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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疆域自夏代开始形成而演进至今

2022-11-30 05:02|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2770|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就像树大必根深一样,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且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之辽阔疆域形成的根源,必然非常深远,远非西方任何国家可比。
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疆域自夏代开始形成而演进至今
邓宏海
2022-11-4 05:08 阅读量:38k+
华人号:华人头条-埃德蒙顿
摘要
夏代对中华文明由初级走向成熟所起承前启后作用,是决定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还是三千多年的关键;西方文化侵略重重围剿之下必首当其冲。夏代被否定,完全是西方殖民者自1840年来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的结果。就像西方列强侵占台湾是中国神圣统一领土一部分的沦陷一样,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附庸的疑古思潮抹杀夏代历史,是中国文明史有机整体一部分的沦陷! 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要上西方中心论的当,被诱入疑古思潮的反智陷阱,而是要做好准备实现全体爱国同胞“还我夏代”的共同心愿, 就像全体爱国同胞正在做好“还我台湾”的准备一样!为做好这个准备,请你通过此文看到:
日益富集的夏文化遗存出土的文字材料呈现,夏朝当时的文字是前甲骨文,可用来主导其同出的实物证据与相关古籍记载相对证,就像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纪》为信史那样,证实《史记·夏本纪》可信,重建夏代信史,并还原夏王国无愧于世界青铜时代早中期(2070-1600 BC)最大王国,为青铜文明和王国文明的全球化直至发展到巅峰作出奠基性贡献的真相。厉害了,我们的夏王国!一切 “大禹是虫”、“夏代是杜撰的”、“夏朝没有文字”、“夏的存在无证据” 、“无法证明二里头文化代表夏”、“商代甲骨文无夏的记载”等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疆域自夏代开始形成而演进至今
“夏朝时期,其疆域范围只局限于洛阳一带的‘中国’,到了近代前夕的清朝,中国已经统一了东亚大陆,其面积突破了1300万平方公里。”这种失真的说法,很流行,竟不知其又是疑古思潮的流毒。顾颉刚(1938)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据其不调研就想当然的“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理由,以王朝疆域为名,阐述了历代王朝的疆域。此后,大多数学者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这就为西方中心论者提供了“历史依据”来证明中华帝国与西方帝国没有区别, 都是用武力征服周边国家来扩张其领土((Grousset 1960,Nicola2002,白永瑞 2012)。至于这样以“汉族”为切入视角是否符合中国疆域史的实际,却很少有人调研。
幸好也有例外,童书业(1946)所著《中国疆域沿革略》采用了以“历代疆域范围”“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和“四裔民族”三篇建构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从云贵高原、海藏高原、蒙新高原和东北地带4个不同地域,分述苗族、越族、濮族、羌族、藏族、匈奴、鲜卑、西域白种、突厥、蒙古、貉族、肃慎等族群的历史。尽管其将中央王朝疆域与“四裔民族”分开记述,但毕竟把这二者都较为正确地纳入中国疆域范围。在此前提下,刘宏煊(1995)在《中国疆域史》中“提出了以何时的中国疆域定为正式形成的中国历史疆域的问题”,并以“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从春秋战国开始叙述;以“中国历史疆域的正式形成”则从五代开始叙述。马大正(2004)则认为:“中国疆域……秦汉时期为形成阶段。” 谭其骧(1991)鉴于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难以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准确而全面阐释;在其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提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和响应,如葛剑雄(1997)表明:“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
但是,谭其骧的叙述体系没有充分体现出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提出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为基准分割某些边疆政权归属的见解,备受中、韩、朝一些学者的质疑,很难形成广泛共识(李大龙 2020) 。在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中,李大龙(2020)提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主权国家理论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致在同一时期,主权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异曲同工,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都是从传统国家发展为主权国家”。这就直接“证明”西方中心论者提出的“中华帝国与西方帝国没有区别”说。可见,在西方中心论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学界,脱离众多先秦遗址考古材料所反映的中国疆域形成和演变的实际,一心赶西化时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本书系430多个先秦遗址与其同期国外遗址考古材料的对比研究证实:中国古代国家及其疆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内在机制与西方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自然灾害最多﹑周期性季节变化最显着的大陆性气候环境下,为应付季节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每个氏族不可避免地把掌握季节变化周期的天文历法,当成维持其生存繁衍的头等要务。在年复一年的土圭测影中终于在距今6000年左右发现了:在越是趋近中原河洛地区的地中(约北纬34o)的地方做日影观测, 其能“敬授人时”的氏族就越多。为联合最多氏族而实现大一统的历法, 即绕地中建都立国——中国,中国境内各部族为逐鹿中原开展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由此,入主中原的部族所组成的足以强大到统一最多氏族的族团为一方,其周围的各部族为另一方,必然发生守与攻的矛盾,作为贯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而不断地运动在既有统一、又有斗争的大一统状态之中。这就是史前时代炎黄民族、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民族乃至秦汉以来的汉族与其周边民族之间矛盾统一与斗争的内在原由,也是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而自称为“中国”,包括原先居住在周边地区而其后入主中原的民族,如前秦的氐族、后秦的羌族、北朝的鲜卑、金国的女真、辽国的突厥、元朝的蒙族、清朝的满族等,都自称其所主之国是“中国”的内在原因,还是古代世界各民族视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内在原因。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入主中原民族的自然凝聚力与周边民族的自然向心力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而必然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几千年来中国境内各民族得以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一统文化机制(文化基因链)(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二册、第二卷第六册)。
既然每个入主中原的族团靠其在接近地中的地方建立天文历法中心,年年提供“敬授人时”服务来凝聚其周围的氏族,确保他们不误农时而年年有收,那么,作为其回报,周围的这些氏族自会以承认其氏族族号下属于族团族号来表示对其族团首领氏族的臣服,并交付相应的贡赋,由此而形成后世所称的“朝贡体制”。起初是由各氏族以其专长职业,为族团提供贡职(专业劳务),后来逐渐发展到由各地氏族以其特产作贡品交付族团。这套朝贡体制及其配套的“五服制度”最先书面载于《夏书·禹贡》,其后直到清朝的历朝都有这样的书面文件。从这套体制的起源及其实质来看,朝贡体制和五服制度不是单方面的支配,而是多方相互服务和互助合作的结果;中国境内的中原与周边名族乃至东亚各民族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与和平,原因正在于此;即使王国发展成帝国后,中华帝国境内和周边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和平,不是完全因为中国用武力来征服周边国家,而主要是因为其境内外的诸多民族通过彼此间的合理选择与互助合作维持着朝贡和五服体制,而贯彻着其大一统机制。
由此看来,就像树大必根深一样,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且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之辽阔疆域形成的根源,必然非常深远,远非西方任何国家可比。正如拙著第二卷第三至五册所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帝族团由陕东迁入中原,历经数百年艰苦摸索,才于公元前3300年初步形成一统中原族团与周围族群的有熊国,而开启国家疆域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了五帝为首的五个族团的相继“协和万邦”的奋斗之后,创建中国第一王国——夏王国的早期华夏族团先民,于公元前2300年开始由关中地区扩散到陕北石峁再到中原、到甘青至新疆东部哈密平原、到北方至辽河流域、到西南的成都平原至古蜀国各地,不断扩展其大一统部族的疆域,从而奠定了中国大一统中原民族与周边族群之华夏疆域的基业,正式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在中国历史疆域的祖型并开启了其世代延续的过程。其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实证着夏王国当时开拓出的三大疆域:《禹贡·九州》所规定的夏王朝统辖疆域羌夏盟族人口实际控制疆域;羌夏青铜科技和文明支配疆域。本文就来依次实证这三大疆域形成和巩固其存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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