施闭环生产，占比77.2%，合计在岗员工104.5万人，在岗率为69%。[7]

在封闭管理的工业园区中，资产阶级“被迫”与无产阶级“静态共存”：

目前，该厂各车间管理干部全部坚守在第一线，有序安排生产。为确保一线作业职工能够吃好，除了食堂外，封闭在厂区内的四家大型食店正常开放，保障大家多样化饮食需求。同时，除了厂内的公寓，还将办公室、会议室等地改成临时宿舍，并为大家发放生活所需各类物资，保障工人的住宿需求。[8]

资产阶级采用闭环管理保障生产的的结果就是劳动力转移受阻，资产阶级无法在短时间内采取主动制造普遍的局部失业的第一种办法，也无法采取从外地招工的第二种办法。如此一来，资产阶级手中能够打击无产阶级的武器便全部哑火，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天平正随之发生变化。

工人阶级在长期清零中逐渐适应了此种条件下的斗争，摸索出了以维护劳动者身心健康等休息权为表现的斗争方式——“工人感染了要去休息，资方要承担隔离费用。”

由于长期“动态清零”导致产业后备军这一武器的短期失效，无产阶级在封闭的工业区内进行的此种斗争对资产阶级形成了有效打击，资产阶级被迫生产暂时中断、延长生产周期、提高用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权益，并且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积累成本。

在过去，资产阶级支持清零的动机之一便是制造普遍的局部失业，加剧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化，以此打击无产阶级，但长期坚持“动态清零”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区域间转移受阻，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为了防止感染病例跨地区传播，制造了大量限制人口流动的壁垒，资产阶级难以像过去那样从农村拉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去打击罢工工人，闭环管理下的工业区又为工人阶级的集中、团结创造了有利的斗争条件，资产阶级被迫面对着“封控区外有雇不到的产业后备军，封控区内又有无法无天的工人”的情况，雇佣劳动存在的必要条件短暂的被削弱了，这就在整个阶级斗争形势上造成了对资产阶级相对不利、对无产阶级相对有利的局面，这种相对有利的局面集中反映在以2022年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各地工人群众斗争。

出于此种原因，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动态清零”。

阳奉阴违，走向共存

随着长期“动态清零”的副作用不断显现，资产阶级从它们的利润总额上直观的感受到了威胁：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648.9亿元，同比增长1.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877.4亿元，下降2.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617.2亿元，下降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641.2亿元，下降8.1%。[9]

由于“动态清零”路线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越来越长时间的执行，资产阶级开始难以应对工人斗争了，资产阶级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手段去满足两点目标来维持利润率，既要打击工人降低劳动力成本，又要给企业减税以缓解利润份额下降趋势，加之虚高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财政陷入紧张境况：

1-10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21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853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402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9%。[10]

在资产阶级反对“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在地方财政陷入紧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坚持“正常”的“动态清零”路线，这就与中央政府对“动态清零”的政策要求产生了冲突，因此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选择阳奉阴违的执行“清零”路线。

由于地方政府无法维持“正常的”清零措施，自然就会在微观上主动或被动的拒绝执行中央政策（例如新二十条），并且放任基层大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外包等等，在物资配给等等一系列环节为资产阶级提供寻租的空间，资产阶级得以借助这般“假清零”压榨民脂民膏：

2022年前五个月，乓乓响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却实现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长。2019年、2020年、2021年以及截至2022年5月，乓乓响的毛利率分别为28.9%、38.2%、33.8%、53.4%，也就是说，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近半年时间，乓乓响的毛利率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11]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大多数超市及食品市场被迫关闭，导致供应短缺。与此同时，由于住宅区被暂时封锁，行动受到限制，农产品上门配送需求激增，农产品市场售价相对较高。而在此期间，仅被列为供给保障重点单位的公司方获允许提供及配送农产品与其他食品。而乓乓响就是其中的一家。[12]

而大批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基层黑社会集团，则打通了资产阶级压榨民脂民膏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中赚的盆满钵满的“团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4月份外卖物流九天净赚908.82万。我租了一些货车，找了一些关系一些人，找了认识货源供应商，然后再联系一些小区负责人。每天联系好各个小区要物资，然后发货到小区门口。算了一下上个月净赚了3006.93万，现在疫情期间我们进价比平时还便宜，卖的是进价十几倍。好多我这样的人这段时间都赚的盆满钵满。荤菜素菜一个礼包500元利润250元以上，每天发5000份的中间商多的是，有的企业一天发1万多份。”[13]

清零过程中形成的防控利益集团同上述问题形成了交叉，在地方无力承担长期清零风控、基层秩序逐渐走向黑社会化与诸侯化的情况下，防控利益集团为谋取更大利益就必须要求疫情扩大化、“清零”长期化，利用掌握的核酸检测机构干预疫情防控工作。

核酸检测机构利用虚报“假阳性”以延长疫情周期，或是虚报“假阳性”以加速疫情扩散：

11月13日上午，接到群众举报，在我市重点区域核酸检测中，内蒙古赛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错报核酸检测结果，将部分群众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反馈为阳性，给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目前，错误数据已更正，卫健系统已经依法停止了该机构的执业活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14]

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收到核酸检测样本，按照实验室检测流程，于11月23日18时许将检测结果异常人员信息推送至七里河区联防办，区联防办第一时间通知社区告知相关人员原地等待转运。11月24日1时许，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工作人员误将个别核酸检测异常人员名单信息录入阴性人员信息包中上传至工作系统，使个别待转运人员健康码显示核酸检测阴性。此次事件的发生，干扰了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和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对工作人员管理不严格，审核把关不到位。我们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予以严肃处理。[15]

防控利益集团已经在多地、多次造成“越清零、阳越多”的局面，基层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完全被愈发糟糕的封锁政策打乱。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核酸检测公司的注册时间不但与所在地每次发生疫情的时间十分接近，而且一部分公司注册时间就是在当地爆发疫情之前，也就是说，先注册，后爆发疫情。

例如太原本轮疫情开始于11月19日，而“太原核子华曦”成立于10月21日。再例如北京本轮疫情自十月份开始陆续增加，十一月初数量激增。而“北京核子华曦”成立于9月29日。还有大连10月19日时全员核酸检测尚无一例，而自从“大连核子华曦”10月14日注册之后，截至11月24日，大连日新增新冠病例67例……[16]

在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同地方资产阶级、地方官僚之间逐渐合流的情况下，利益集团要求的“共存”是通过以加剧疫情扩散为目的的“清零”来实现的，否则一旦真的取消全员核酸、物资配送等等措施，这些防控产业利益集团就无法谋取暴利了，以“清零”为名的“共存”成为地方政府实际上的政策选择。

“动态清零”，这个曾经让资产阶级短暂摆脱新冠疫情重启生产的“强国骄傲”，这个过去让资产阶级短暂利用新冠疫情打击工人阶级的“技术性武器”，这个现在让资产阶级搬起、却又狠狠砸在资产阶级脚上的“石头”。

在全国各地劳动群众反对“野蛮防控”的斗争中，“动态清零”已经面临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既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也来自资产阶级为维持劳动纪律、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正常”状态的要求，还来自地方政府日渐紧张、甚至是困难的钱袋子。

这一重大挑战既会造成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也会造成资产阶级同中央当权派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还会造成地方政府陷入自由化、诸侯化、黑社会化的局面。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矛盾正在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野反对派与中央当权派的矛盾，尽管目前出现的政治涟漪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形势，但这些矛盾的发展将会加速“动态清零”路线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